婉言相告(第1/3 页)

欧金尼娅·伊萨科夫娜·明茨是个流亡的老寡妇，总是穿身黑衣服。前一天她的独生子死了，至今她还不知道。

一九三五年三月的一天，雨后清晨，柏林地平线上楼房的倒影相互辉映——杂色的锯齿形楼房和平房混在一起。欧金尼娅·伊萨科夫娜的老朋友切莫比尔斯基夫妇早上七点左右收到来自巴黎的电报，两小时后一封航空信也到了。米沙干活的那个工厂的厂长说可怜的年轻人从楼顶掉进了电梯井，痛苦地撑了四十分钟：人虽然昏过去了，可还是不断地发出可怕的呻吟，直到最后一刻。

这时候，欧金尼娅·伊萨科夫娜也起床了，穿好衣服，瘦瘦的肩膀上交叉着围上一条黑色的羊毛披肩，到厨房煮了些咖啡。她煮的咖啡香气扑鼻，味道纯正，和她口中“又小气，又没文化的野兽”女房东多克托尔·施瓦茨太太相比时，她常引以为傲。欧金尼娅·伊萨科夫娜已经整整一个星期不和房东太太讲话了，这也不是她们第一次吵架。不过，她跟朋友们说起来时，总说自己无意搬走，理由嘛也很多，一条一条的，不嫌啰嗦。要是决定和谁断绝关系，她占有一个明显的优势；只要关上那个像黑色小拎包一样的便携式助听器就行了。

她提着咖啡壶走过门厅准备回房时发现地上有张明信片，是邮递员从门上的投信缝隙塞进来的。明信片是儿子寄来的。切莫比尔斯基夫妇通过更先进的通讯方式知道了米沙的死讯，其结果便是她现在读到的这几行字（实际上不是她儿子写来的）。她的房间很大，但不舒适，她一手提着咖啡壶，站在门槛上读。知道内情的人见此情景，会觉得这几行字犹如陨落之星尚存的余光。明信片上写道：亲爱的穆力克（她儿子从小对她的昵称），我一直拼命工作，晚上滑了一跤，哪儿都去不成了。

两条街之外，一所同样塞满异国杂物的奇怪公寓里，切莫比尔斯基今天没有下楼，正从一个房间踱到另一个房间。他长得又肥又壮，秃顶，浓眉毛弯弯的，嘴却很小。他穿着一套深色西装，但没有戴硬领（硬领和打在硬领上的领带像个牛轭一样挂在餐厅里的一个椅背上）。他一边走，一边无奈地摆手，说：“该怎么告诉她呢？说了她非哭不可，那该想点什么办法呢？上帝，真不幸啊。她肯定受不了的。她那可怜的心脏啊，会爆裂的。”

他的妻子抽着烟，边哭边挠她白发稀疏的头，分别打电话给利普什泰恩夫妇，列诺什卡，奥尔尚斯基医生——但就是下不了决心自己先到欧金尼娅·伊萨科夫娜家去。他们家的房客是位女钢琴家，胸部丰满，戴着夹鼻眼镜，富有同情心，经验也丰富，建议切莫比尔斯基夫妇先别急着告知实情——“这个打击她反正受不住，不如晚点说吧。”

“可是话说回来，”切莫比尔斯基歇斯底里地叫道，“这事也不能往后推啊！明摆着不能往后推！她是做母亲的，会想到去巴黎看看——这谁说得准呢？我说不准——要么她想让儿子回家休养。可怜的米沙，可怜的孩子啊，还不到三十岁，好日子正等着他呢。想想这工作还是我帮他找的呢，想想啊，要是他没去那倒霉的巴黎……”

“好了，好了，鲍里斯·利沃维奇，”女房客冷静地说，“谁能料到呢？和你又有什么关系呢？你的想法真是可笑。总而言之，我必须顺便说说，我还不清楚他是怎么摔下去的。你们清楚吗？”

欧金尼娅·伊萨科夫娜喝完咖啡就去厨房冲洗杯子（根本不管施瓦茨太太在不在），然后挎上黑网兜，提上手提包，打着伞出门了。雨淅淅沥沥下了一阵就停了。她收起伞，继续沿着闪着水光的人行道走。她身子仍然挺得笔直，两条细腿上穿着黑色长袜，左腿上的袜子褪下去了一点。可以看出，她的脚不成比例，有点大，走起路来有点拖拉，脚指头也露出来了。不戴助听器的话，她就是个彻底的聋子。就是戴上，耳朵也很背。小镇的嘈杂声对她而言就是她血液的流动声。在这样已成习惯的背景中，周围的世界与她相安无事——行人是橡胶人，狗是毛绒狗，电车寂静无声——飘在头顶上的轻盈无比的浮云，好像零星透出点点蓝色。她在这一片寂静中行走，面无表情，但整体来说还是满意的：穿着黑衣，受着耳聋的迷惑和限制，东西嘛有眼睛盯着，事情嘛，心里各色各样都想着。她现在在想，明天，是个假日，可能有人来访。她应该买点上次买的粉色烤饼和俄罗斯小店里的marmelad（加了糖的水果布丁）。还有那间面饼小店，那里买的东西样样新鲜，不妨去买个十来种。一个戴圆顶硬礼帽的高个子男人朝她走来，她觉得此人好像来自远方（事实上也相当远），更为可怕的是，他长得像艾达的第一任丈夫弗拉基米尔·马尔科维奇·维尔纳。他因心脏衰竭，孤零零死在了卧铺车厢里，好悲惨。路过钟表铺时，她记起来该把米沙的手表拿回来。表是米沙在巴黎摔坏的，通过okaziya（即有人到那个方向去旅行，顺便托他带去）带给她。她走进了钟表铺，悄无声息，小心着没有擦碰到任何东西。钟摆晃动，各晃各的，各走各的时间。她从大一点的普通手袋里拿出了个钱包模样的小东西，急急地戴上，从前做这么快的动作还不好意思。钟表商熟悉的声音远远传来——起初很响——接着消失了，然后冲到她跟前猛响起来：“Freitag1 ……Freitag——”

“好了，我听见了，下个星期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