旅客(第2/2 页)

“过道里除了我还有别人，有两位女士，还没睡醒的脸上马马虎虎化了点妆，一个小老头，戴着仿麂皮手套，头上一顶旅行便帽。我讨厌早起，对我而言，世上最迷人的清晨也代替不了上午几小时的酣睡。所以当那位老先生问我是不是也要到站下车时，我只冷冷地点点头，再无下文。他说的站是一个大镇，十分钟或十五分钟后我们都在该站下车。

“白桦林突然消失了，五六幢小房子从一个小山包上倾泻下来，其中有几幢下来得太快，差点没钻到车轮底下去。接着是一座巨大的紫红色工厂大步跨了过去，厂房的玻璃窗忽闪而过。一幅十码高的广告画，上面有个人拿着巧克力向我们打招呼。又是一座工厂，明亮的窗玻璃，还有烟囱。长话短说，眼前是接近大城市时常见的景象。可是突然之间，列车痉挛一般地刹起车来，停在了一个荒凉偏僻的小站上，这叫我们大感意外。这种小站只供临时停车用，特快列车好像不在这里停车的。我发现还有出人意料的事，三四名警察早已守候在站台上。我放下一扇车窗，探头张望。‘请关上车窗。’警察中的一位很有礼貌地说。过道里的旅客显得惶惶不安。一位列车员从我身边走过，我便问他是怎么回事。‘车上有个罪犯。’他答道，接着又略加说明，说就在我们半夜停车的那个镇上，前半夜发生了一起凶杀案：一个丈夫因妻子不忠，枪杀了她和她的情夫。两位女士连声惊呼，那位老先生连连摇头。过道里进来了两名警察和一名警探，这警探长着红脸蛋，胖身材，头戴圆顶礼帽，像个书商模样。他们叫我返回自己的铺位。两名警察守在过道里，警探挨房搜查。我拿出护照给他看。他那双棕红色的眼睛在我脸上来回一扫，就把护照还给了我。我们，就是我和警探，站在狭窄的隔间里，上铺躺着一个毛毯裹身的黑身影，像一只茧。‘你可以走了。’警探对我说道，说着朝上铺的昏暗处一伸胳膊：‘请出示证件。’毛毯裹身的那人还在打鼾。我走到车门口故意停了停，这时仍能听见那人的鼾声，好像也能听出他夜里的哭声还如游丝一般响在鼾声中。‘请醒醒。’警探提高嗓门说，说着非常专业地一把抓住睡觉之人脖颈处的毛毯边扯了扯。那人动了动，却继续打鼾。警探摇摇他的肩膀。这么叫还叫不醒，倒也烦人。我掉头看着过道对面的车窗，却是视而不见，一门心思地听隔间里发生的动静。

“你想想看，我绝对没听到任何异乎寻常的事情。那个睡在上铺的人半睡半醒地咕哝了几句，警探明确地要看他的护照，又明确地说了感谢配合的话，然后出门到了另一个隔间。这就完啦。不过想想看——当然是按作家的意见来想了——假如这个脚不雅观、哭哭啼啼的旅客被证实是个杀人犯的话，那该会多么美妙啊。他淌了一夜的眼泪也能有个美妙的解释了。更有甚者，这事前前后后能巧妙地套入我夜间旅行的框架中，一个短篇小说的框架也就搭起来了。然而，生活的构思，生活这位作者的构思，总是比我们高明一百倍，这件事上如此，别的事上一概如此。”

作家叹口气，不说话了，咂巴他的烟卷。烟早就灭了，这会儿咬在嘴里让唾液全弄湿了。评论家体贴地看着他。

“你实话实说，”作家又开始说起来，“刚才就在我开始提到警察和意外停车的那一刻，你就断定那个呜咽的旅客是罪犯吧？”

“我了解你的手法，”评论家说，用手指尖戳了戳对方的肩膀，做了个他独有的手势，顺势收回手来，“假如你在写一个侦探小说，你笔下的坏人真相大白时肯定不是书中人物谁也不曾怀疑的人，而是书中人物个个从一开始就怀疑起来的人，这样就把有经验的读者愚弄一番，因为有经验的读者习惯于坏人到头来不是摆在明处的那一个。我非常清楚，你喜欢用最自然的结局创造出乎读者期待的效果。但你不可迷于此道。生活中有许多偶然之事，也有许多奇特之事。词语本身具有崇高的权利，可以提高事情的偶然性，也可以对并不意外的事情进行超验性的加工。根据你刚才所讲的这件事，加上偶然性的舞姿，把你那位旅途同行人变成杀人犯，那你就能创作出一篇非常圆满的短篇小说来。”

作家又叹了口气。

“对，对，我也这么想过。我还可以添几处细节。我可以暗示那人对妻子爱得非常热烈。要编，各种花样都编得出来了。麻烦的是，我们摸不着生活的底——也许生活想的完全是另一码事，比我们所想更微妙，更深刻。还有个麻烦是我当初不知道，今后也永远不会知道，那旅客为什么要哭。”

“我来为词语说句公道话，”评论家轻轻说道，“你是写小说的作家，至少可以想出个精彩办法：你笔下的人物在哭，也许是因为他在车站上丢了钱包。我曾经认识这么一个人，一个长相威武的男子汉，牙痛起来经常哭，甚至连嚎带叫。别，别，谢谢——别给我再斟啦。我喝够了，足够足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