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洞察之缺陷(第4/6 页)

他如今已失形，他的妻子死于瘟疫，这一死，刻意牺牲的行为就突然中止了。阿查雅决定流浪，放任双腿随意漫游。这的确是一项试探自己对世界的反应的考验。可以说，他在用一种被动的方式尝试给自己界定新的“形”。其他人如何看他？农民还认为他是婆罗门吗？其他婆罗门会认为他是婆罗门，还是个骗子？在乡村集市上，他是否会被女艺人、汽水摊和咖啡摊的污浊、斗鸡这样的低种姓娱乐诱惑？这是个“庸俗快乐的世界”，黑暗的世界，“充满欲求、复仇和贪婪的魔鬼世界”，在纤尘不染的婆罗门世界和这样的世界之间不存在折中之道。他周围都是“有目的的目光。目光流连于物……沉溺。欲望与满足的统一体，同源同生”。人被世界所界定，他们被自身所能暴露出来的污浊界定。

阿查雅被吓坏了，他觉得自己正在“从幽灵变为恶魔”。但他仍然神经质似的继续考验自己。他的种姓之罪增加了，他明白了，通过将自己暴露于污浊，他本人也成了污浊之物。他下定决心，要回到社团去承认一切。他要告诉他们他和死者的贱民情妇之间的性历险，他去过公共集市，他要告诉他们，尽管处于污浊状态（部分是因为他妻子之死），他仍然同婆罗门们同食于一座庙堂，还邀请过一个低等种姓人和他一起吃。他将不带悔恨与悲伤地说出真相。他只是告诉他们，经过一系列意外（也许并不是意外）后，他刚刚发现的内在自我的真理。

《祭礼》不是一篇容易理解的小说，可能不是所有人都会同意我的解读。译本并不总是清晰的，而很多印度教范畴的内容也不容易转译成英语。尽管如此，其叙述还是令人入迷，可以想见以卡纳达语写成的原著会有多么精彩绝伦。反婆罗门情绪（由此而扩展至反雅利安、反北方的情绪）在南方盛行，《印度画报周刊》上这篇连载作品的一些读者将它看作对婆罗门的抨击。这是一种政治性简化，不过它也显示出印度人在什么样的范围内可以接受这篇对外人来说难以理解的小说：种姓、污浊、自身的“业”的概念和失去种姓认同的烦恼。

作者U.R.阿南塔默提是个严肃的作家。他在迈索尔④大学为研究生教授英语，该大学的英语系十分活跃，他还曾在美国授课。他的学术世界似乎与小说中描述的那个社会相距遥远，很难猜测出他对那个社会的态度。阿南塔默提有意或无意地背叛了一个野蛮的文明，在那里，书籍和法律都被巫术所遮蔽，社会组织过于精微，知识、创造力与道德责任感都不能把这种社会组织激活（除非是正在迈向救赎的自我）。这里的人都是无助、贫弱、容易失衡的，他们所承袭的文明早已酸腐，他们依靠本能活着，因为种种戒律而成了残废（“我不想自己解决这个问题。我依靠神，依靠古代律法。我们不就是为这才个创造典籍的吗？”），他们建立了一个没有头脑的社会。

小说里提到了公共汽车、报纸和国大党，显示故事发生在当代。但年代似乎很遥远，甘地肯定不会走这条路。那位阿查雅对自己真实本性的恼怒之情，尽管是以宗教术语表现出来的，但仍与污浊、种姓、权力这些粗鄙的观念密不可分。阿查雅曾经一度论证，婆罗门必须只能是婆罗门，否则“正义”将行之不远。“低级种姓不会失控吗？在这个颓废的时代，普通人出于畏惧而跟随正确的道路前行，如果畏惧荡然无存，我们到哪里去找寻维护世界的力量？”这种所谓正义的一个表现就是，当一位“不可接触”的女人乞讨一个土豆，婆罗门妇女应该把土豆扔到街上，像扔给一条狗。这样污染就得以避免，正义与畏惧得以保存。

“我们印度人利用外在的现实来保持自我的延续。”苏德尔·卡卡尔对甘地一八八八年在英格兰的恍惚所作的分析，与阿南塔默提对阿查雅漫游于世界之中的精彩描写真是如出一辙。甘地在一片陌生的环境中保持着他的纯洁和自我观念。阿查雅则在聚集着不洁，他向社团叙述的不是他所见到的，也不是他决定投身的那个世界，而是他已经承受的污浊。两个人在洞察与反应方面受到同样的制约，也同样专注于自我。

不过其中有个重要的差别。阿查雅是被他已死亡的文明所囚禁的，他只能在其中界定自己。他不能像在英国的甘地那样努力找到自己的信仰，在一片更为广阔的天地中决定安身立命之所。甘地在外国社会中变得成熟，他以防御的姿态退回自我之中，潜入艰难获得的信念和誓言里，随着岁月而变得越来越固执，常常（从他的自传中可得知）在表面上追求愚行，他持续不断地被外在事件、被其他文明强迫进行再救赎和再界定：对英格兰的恐惧和陌生，通过法律考试的需求，南非的种族压迫，印度的英国权威主义（这点他通过在南非的民主斗争方式认清了）。

当甘地四十多岁重返印度求善时，他已经被塑造完成，即使到最后被政治孤立、简直要成为圣人时，他依然保持着那种由外国创造的圣雄行为方式。在独立的骚乱中（杀戮，印度和巴基斯坦之间的大规模移民，克什米尔战争），他七十八岁，仍然恪守着四十年前南非祖鲁人反叛时立下的节制性欲的誓言。不过他为发生在孟加拉的印度教徒－穆斯林之间的仇杀而义愤填膺，起身前往诺阿卡里区。这是最后一次悲伤的朝圣之旅，激愤的人们在他要走的路上撒了碎玻璃。十七年前，在印度另一端举行的食盐长征中，穷人们时常在他要经过的路上铺上清凉的绿叶。而今在孟加拉，他除了亲自出现之外再也不能做什么了，他知道这一点。尽管如此，他还是一遍遍听到自己说“我该怎么办？”在这样恶劣的时候，他所想的还是如何行动，他的确了不起。

那个阿查雅就永远也不明白这种挫折的烦恼。他拥抱“魔鬼世界”，刻意纵容他新发现的本性，正如他刻意纵容旧时本性，他将继续自我关注；他的自我专注和他还是善人时的自我专注一样空洞无物。他不会像甘地一样意识到世界的不完美，意识到某种方式可能会让这个世界臻于正确。时代在颓败，阿查雅如此认为（或者说，当他是善人时这样认为）。不过这只是因为低种姓的人们失去畏惧、失去控制，唯一的解答是更伟大的正义，更多地退回自我，更远地逃避世界，为更本能的生命而奋争，那里对现实的接受更为薄弱，思想“只是一种知觉，一种困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