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卷 第一章 医院(第1/4 页)
假期结束后不久，我病倒了，被送进我们的军医院。医院是距离监狱半俄里（约八百公尺）远的一幢独立房屋。那是一栋黄颜色外观、长形的单层建筑。每年夏天要用大量的赭石重新刷新外墙，巨大的院子里林立着为医院服务的各种机构和其他设施。例如医生的宿舍、办公室等等。主建筑里有很多间病房，但只有两间是犯人病房，里面总是挤得满满的，特别是在夏天，所以我们不得不经常移动病床，把它们靠得近些以挪出空间。病房里住满了“不幸”的人，首先是我们监狱里的人去那里，其次是那些原先被监禁在警卫室里的军人被告。其中有的已被判刑，有的在等待判决，有的是被转到别处去的。也有的人是从军纪营来的，这是一个奇特的机构，把军中违法和不可靠的士兵发配到那里，严格执行纪律，纠正行为，但是经过两年多后被放出来，发现他们还是些罕见的混蛋。
囚犯生了病，一般会在上午向守卫长官报告自己的病情，他会立刻记录在本子上，然后由卫兵带着纪录本，将病人送到医院里。在医院里，医生对所有从监狱里来的患者进行检查，确认真的生病再登记到医院的纪录里，正式住院就医。
我的名字被记了下来，等所有人下午都出发去工作时，我才去了医院。通常生病的囚犯自己会带些钱和面包，因为不能期望医院会在第一天就会提供伙食。另外，他们还会带个小烟斗，和一个装有烟草、打火石、打火用的铁块和引火纸的小袋子。当然，他们会把这些东西小心地藏在靴子里。我走进医院的围墙里面，对这种不熟悉的囚犯生活不免有些好奇。
这是一个温暖、沉闷、阴郁的日子。在这样的日子里，医院就更加显得死板、沉闷而且令人难受。卫兵和我一起走进接待处，那里有个淋浴缸。已经有两位病人在接待处等候，他们都是待审的被告，并有卫兵看守着。医生助手走了进来，显得没有权力似的懒懒看了我们一眼，又无精打釆地去向值班医生报告。医生很快就出来给我们作了检查，对我们非常亲切，给我一张有我名字的登记卡，以供以后记录病情、开处方，规定药的用量和饮食等等。这理所当然是病房医生应尽的责任。以前我就听说囚犯不断地夸赞他们的医生，并说医生“真的比父亲还要好！”我到医院来的时候，他们也是这样对我说的。
我们脱去衣服，换上医院里的服装和内衣，他们把我们自己的衣服拿到医院的洗衣房去。而且还发给我们长袜、鞋子和一件褐色厚羊毛长袍，长袍里面衬的不是棉布而是某种脏脏的东西，总之是件非常脏的袍子，但住院不久后我就知道了它的价值所在。随后，我们就被带到犯人病房里。病房位在一条干净的长廊尽头，无论室内室外的清洁都令人非常满意，第一次见到时，四周简直好像在闪闪发光。但这可能是因为我刚从监狱的环境来到这里，才会产生如此强烈的反差。
两个待审的被告住在左侧的病房，我则是住在右侧。病房房门用铁栓拴住，门口站着荷枪实弹的卫兵，旁边还站着一位副手。医院卫队的下士军官吩咐他们放我进去。这是一间狭长的房间，两边靠墙放着二十二张床铺，其中三四张床还是空的。床是漆成绿色的木头床，也就是大多数俄罗斯人都熟悉的那种床，由于某种原因，床上肯定会有臭虫。我的床在靠窗的一个角落。
正如我所说的，这里有从我们监狱里来的囚犯。其中有些人认识我，或者至少是见过面的。这里多数的病人都是那些待审的被告和从军纪营里来的犯人。不能下床的重症病患并不多。那些轻症病患或者即将复元的病人不是坐在床上就是在病床间来回踱步。房里还有足够空间可以走动。病房里的空气异常混浊，充满臭气和医院里特有的气味，空气中弥漫着各种难闻的药味和烟雾，病房角落里整天生着火。我的床上盖着一条有条纹的床罩，床罩下是一条打满补丁的粗布被子和很厚的床垫。其干净程度相当可疑。我床边有张小桌，上面放着一个玻璃罐和一个锡杯，锡杯上盖着一块发给我的小毛巾。桌底的木架上可以放茶壶和克瓦斯壶。病人之中喝茶的人很少。每个病人几乎都有烟斗和烟袋，甚至连肺病患者也有。他们把这些东西都藏在自己的床底下。医生和其他长官从未来检查过，即使看见有人抽烟，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装作没看见。但是病人们仍是很小心谨慎，往往窝在火炉旁边抽烟。到了晚上才会在床上抽。夜晚除了医院卫队长偶尔会来查房外，一般不会有人来巡视病房。
在那以前，我从未住过任何医院。因此我对周围的一切都感到非常新奇。同时我也注意到我引起一些人的好奇。他们已经听说过我的事情，非常不客气地打量着我，甚至还露出一种优越感，像是在学校里看着一个新生，或者像是在政府办公室里审看一位申请人一样。
我的右边床上躺着一个待审的犯人，他原是位书记官，一名退伍上尉的儿子。他因为制造伪币被拘留审判，他已经在这里躺了一年了，乍看没有什么病征，但他硬是对医生说他有冠状动脉瘤。他达到了目的：避免徒刑和体罚。一年以后他被送去T城，在那里的医院里疗养。他是一个健壮的二十八岁小伙子，为人非常狡诈，而且又懂得一点法律，是个非常聪明、不知羞耻、傲慢的家伙。他自负到了病态的程度，很严肃地相信自己是世界上最诚实可信的人，甚至坚持认为自己是无罪的。永远怀着强烈的自信心。他第一次和我谈话时就好奇地盘问我，并告诉我一些医院里的规则细节。当然他首先告诉我的是：他是上尉的儿子，似乎像个贵族一样，至少表现出自己“非常高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