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说俄语(第2/4 页)

老人的谈话中还有别的新奇事儿，我觉得不好理解。我们说到巴黎和法国人，他忽然问我：“我的朋友，告诉我，巴黎最大的监狱是哪一所？”我说不知道，然后就跟他讲起了一出写狱中女性的法国讽刺剧。

“那有什么了不起的，”马丁插嘴道，“举个例子，人们都说监狱里的女人把墙上的石膏刮下来，当做粉底抹在脸上、脖子上等地方。”为了证实他的说法，他跑进卧室，拿来一本大部头的书，是一位德国犯罪学家写的。他翻到其中一章，专写监狱里的日常生活。我试图转换话题，但无论我选什么话题，马丁都能巧妙地把它转回来，于是我们不知不觉地讨论开了终身监禁是否和立即处决一样人道，罪犯们为越狱逃往自由世界都能想出哪些妙法。

我越看越糊涂了。彼佳是个爱拨弄机械东西的人，这会儿正用小折刀拨弄他的手表发条，边拨边暗自发笑。他母亲在做针线活，时不时用胳膊肘把面包和果酱推到我面前。马丁五指紧攥着腮下凌乱的胡须，黄褐色的眼睛朝我侧目一闪，突然间藏在心里的话涌了出来。他朝桌上猛击一掌，转眼对着儿子：“我再也忍不住了，彼佳，我要在崩溃之前全都告诉他。”彼佳默默地点点头。马丁的妻子站起来，准备去厨房。“瞧你那张碎嘴。”她说，一个劲地直摇头。马丁一只手按住我的肩膀，使劲摇了我一下。假如我是园中的一棵苹果树，他这么一摇，苹果也就悉数从我身上掉下来了。他盯着我的脸，说：“我有言在先。我马上要给你说一桩秘密，一桩天大的秘密……我不知该如何开口。记住了——听了一定守口如瓶！明白吗？”

他欠身靠向我，把我浸在烟草味和他身上特有的老年人气味之中。不过他讲的故事的确不同寻常。4

“事情就发生在那天你离开后不久，”马丁开始说起来，“一位顾客走了进来。他显然没有注意到窗子里面的告示牌，因为他用德语跟我打招呼。我要强调一下：他要是看见了告示牌的话，就不会踏进一个流亡人士开的小店了。我一听他的发音，马上认出他是个俄国人。那张脸也是俄国人的脸。我当然说起了俄语，问他要什么价位、什么种类的烟。他瞅我一眼，好像觉得又意外，又不高兴。‘您凭什么认为我是俄国人？’我记得我给了他一个十分友好的回答，然后开始给他数烟卷。正在这时候，彼佳走了进来。他看见我的这位顾客后，十分平静地说了句：‘可真是相见恨晚啊！’话音未落，我的彼佳迈步走近那人，砰地一拳砸在那人脸上。那人僵住了。彼佳之后跟我解释，说刚才发生的一幕并不是一拳将人击倒在地，那是一种特殊的攻击：后来证明彼佳这一击的威力稍后才显露出来。那人爬起来，走了出去，看上去就像站着睡着了一般。接着他开始像座斜塔似的缓缓向后倾倒。彼佳绕到他后面，从腋下托住了他。这实在是太过意外的事情。彼佳说：‘爸，来帮我一把。’我问他这是要干什么，彼佳只又说道：‘帮我一把。’我深知我的彼佳——傻笑什么，彼佳——深知他有他的道理，做任何事都经过深思熟虑，不会无缘无故将人打昏。我们把那个不省人事的家伙从店里拖进走廊，再拖到彼佳的房间里。就在这时候，我听见一声铃响——有人进了铺子。当然，所幸早些时候还没人进来。我返回店里，做完买卖。这时好巧，我妻子也上街采购回来，我立即把她推到柜台上守候，自己则没说一句话，迅速返回彼佳的房间。那人躺在地上，两眼紧闭，彼佳坐在桌旁，沉思着翻检一些东西：一个很大的皮革香烟盒，五六张色情明信片，一个钱包，一本护照，一把老式的但分明很好使的手枪。他立即解释道：我知道你肯定胡思乱想了，这些东西都是从此人衣袋里拿出来的。他不是别人，正是那个外交官——你记得彼佳的故事——就是他说过白军的残渣余孽之类的怪话，对，对，正是同一个人！再说，从某些文件看，他还是一个格伯乌5 ，这种人我以前见过的。‘说得好，’我对彼佳说，‘就凭这你就打人专打脸。他该不该受你这一拳暂且不论，可请给我解释，眼下你打算怎么办？显然你忘了你姑妈还在莫斯科。’‘是呀，这我倒是忘了，’彼佳说，‘我们必须想点办法。’

“我们想了办法。首先，我们找来一根粗绳，然后在他嘴里塞了一块毛巾。我们正在捆他时，他苏醒过来，睁开了一只眼。我挨近瞅瞅，让我告诉你，那张脸看上去不但难看，也很蠢笨——前额上，小胡子一带，还有蒜头鼻子上，长满了癞疥疮。彼佳和我让他躺在地板上，我舒舒服服地坐在旁边，开始了一场司法讯问。怎么问我们讨论了好一阵。我们关心的倒不是他那句侮辱言词——那当然是小事一桩——我们想更多地了解他的整个职业，也就是说，要了解他在俄国做过的事情。被告准予得知我们的最后决定。我们除去他嘴里的毛巾，他呻吟一声，噎了一口气，什么也没讲，只口口声声说：‘你等着，你等着……’毛巾又塞进他嘴里了，司法程序又开始了。最初我们的意见有分歧。彼佳要判他死刑。我则认为他是该死，但建议判为终身监禁。彼佳想了想，同意了。我又补充说，虽然他肯定做了坏事，但我们无法给他定罪。他从事的工作本身就是一种犯罪，那么我们的任务只限于让他不能再害人，也就到此为止。后来如何，且听我马上道来。

“我家门廊尽头有一间浴室，很黑很黑的一个小房间，里面有一个涂了彩釉的铁浴缸。水经常罢工。偶尔也有蟑螂。房间之所以很黑，是因为窗户极其窄小，又正好开在天花板下方。除此之外，窗户正对面，三英尺开外，就是一堵坚固的砖墙。我们决定就把囚犯关在这个隐蔽之处。这是彼佳的主意——对，对，是彼佳，我实事求是。要关人，这囚室自然得收拾一番。我们开始把那人拖进走廊，这样我们工作的时候，他就在我们眼皮底下。我的妻子也来了。快到晚上了，她刚刚锁好了铺子，往厨房走时路过这里，看见了我们。她非常惊讶，甚至来了气，但听了我们的解释，也就理解了。真是个乖女孩。彼佳开始把我们放在厨房的一张结实的桌子拆开——卸下了桌脚，剩下桌面一块平板，用锤子打进浴室的窗户堵上。然后他旋下水龙头，移走了圆柱形热水器，在浴室地板上放了一个床垫。当然第二天我们又做了多种改进：换了把锁，装了一个固定插销，还把堵窗户的板用钉子钉牢——做所有这些事，当然不能弄出太大动静。你知道的，我们没有左邻右舍，但还是应该小心谨慎。结果就做成了一间真正的囚室，把这个格伯乌家伙带了进去。我们解开绳子，松开毛巾，警告他要是喊叫，就再次捆起来，捆上好久。看他也明白浴缸里放的床垫是为谁准备的，我们也就放心了，便锁好门，然后一整夜轮流值班看守。

“此时此刻标志着我们开始了新的生活。我不再单单是马丁·马丁尼奇，也是看守长马丁·马丁尼奇。起初关在里面的人对所发生的事摸不着头脑，所以没有过激的反应。然而，没过多久，他恢复到了正常状态，当我们给他送来晚饭时，他狂风暴雨般地破口大骂起来。他骂的那些脏话我不能重复，我只能说他大骂我亲爱的已故母亲，给她扣上种种奇怪的罪名。我们决定让他彻底明白他现在处在什么样的法定地位上。我解释说，他将会被一直这么关下去，一直关到死。我要是死在他前头，就把他当作一笔遗赠交给彼佳，我的儿子又会相继把他传给我未来的孙子，一直这样传下去，把他变成一个家族传统，一个传家宝。我顺便提到，万一我们不得不搬家，搬到另一所柏林的公寓房里，那也会把他五花大绑，装进一个特殊的大箱子里，轻轻松松地和我们一起搬走。我继续给他解释，他只会在一种情况下得到大赦，那就是，布尔什维克像泡泡一样破灭之日，也就是他获释之时。最后我承诺给他好吃好喝——比我被契卡6 关起来的时候好得多。还有，给他一点特权，有书可读。事实上，直到今天为止，我认为他对饭菜不曾抱怨过一次。不错，最初彼佳曾建议给他吃干鱼就行了，可是他找来找去，柏林就是找不到苏维埃的鱼。我们不得不给他吃资产阶级的饭。每天早晨准八点，我和彼佳就进来，在他的浴缸旁边放一碗热肉汤，一长条全麦面包。与此同时，我们订购了一把夜壶，是一件专门为他所用的灵巧设备。下午三点钟，送给他一杯茶，七点钟将会再送些汤。这套食谱是按照当时欧洲最好的监狱里使用的一套食谱制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