忙人(第2/4 页)

如此等等。不过注意了——他一开始就说“死在决斗中”，这就意味着他有预感。迷信也许是戴着假面的智慧。我怎么做才能停止这样的想法呢？我在孤独中又能做什么呢？”

他来自普斯科夫，有一个小小的演出公司，一九二四年在里加结婚。当年演出的台词是什么？——该他上场之前，他摘下眼镜，给他死气沉沉的小脸上涂上油彩，这时有人看见的话，就会发现他长着一双灰蒙蒙的蓝眼睛。他妻子是一个高大强壮的女人，一头乌黑的短发，肤色发亮，但肥胖的后颈上长满了粉刺。她父亲是个家具商。婚后不久，格拉夫就发现妻子愚蠢粗俗，还是罗圈腿，每说两个俄语词，就要夹杂上十来个德语词。他明白他们早晚会分手，但他隐隐觉得她实在可怜，分手的决定就一拖再拖，直到一九二六年，她和拉奇普莱西斯大街上的一个熟食店老板一起背叛了他，他才下定决心离开，从里加搬到了柏林，在柏林的一家电影制片厂谈好了一份工作（该厂很快就倒闭了）。他穷困潦倒，孤苦伶仃，生活没有规律，每天泡在一家便宜的酒吧里，埋头写他的时政诗。这就是他的生活方式——日子过得毫无意义——空虚无聊，也就是三流的俄国流亡人士过的生活。可是大家都知道，人的意识并不取决于这样或那样的生活方式。不论在相对轻松的日子里，还是在开始啼饥号寒的日子里，格拉夫伊茨基都过得还算快乐——至少在厄运到来那一年之前都算过得快乐。他可以称得上一个“忙人”，这给了他一种非常好的感觉，因为他忙活的事就是他自己的灵魂——既然是这样的情形，那就没有闲与忙的问题。我们在讨论生活的透气孔，一次被忘却的心跳，怜悯，突然想起的往事——那阵芳香是什么？它让我想起了什么？为什么就没人注意到，即使在最无聊的街道上，每一座房子也都不太一样？世界是如此丰富多样，房屋那么多，家具那么多，各样物品那么多，看起来毫无用处的装饰品也那么多——对，毫无用处，却充满无私的、一心奉献的魅力。

让我们实话实说。世上有许多人，其灵魂已沉沉入睡。相反，也有许多人，有原则，有理想——痛苦的灵魂饱受信仰和道德问题的折磨。他们不是敏感的艺术家，但灵魂就是他们挖掘的宝藏。他们用宗教良知的挖掘机越挖越深，原罪、小罪、伪罪如黑煤尘一般呛得他们头晕目眩。格拉夫不属于这类人：他没有特定的原罪感，也没有特定的原则。他自个儿忙碌，全为他自己，就像有些人研究绘画，有些人收藏小东西，有些人辨认复杂的手稿。手稿前后置换的地方很多，插入的东西也很多，页边上还像是胡思乱想地信笔乱画了不少，也随意删除了不少。这些删除了的东西烧毁了大量意象之间相互联系的桥梁——把这些被毁的桥梁再造出来，真是太有意思了。

现在他的研究被另外一些想法打乱了——这是他没有料到的，使得他万分痛苦——该如何是好呢？在窗前徘徊一阵后（尽最大努力寻找防守之道，抵御这个可笑、渺小，却又摆脱不开的想法：再过几天，六月十九日，他就到了童年之梦中提到的那个年龄），格拉夫轻轻离开渐渐昏暗下来的房间。房间里所有的物品都不再固定，而是随着昏暗的波涛轻轻地起伏，像是大洪水中漂浮的家具。天还没有完全黑——但不知为何，一看灯早早亮起，人的心也随之紧缩。格拉夫立刻注意到一切都不对劲了，一种奇怪的不安感觉蔓延开来。人群聚在街头，做着神秘的笨拙手势。他们走到街道的对面，到那里后又指指远处的什么东西，然后便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模样诡异，如同动物冬眠。暮色昏暗，名词消失了，只有动词留下来——或者说只留下不多几个动词的古老形式。这样的情况可能意味深长：比如，意味着世界末日。突然，他感到全身每一个关节又麻又痛，他明白了：那里，就在那里，穿越楼房间狭长的街景，一艘飞艇漂浮而过，轮廓轻柔地映在明晰的金色背景中，在一朵灰色长云下面，很低，很远，很慢，也是灰色的，也是细长的。它移动得那么古雅，和傍晚无比美妙的夜空交融在一起，橘黄的光线，蓝色的剪影，看得格拉夫的灵魂都要出窍了。他把它当作是一种天体象征，一个古老的幽灵，让他想起了自己大限将至。他在心中默念这无情的讣告：我们尊贵的合作者……英年早逝……我们如此了解他……如见其幽默……如见其庄重……更令人难以置信的是，讣告从头至尾又转述了普希金……“那冷漠的大自然会闪闪发光……”——报纸的花朵，国内新闻的杂草，社论的牛蒡草。

在一个安静的夏日夜晚，他过了三十三岁。一个人待在自己的屋子里，穿一条长衬裤。裤子上有长条纹，像囚犯的裤子一样。他没有戴眼镜，眼睛眨巴着，庆祝他不请自来的生日。他没有邀请任何人，原因是害怕别人的突然出现，像一面小镜子被打破；要么是害怕谈论人生脆弱。客人的头脑里不知会想起什么来，一旦说起人生脆弱，肯定会使之成为不祥之兆。别走，且留片刻——你说得不如歌德好——不过还是别走。在这里，我们有个独一无二的人，有个独一无二的环境：书架上有久经风雨的旧书，有一小杯酸奶（据说可益寿延年），清洁下水管道用的簇毛刷子，一册厚厚的相片簿，灰白颜色，格拉夫把什么东西都往里面贴，开头贴着他的诗作剪辑，最后贴着一张俄国的电车票——这就是格拉夫·耶茨基周围的东西（格拉夫·耶茨基是他的笔名，是在一个雨夜等下一班船的时候想到的）。此刻，这个长着招风耳、嗓音嘶哑的矮个子男人正坐在床边拿着他刚刚脱下的紫色破洞短袜。

自此以后，他开始惧怕一切事物——电梯、草稿、建筑工地上的脚手架、街上的汽车、示威者、修理电车电缆的货车吊机平台，还有煤气厂巨大的房顶，怕这东西在他去邮局的路上经过时可能爆炸。邮局那里就更可怕了，一个大胆匪徒戴着自制面具，会来一通射击狂欢。他意识到他的思想状态很可笑，但又无可奈何。他试着转移注意力，去想些别的事情，却也是枉然。思绪就像一辆雪橇马车疾驰而过，就在每一道思绪后面的踏板上，站着无时无刻不在的马车夫斯马利。另一方面，他不遗余力地投给各家报纸的时政诗歌变得越来越戏谑，艺术性也越来越差（没有人温故知新，从他现在的诗作中注意到死之将近的预感），那些木然的对偶句，韵律让人想起农人和熊玩跷跷板的俄罗斯玩具，还让“shrilly”与“Dzhugashvili”押韵。2 正是这些对偶句，而不是任何别的东西，最终变成了他本人最本质的写照，最能反映他的实际情况。

依常理，灵魂永生的信仰是禁止不了的。不过这里头有个可怕的问题，据我所知，这个问题还不曾有人提出过（格拉夫边喝啤酒边沉思）：灵魂要通往来世，会不会受到无端变故的阻碍，如同一个人要生在这个世界上，会遭遇各种不幸一般？难道人活着时就不能想想办法，采取一些心理的甚至物理的措施，帮助灵魂成功地通往来世？具体有哪些方法？人应该有何预见，有何储备，有何规避？可不可以把宗教（格拉夫争论道，他还游荡在昏暗下来的酒吧里，酒吧里已空无一人，椅子也在打哈欠，被放在桌子上睡着了）——把宗教，用神圣的图画盖住生活之墙的宗教——看作有助于创造有利环境的东西？（同样的道理，根据某些内科医生的说法，专门给一些胖脸蛋的好看婴儿拍些照片，用来装饰怀孕妇女的卧室，此法对其子宫中的胎儿大有益处。）但话说回来，即使采取了必要的措施，也知道了X先生（喝这样或那样的牛奶，听这样或那样的音乐——也就是说喝啥听啥都可以）为什么安全地通向了来世，而Y先生（他的营养略有不同）为什么卡住没过去，死在这个世界上了——难道就不存在别的险情，正好发生在通往来世的那个关键时刻？这种险情不知为何就挡住通往来世的道路，从而毁了一切。请注意，就是动物或普通人，大限一到，也会悄然离去：不要打搅，不要妨碍我完成我困难而又危险的任务，就让我平静地向不朽的灵魂过渡吧。

所有这些想法已经让格拉夫颇感压抑，但还有更差劲、更可怕的想法，那就是压根就没有“来世”这回事，人生固有一死，就像巨大浴缸里的肥皂泡，在如雨喷洒的水龙头下方飞舞，最终破灭一样。格拉夫坐在市郊一家咖啡馆的露台上看着雨水管的喷头——雨下得很猛，秋天来了，他已经到了那个预言式的年龄，又过去四个月了，现在死亡将随时来袭——柏林附近的松林泥炭地阴沉昏暗，去那里是极其冒险的。不过，格拉夫心想，要是压根没有来世，那么与独立灵魂这种想法相关的一应事情也就随之消失了，也就不会有什么不祥之兆或警示之兆了。万事大吉，让我们变成唯物论者，所以说我这种遗传良好的健康之人也许能再活半个世纪之久呢，那么何必在意神经过敏的幻觉呢——它们只是我社会地位暂时不稳的结果，人之所以不朽，是因为他的社会地位不朽——资产阶级的伟大地位（格拉夫继续想，脑中此刻高声响起令人不快的激励之词），我们又伟大又强大的阶级一定会征服无产阶级这只九头蛇怪，我们这些奴隶主、粮商，还有他们的忠诚诗人，肯定会登上我们这个阶级的高台（请更激昂些），我们所有人，所有国家的资产阶级，所有大地上的资产阶级……各民族的资产阶级，起来，我们的石油狂人（或者黄金狂人？）kollektiv3 ，打倒平民的胡乱创造——现在，只要有“团结”意思的动词副词都可以入诗为韵，然后再来两句重复诗行：起来，各国各地的资产阶级！我们神圣的资本万岁！节拍延长（只要有“各国”字样的都延长），我们的资产阶级国际歌！这样的结果有趣吗？好玩吗？

冬天来了。格拉夫从邻居那儿借了五十马克，买了东西吃了个饱，因为他不打算给命运留下丝毫漏洞。那位古怪的邻居初来乍到，住了五楼两间最好的屋子，竟然自觉自愿（自觉自愿！）地给了他钱财资助。他叫伊万·伊万诺维奇·恩格尔——一个矮胖的好好先生，一头灰发，看起来很像大家心目中的作曲家或者国际象棋大师。但实际上，他代表着某个外国机构（非常外国，也许来自远东，或者来自天外）。有时在楼道里偶然相遇，他总是亲切地笑笑，有点怯生。可怜的格拉夫把这份好意解释为他的邻居是个没有文化教养的商人，与文学无缘，也没去过别的人类精神的度假山庄，一见他格拉夫伊茨基这个梦想家，便不由自主地肃然起敬。这份敬意挺受用，也挺吓人的。不管怎么说，格拉夫自己的烦心事太多，顾不上关注他的邻居。但他倒是有意无意地一直在利用这位老先生天使般的善心——比如，夜里没有烟抽，熬不住的时候，他就会敲恩格尔先生的门，讨根烟抽。但他并没有真正和他拉近关系，老实说，还从未请他进屋里一叙。（只有一次例外，那晚灯坏了，房东太太正好选了那晚出去看电影，这位邻居便带着一个崭崭新的灯泡过来，小心翼翼地给安上了。）

圣诞节，几位文学界的朋友邀请格拉夫参加一个yolka（圣诞树）晚会，晚会上听了各种谈话，他怀着沉重的心情自忖这是他最后一次看这些花花绿绿的小装饰了。又有一次，在宁静的二月子夜时分，他注目苍穹良久，突然觉得人类的意识如沉沉负重，压得他难以承受。人类的意识是不祥的、荒唐的奢侈品：一阵痛苦的痉挛，抽得他大口喘气，繁星点点的天空如怪物一般摇摆起来。格拉夫拉上窗帘，一只手放在胸口，另一只手敲响了伊万·恩格尔的房门。恩格尔带着亲切的微笑和一点点德国口音，递给他一些缬草药剂。顺便说一下，格拉夫进门的时候，正好看到恩格尔站在他的卧室中间，往一只杯子里滴那种镇静剂——毫无疑问，这是他自配自喝的。只见他右手拿着杯子，左手高高举起，握着暗红色的瓶子，默默地移动嘴唇，数着数：十二，十三，十四，然后突然加快，好似踮着脚尖飞跑一般，数到十五，十六，十七，然后又慢了下来，数到了二十。他身穿一件淡黄色的睡袍，一副夹鼻眼镜横跨在他专心致志的鼻子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