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封公函(第2/10 页)

我自然被分配到最差的班级。我反正也是破罐破摔，就开始逃课。方先生的口语课是从上午七点半到九点半，我就经常睡懒觉不上课。他是位好老师，对学生亲切认真。我对他本人并不反感。实际上，我很喜欢他教学的方法—他要求我们每个学生在课上大声说英语，这样可以克服一些同学的害羞并加强对英语的感觉。他特别喜欢“苹果”这个单词，因为它的开元音能够强迫我们发音时张开嘴巴。他张嘴时就会垂下滚圆的下巴，露出整齐的牙齿，冲着我们念念有词，“张嘴吃个大苹果”。他用这种方法逐步创建我们说英语的自信心。我后来才知道，方先生在1957年被打成“右派”，下放到农村劳改了三年。我学英语的时间长了，也能分辨出他的英语发音并不像我原来想象的那般完美。他在发唇间音th的时候，舌尖总是抵不到上下牙齿之间，所以他经常把“厚”发成“吊”，“三”念成“树”。另外，他的英语发音中带着一股僵硬的口音，可能是因为他最初学的是俄语。20世纪60年代初中苏关系恶化，大学里的外语教师响应党的号召，纷纷从俄语转学英语。方先生自然也不例外。（我一直纳闷：在我们国家的领导人中谁有这样的远见，当时就能够看出历史潮流的走向。难道他或他们已经预见到二十年中英语会取代俄语，成为我国人民对外交往的最有力的语言工具？）

有天晚上，我躺在床上戴着耳机听评剧。听见有人敲宿舍的门，我也懒得起来。门被推开了，方先生出现在门口，这可让我没想到。他有点喘着粗气，羊皮帽子夹在腋下，左手提着一台浅蓝色的录音机，至少有三十来斤重（那时候轻便的盒式录音机还很稀罕）。在他冒着热气的脑门上，一个大痦子非常显眼，旁边还落着一大片正在融化的雪花。他围着一条厚厚的灰色羊毛围脖，显得他好像没脖子，身子也矮了一截。我赶忙从床上跳下来。

他在一把破椅子上坐下来，对我说：“小赵，你今天上午咋没来上课呢？”

“我病了。”

“哪儿不舒服？”

“肚子疼。”

“你不能走路了吗？”

“走两三步可以。”

“那好，你现在能说能听，我就在这儿给你上课。”

我惊呆了，一时说不出话来。他把椅子挪近了些，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一份油印的教材，说：“我们从第四课学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