似水流年(第2/3 页)

在我七岁那年，父亲带着我和老祖母——小孩子有幸得到疼爱的至亲之人——离开了欧洲。那时的欧洲正在遭受难以描述的灾难，一个堕落的国家把灾难强加给一族人民，我是其中一员。在葡萄牙，一个女人给了我一个前所未见的大橘子。客轮的尾部有两根粗短管，遮挡着弯弯曲曲的航流。一群海豚在表演精彩的空翻。祖母给我读美人鱼的故事，这鱼儿长出了双脚。好奇的微风有时候也会过来凑凑热闹，将书页乱翻一通，似乎想看看故事接下来将会发生什么。我对这次航行的记忆也就是这些了。

船到达纽约的时候，空间旅行者常常跟时间旅行者一样被古老的“摩天大楼”所吸引。其实所谓“摩天”是用词不当，因为它与天空发生联系，特别是在温室般晴暖的一天隐隐将尽时，远没有摩擦的感觉，而是难以形容的微妙、宁静。我稚气的目光穿过那些曾为城市中心增添光彩的开阔广场，看摩天大楼好像非常遥远，丁香花的颜色，水一般奇怪的质感，华灯初上时，和落霞浑然一色，半透明的建筑中脉动的内容带着梦幻般的坦诚呈现出来。

一些黑人小孩们安静地坐在人造石上。树木都有拉丁文名称，展示在树干上，就像穿着花哨、金龟子般蹲坐着的出租车司机背上贴着自己陈旧的照片画一样（在我脑海里，他们一般是和一些同样花哨的自动音乐播放机连在一起的，那里面的音乐如同便秘一般出不来，插入一枚硬币，这才神奇地一泻千里）。我们那时生活在一个身份证和表格的时代，看人看事都要通过名称和外号，不相信还有任何无名的事物存在。

最近流行一出话剧，写的是四十年代腾飞的新美国。易拉罐大行其道，但络腮胡子和衬衣硬领很可笑，不合时宜。演员们爱坐蘑菇式的旋转高背椅，我小的时候就没有这种没完没了猛转的东西。我们那时喝的是劣质的混合饮料（吸管也比现在舞台上用的吸管短得多），闷头贪婪地吸。我记得海报上浅薄的花样和低级的诗歌：一块冰冻的人造奶油沉了下去，上面冒起大量的泡沫，或者是一滴棕色稀泥一般的软糖汁，正从奶油块光秃秃的顶上往下滴。黄铜与玻璃的表面，电灯呆滞的反光，螺旋桨闪着微光，呼呼响，一张世界大战的海报，画的是山姆大叔和罗斯福那类疲惫的蓝眼睛，或者是一个下嘴唇厚得过分、穿着整齐制服的女孩（噘着嘴，摆个气哼哼要吻的模样，是一九三九年到一九五○年间流行一时的女性魅力）。还有混杂的交通噪音，从街上传来，令人难忘——声音模式和旋律特点，只有刻意分析才能知道是哪个时段的，否则听起来就是药店加金属世界的声音；在那个金属世界里，人在折磨金属，金属在反击人。

我在纽约上的学，后来移居到了波士顿，再后来又搬走了。我们似乎总是在搬家——有些新家反不如旧家。但是不管城镇有多小，我总是能找到一个修自行车轮胎的地方，一个卖冰激凌的地方，和一个放电影的地方。

山谷里似乎遭了洗劫，没有回声。这是因为要对声音进行柔和的特殊处理，使得经过压缩的语音与昏暗大厅里月白色屏幕上的一系列图片动作达到一致。一个男人一拳把他的同伴打进了高高摞起来的板材箱堆里。一个皮肤格外光滑的女孩，挑起一道弯弯的眉毛。从河对岸护林人工作的地方远远传来一记沉重的关门声，声音和画面没有配合好。

<h3>三</h3>

我已经足够老迈，能记起昔日的铁路客车。我年幼时崇拜火车，长大一点后转而关心提速问题。昔日的火车至今不时隆隆地驶过我的梦境，车窗憔悴，灯光昏暗。它们听任煤灰遮盖了自己的青春年华，色调变得与工厂车间和贫民窟的墙壁相差无几。假如不是这样，它们本身的颜色经过风雨无阻的长途征程，也就完全脱落了。说到贫民窟，那是进入城市前不可避免的景观，犹如要习得平常知识先得有语法规则并出点错一样。车厢一头堆放着低矮的学生罚站帽，用它可以软塌塌地盛一点矿泉水（一阵半透明的清凉感会传到指头上）。出水的是个小喷泉，人一碰，水就乖乖地抬头冒出来。

老人们就像比我那个时代更为古老的童话故事里的白发摆渡人，断断续续地唱着他们的“下一个”，为旅行者检票。如果旅途较长，旅客当中肯定有许多疲惫不堪的士兵，四处乱躺着；也肯定有一个精神饱满的醉醺醺的士兵，来回乱窜，只有苍白的脸色把他与死亡联系在一起。在某个特定的历史时期，这样的人总是单独出现：一个怪人，泥塑的年轻造物。一些相当现代的历史教科书将这一时期巧言称为汉密尔顿1 时期——这个称谓是一个无关紧要的学者提出的，为的是让没头脑的人受益。

不知怎么的，我那聪明却又不切实际的父亲，不能充分地适应学术环境，所以在一个地方待不了很久就要换一个地方。我现在还能清晰地回想起这一切，不过有一个大学城记得尤为真切：没有必要说出它的名字，只消说，与我们相隔三块草坪，在一条树木茂盛的巷子里，坐落着一幢房子，它现在是一个国家的麦加圣地。我记得在一棵苹果树下，阳光洒满花园的椅子，一条漂亮的古铜色猎犬，一个胖胖的长满雀斑的男孩，膝盖上摊着一本书。在树篱荫凉处，我摘下了一个伸手可及的苹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