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两个极端(第2/4 页)

虽然如此，但也有不少迹象显示他确也喜欢这位朋友。就我们所知的情形而言，克尼克之所以对他发生兴趣，并不只是因为后者具有卓越的才能，突出的风采和悟性——尤其是对一切珠戏问题的敏悟能力。克尼克特别感到兴趣的，不仅是他这位朋友的长处，还有他的缺点，他的多病，使得其他华尔兹尔人感到烦恼且往往难以忍受的那些特性。这个怪人是个十足的卡斯达里人。他的整个生活情调，虽非外人所可想象，但与卡斯达里的文化气氛和水准却完全一致，若非他的性情太怪且过于难以相处的话，“卡城骄子”这个绰号对他倒是名实相当。可惜这个骄子简直无法与他的同伴相处；他在他的同伴面前跟在他的长官面前一样不受欢迎。他经常打扰别人，一再侵犯他人，因此，如果不是他这位细心朋友给他坚定的保护和引导的话，他早就毁在他自己的手里了。因为，他被指为病态的地方，大体上只是一种缺陷、一种性格上的弱点、一种强固的执拗。他的态度与行为完全属于个人主义，与教会制度根本不相为谋。他适应教会组织的生活，只是勉强合乎此种制度的要求而已。

作为一个卡斯达里人，他是一盏良好的灯，甚至是一盏光灿的明灯，因为，他不但有多方面的心智，对学术与珠戏两者都很积极，而且能够不眠不休地苦干实干；可惜他在性格上，在对教会组织与德育所持的态度方面，纵然不是一个十分低劣，也可算是一个非常平庸的卡斯达里人了。他的最大缺陷是经常轻忽打坐的工夫，从来不肯认真实行。实在说来，打坐的目的就在使人适应教会生活，并且，如加以适当运用，也许早就治好他的神经衰弱症了。由于打坐对他绝对有益，因此，每过一段行为不良、过于兴奋，或心情抑郁的时间之后，他的上级都要他在严格的监督之下依照规定实行打坐，以为锻炼。即连性情敦厚，宽于待人如克尼克那样的人，也不得不时常采用这个办法，借以培植他的定力。毫无疑问的是：德古拉略斯是个十分任性、脾气执拗而又不肯合群的人物。他经常卖弄他的知识和学问。他一旦戴上高帽子，就会变得得意忘形，而显得才情焕发、口不饶人，灵思泉涌、大言不惭。但基本上，他是一个不可救药的家伙，因为他从来不肯接受矫治；对于和衷共济，以及个人与团体的关系，他根本不管。他只爱他的自由，永远处于学生的状态，宁愿一辈子做那尾大不掉的独行客、有才能的愚人和虚无主义者，也不肯走顺从教会组织、以求安静的路子。他对安静满不在乎，对于教会组织毫无敬意，对于申诉和孤立，也是心不在焉。不用说，在一个重视和谐和秩序的团体里，他确是一个碍手碍脚、难以融化的分子。然而，虽有这种难以同化的麻烦，但在这样一个注重整洁的小世界中，他却是不安生命的一股永恒清泉、一种责备、一种谏言和警告，激发新颖、大胆、禁忌、无畏意念的一种警策，牧群之中一头顽固不化的山羊。因此，在我们看来，这就是他的朋友克尼克之所以爱惜他的根本原因。

当然，克尼克对德古拉略斯的友谊，总是含有一些怜悯的成分。他为这位朋友所具的那种隐含危机，往往不快的状态，付出了一份道义之交的感情。但是，如果仅凭此点的话，克尼克一旦肩负重职而为工作、任务，以及责任所累之后，此种友谊就不足以维持了。我们认为，德古拉略斯对于克尼克的重要性，实在并不亚于戴山诺利和约可伯斯神父。尤甚于此的是，他在克尼克的生活中，正如另外两位一样，乃是一个有力的要素，一扇展望新境界的小小门窗。我们认为，克尼克在这位奇特的朋友身上感到了一种典型的特色。随着岁月的增长，他逐渐明白到：这是一个尚未出现的典型——除了德古拉略斯。因为，卡斯达里的生活如果没有新境遇、新力量注入新生命的话，德古拉略斯可能就成了卡斯达里人的一个前兆了。跟绝大多数的孤独天才一样，德古拉略斯也是一个先驱。实际上，他是活在一个虽然尚未存在，但将来可能出现的卡斯达里之中，活在一个虽仍远离俗世，但内部已因老迈、已因静坐德育的松懈而日渐退化的卡斯达里之中，活在一个心智仍可高翔、仍可专诚致志于崇高目标的卡斯达里之中——但这个已有高度发展、自由翱翔的知性文化，除了以自高自大的心态欣赏它那娇生惯养的成员之外，已经不再含有任何目标了。克尼克看出德古拉略斯一身而兼两个特点：既是卡斯达里培植出来的微妙才华的具体化身，又是此等才能的失德、堕落的一个先兆。职是之故，若要避免卡斯达里沦为满布德古拉略斯族类的梦魇之境，应该采取适当措施了。

此种危险虽然仍颇遥远，但已出现了。正如克尼克所知的一样，只要卡斯达里将它那贵族式的孤立围墙筑高一点，只要让教会组织的纪律松弛一点，只要将教士的德育降低一点，那么，德古拉略斯就会不再是一个怪人了；那样的话，他就变成一个颓堕的卡斯达里的原始典型了。克尼克导师的深切洞察，他所关切的一切根源，乃是：此种颓废的潜在势力已经形成了。此种败落的倾向已经存在了，实在说来，已经展开了。关于此点，假如这个未来的卡斯达里人，如果没有活在他的身边，如果对他没有如此适切的认识，他也许要很迟才会明白，也许永远没有明白的一天。克尼克的敏锐本能使他感到，德古拉略斯是个危险的信号，就如一位很有悟性的医生看出第一个得了某种新奇病症的患者一般。而德古拉略斯又绝对不是个泛泛之辈；他是一个贵族，一个才华出众的人物。即将落在这位先驱人物德古拉略斯身上的此种怪病，万一因为传播开来，改变整个卡斯达里人的形象；这个学区和教会组织，万一有了潜伏其中的那种退化的病态模样的话，那么，这些未来的卡斯达里人，可就不全都是德古拉略斯其人了？毕竟说来，并不是每一个人都有他那种难得的才能，他那种忧郁的性情，他那种闪烁的热度和绝妙的艺术手法；相反的，他们大都将会只有他那消极的一面：他那不可信赖的特性、他那浪费才能的倾向、他那缺乏纪律或没有团体意识的性情。在焦虑不安的时候，克尼克似乎曾经有过此种阴暗的预感；因此，不用说，他必然费了很大的精神，才能克服心头的这些暗影——部分以静坐为法门，部分以积极工作为手段。

德古拉略斯这个案例，为克尼克尝试以直接面对的办法克服病态心理和脾气障碍提出了一个颇有教益的范例。如果不是克尼克加以细心的观察并予适当的引导，他这位危险的朋友可能早就遭逢可悲的命运了。尤甚于此的是，他必然会为珠戏学园带来无止境的纷乱。就这样，佛瑞滋自从成了一名英才分子之后，就已引起了不少这类的倾轧。这位导师运用巧妙的手段，一面使他这位朋友保持可以让人容忍的状态，同时为了珠戏运用他的天赋，展露他在这方面的长才。他永不厌倦地以耐心用这位朋友的长处克服他的怪癖，在应付人际关系的技巧方面，实在可以称之为杰作或绝招。顺便在此一提的是，如果将克尼克任内所主持的珠戏年会的风格特色做一个切实的分析，那将是一个很好的计划，可以得到意想不到的发现（我们非常乐意向某些珠戏史家推荐这个工作）。这些如此庄严而又散发着可喜灵思和系统公式的火花，在韵律上如此光彩、如此富于创意，绝非自鸣得意的绝技可比拟的年会，它们的背后意念、它们的发展，以及它们那一系列静坐观想的见地，悉皆归功于克尼克的运思，而珠戏技术上的精微修饰和次要细节的处理，则多半是与他合作的伙伴德古拉略斯的工作。对于后代而言，纵然是这些竞赛会被人遗忘了，克尼克的生平和工作也不会失去它们的吸引力和适当性。但，我们感到非常幸运的是，所有这些，已跟其他一切正式珠戏一样，不但都被记录、保存了下来，而且，并不只是埋葬在档案室里而已，还在我们的圣传中活到今天，受到青年人的研究学习，被许多珠戏讲习班和研习会奉为宝贵的范例。而他的合作者的名字，也跟着流传了下来，倘非如此的话，早就被人忘得一干二净了，顶多也只是往昔许多逸闻趣事之中的一个怪异的影子人物罢了。

克尼克就这样设法为他这位倔强难化的朋友佛瑞滋安排了一个位置，给了他一个能够有效工作的范围，因而，不但充实了华尔兹尔的历史和文化，同时也使他这位朋友在世人的记忆中获得了某种程度的不朽。顺便在此一提的是，这位伟大的教育家，对于他对这位朋友所发生的教育影响及其真正基础，颇有所知。这个基础，就是他的朋友对他的爱戴和敬慕之情。如前所述，这位导师的和睦个性，他那与生俱来的驾驭意识，几乎一开始就使他赢得了其他许许多多同辈和学生的好感，以致使他在维持他的权威地位方面，倚重此种特点更胜于运用他的职权——因为他有的是仁慈而又温和的性情。他可以非常精确地感觉到一句善言问候或欣赏、一句退让或轻视之言的效果如何。很久以后，据他的一个十分热情的学生表示，某次，克尼克在课堂上和研习会中对他一句话也不说，就好像他根本没有见到他一般，完全无视他的存在——并且表示，在他求学的那几年所受的处罚中，以这一招最难忍受，但也最为有效。

我们之所以认为上述的回顾工作不可或缺，是希望我们的读者能够在克尼克的性格中体会到两个相反的倾向。读者既已跟着我们的叙述到了克尼克的卓著生平的这个顶峰时期，接着就要预备面对它的最后几个阶段了。在他生活中所显示的这两个倾向或相反性格——它所显示的阴面与阳面——一方面是他对于忠于并毫无保留地奉事教会组织所显示的保守倾向，而另一方面则是他对“觉醒”和体会实相所显示的进步倾向。对于扮演信徒和忠仆的约瑟·克尼克而言，教会组织、卡斯达里、玻璃珠戏，都是不可侵犯的圣物。就其所扮演之觉悟的、有慧眼的、开拓者的角色而言，所有这些，不论价值如何，都是已经完全成熟的制度，而它们的奋斗早已成了过去，故而也都有着老化、乏力，以及衰颓的危机。尽管支持它们的那个理念在他心中一直保持着神圣不可侵犯的状态，但他也已体会到那个理念所撑持的这些特别形态，也是无常多变、容易腐败、需要批评的。他所奉事的这个心智社团，它的力量和理性，都是他所敬服的；但他认为，如果将它本身的存在视为一切的一切，无视它对整个国家和外界的义务，那将是一种极为冒险的做法。如果这样继续下去，逐渐与整体的生命脱离关系，无疑的，势非招致落败的命运不可。早在若干年前，他对这种危机就有了预感；这就是他何以总是那样迟疑不决，不敢贸然毫无保留地献身玻璃珠戏的原因。这个问题，甚至是在他勇敢地为卡斯达里辩护的时候，在他与那些修道士，尤其是在他与约可伯斯神父讨论的当儿，就以较大的势力在他的心头骚动了。打从他返回华尔兹尔就任珠戏导师之职之后，他就经常看到这个危机的显著征候，在他自己的部属和其他部门的许多官员之间、在那些很有知识但颇为傲慢的英才专家当中，以及在他的朋友德古拉略斯那种非常感人但颇难缠的性格上面出现了。

他在就任导师之职、度过艰辛的第一年之后，恢复了他的历史研究工作。他有生以来第一次睁开眼睛检讨卡斯达里的历史，没用多久工夫就已感到：事情的发展并不如这个学区的居民所想的那么顺当。卡斯达里与外界的关系，它与全国生活、政治，以及文化之间的相互影响，一直在衰退之中，已有数十年之久。虽然，在教育与文化问题方面，联邦会议仍然就教于教育委员会，这个教学区域依然以优秀的教师供应全国，并对一切学术问题表示意见，但所有这些事情，早已成了一种例行公事和机械模式了。出身卡斯达里各科英才学校的青年，对于extra muros（校外）教学工作，如今愈来愈不热心，愈来愈少自告奋勇了。全国各地的朝野人士亦愈来愈少向卡斯达里叩教了——而在此之前，卡斯达里的意见，曾被外界视为法律等等事项的重要范例而加以援引和听受。如果将卡斯达里的文化水准与整个全国的教化程度做一个对比研究的话，显而易见，这两者不但没有互相接近，反而背道而驰。卡斯达里的知识教育愈是受到过度特殊化的培植，俗世对这个学区就显得愈是不相闻问，愈是不将它视为一种必备之物，一种每天必吃的面包，愈是将它视为一种外来的异物，好似一件值得向人夸耀的珍贵古董，虽然不愿白白丢掉，但却因为缺乏实用价值而束之高阁。对于此种情形不甚了然的外人，虽将那种心智发展、道德教化，以及自我意识归功于卡斯达里，但所有这些，已在实际生活之中失却生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