菲雅尔塔的春天(第4/6 页)

我们四个人继续往前走，隐隐觉得到前面会买点什么。“上帝啊，好一个印第安人！”费迪南德突然兴致盎然地叫道，猛地用胳膊肘捣捣我，指着一张海报让我看。再往前走走，在一处喷泉附近，他把他的棒棒糖送给了一个当地孩子，是一个皮肤黝黑的小女孩，好看的脖子上戴着一串珠子项链。我们停下来等他，只见他俯身对她说话，冲着她低垂的乌黑睫毛。随后他赶上了我们，咧嘴笑笑，发了一番议论，他平时就喜欢用这样的议论给他的言谈加佐料。后来他的注意力被陈列在纪念品商店里的一件倒霉玩意吸引过去：一件极差的大理石制品，仿的是圣乔治山，底座上露出一道黑沟，其实那是墨水池的出口，还有一个搁笔架，造得像铁轨的样子。他大张着嘴，嘴唇抖抖索索想来几句讥讽话摆摆谱，两手捧起那个笨重的、落满灰尘的、极不牢靠的东西，翻转一下，也没讨价还价就买了下来。然后他拿着那个怪物走了出来，仍然大张着嘴。他就像某个被围在驼背和矮子中间的独裁者，喜欢的也是这样那样的丑东西。这股迷恋劲少则持续五分钟，多则长达好几天；如果那东西是个活物，那就要迷得更久一些。

尼娜想吃午饭，拐弯抹角地提了一下。费迪南德和塞居尔在一家邮局前停了下来，我便抓住这个机会匆匆带她走了。我至今仍不明白她对我到底意味着什么，这个长着窄肩膀和“抒情诗一般的四肢”（这是一位装模作样的流亡诗人的话，他是追随她、对她发出柏拉图式赞叹的几个男人之一）的又小又黑的女人。如今我更不明白的是命运当时老把我们凑到一起，究竟是何目的。那次在巴黎逗留以后，我又有很长时间没见过她。后来有一天，我下班回到家里，发现她正和我的妻子一起喝茶，端详着她那只戴着丝绸手套的手。那手套的质地就像在陶恩沁恩大街11 上廉价买来的袜子，透出一枚闪闪发亮的结婚戒指。有一次有人给我看一本时装杂志，里面登有她的一幅照片，背景是秋风萧瑟的高尔夫球场，到处是落叶和手套。在某一年的圣诞节，她寄来明信片，上面画着雪和星星。在里维埃拉的一处海滨，她戴着一副墨镜，皮肤晒得像赤陶土的颜色，我险些没注意到是她。又有一次，我出差时间没有安排好，中途落脚在一些陌生人的家里，他们正在开派对，我看见衣帽架上挂着许多外国式样的吓人衣服，其中有她的围巾和皮外衣。还有一次是在一家书店，她正在读一本她丈夫写的小说，读到某一页时抬眼朝我点头。那一页正好讲到一个女仆，是个插曲人物，不过作者无意之间偷用了尼娜的形象：“她的脸，”作者写道，“与其说是工笔严谨的画像，不如说是造物者随意拍下的快照，因此每当……他试图想象这张脸时，能够在脑海中成形的只是些互不相关的特征，一一闪现，转瞬而逝：阳光下她的颧骨柔和的轮廓，机灵的眼睛里琥珀一般的褐色暗影，嘴唇扬起一个友好的微笑，随时准备变成热烈的亲吻。”

一次又一次，她匆匆出现在我生活的边缘，一点没有影响我生活的基本内容。一个夏天早晨（是星期五——因为家里的女仆们正把地毯拿到阳光下灰尘飞扬的院子里拍打），家里人都去了乡下，我懒洋洋地躺在床上抽烟，突然听见门铃震天响——原来是她站在门厅里，急急忙忙地冲进来，要寄放一只发夹（这是顺带留下的）和一个贴着旅馆标签的箱子（这是主要留下的）。两个星期后，一个可爱的奥地利男孩替她取走了箱子。那个男孩（根据他身上不太明显却又确实存在的一些特征来看）也是我所在的那个世界性组织的成员。有时候，谈话间会提到她的名字，而她顺着某个偶然说出的句子跑下层层台阶，头也不回。在比利牛斯山旅游时，我在一个城堡别墅住了一个星期，当时她和费迪南德碰巧跟别墅的主人一家一起在这里小住。我永远不会忘记我到那里的第一个夜晚：我等了不知多久；本来确有把握，不用告诉她，她就会偷偷来我房间的，可她并没有来。成千上万的蟋蟀在石头花园参差不齐的石缝深处喧闹，那声音和月光一起洒满花园，小溪疯狂地奔涌流淌。我一整天在山脚下的碎石堆里打猎，回来困得要命，真想像南方人一样无忧无虑地倒头就睡，却又狂热地渴望她偷偷过来，渴望低低的笑声，渴望看见天鹅绒装饰的高跟拖鞋上露出的粉红色脚踝，就这样在困意和渴望间挣扎。然而一夜折腾过去，她还是没有来。第二天，大家一起到山里闲逛，路上我告诉她我等了一夜，她惊慌地紧握两手——还马上快速地瞥了一眼，看看正在打着手势交谈的费迪和他的朋友是否已经走远，留下模糊了背影。我记得有一次我横跨半个欧洲给她打电话（为她丈夫生意上的事情），刚开始没听出她狂呼乱叫的声音。还记得有一次我梦见了她：梦里我的大女儿跑进来告诉我，说看门人遇上了大麻烦——我下楼去看，只见尼娜躺在一个箱子上呼呼大睡，头枕着一卷细麻布，嘴唇苍白，身上裹着一块羊毛方巾，就像凄凄惨惨的难民睡在被上帝遗弃了的火车站一样。不论我发生了什么，她发生了什么，或者我俩都发生什么，我们从来没有讨论过任何事情，好像我们在命运有转机之时根本没有想过对方一般。所以当我们相遇时，生活的步伐马上发生了变化，所有的原子重新进行了组合，我们活在了另一种更轻的时空中，这种时空不用漫长的分离来计算，而是用几次短短的相聚来计算：有了几次这样的短聚，一场短暂的、可能无足轻重的人生就人为地形成了。我们见面每多一次，我的忧虑就添一分：不——我没有经历后院起火的感情灾难，悲剧的影子没有笼罩我们的狂欢，我的婚姻生活没有受到任何损害。另一方面，她那不拘一格的丈夫对她的风流韵事也不闻不问，其实他会从中捞到好处，拉些好交往又有用的关系。我之所以添了忧虑，是因为某种可爱的、精致的、不可重复的东西即将消耗殆尽：我没有珍惜这么好的东西，在过于匆忙之中只可怜巴巴地扯下了几块闪光的外皮，却将不太闪亮但堪称精华的核心弃之一旁。也许这种真正的精华一直在伤心低语，提醒我注意，我却不予理睬。我之所以添了忧虑，还因为到头来我不知为何正在接受尼娜的生活，接受其中的谎言、空虚和无聊。即使没有任何感情上的冲突，我也不由自主地觉得一定要为自己的存在寻找一个合理的解释，且不说合乎道德的解释了。这就意味着我要在两个世界之间做出选择：一个是我的现实世界，我像画肖像一般端坐着，身旁是我的妻子、我的两个小女儿、那条短毛德国猎犬（还有田园诗一般的花冠、一枚私章戒指、一支细长的藤杖），一个幸福、智慧、美好的世界……另一个是什么样的世界呢？真能有实实在在的机会与尼娜一起生活吗？我简直无法想象，因为我知道，这种生活会被无法忍受的强烈痛苦击穿，它的每时每刻都会意识到那段过去，处处是众多行踪不定的伴侣。不行，这样的事情太荒唐。再说了，难道没有比爱情更强大的东西把她牢牢捆在她丈夫身边，让两个囚犯之间结下牢不可破的友谊？荒唐！可是话说回来，尼娜，我拿你怎么办呢？你我那些看似无忧无虑、其实终无结果的会面，逐渐积累，形成了一个装满悲伤的仓库，我又该如何安置这个仓库呢？

菲雅尔塔由旧城和新城两部分组成，随处可见过去和现在纠缠交错，相互撕扯，不是想摆脱对方，就是想把对方排挤出局。它们各有招式：新来的出招光明正大——引进棕榈树，组建漂亮的旅行社，在平坦的红色网球场上画些奶油色的线条。老手们则暗中使劲，从某个角落背后悄悄伸出一条岔路小径，或几级不知通向何处的台阶。在去旅馆的路上，我们经过一座建了一半的白色别墅，里面杂乱无章，一面墙上又画着和先前一样的大象，它们巨大的肉鼓鼓的膝盖分得很开，都坐在花里胡哨的大鼓上。马戏女骑师（已经用铅笔画上了八字胡）一身飘逸装束，端坐在一匹阔背骏马上；小丑鼻头像个西红柿，正在走钢索，打着一把伞保持平衡，伞上面装饰着反复闪现的星星——隐约象征着杂技演员对天堂般故乡的追忆。这里就是菲雅尔塔的里维埃拉，湿漉漉的卵石路被轧辗得更厉害，海水懒洋洋的叹息声也听得更清楚。在旅馆的后院，一个厨房伙计提着一把刀，正在追逐一只母鸡，母鸡咯咯乱叫，狂奔逃命。一位擦鞋匠咧着没牙的嘴冲我笑笑，把他的古老宝座让给我。悬铃木树下停着一辆德国制造的摩托车，一辆溅满了泥点的大轿车，还有一辆黄色的加长伊卡鲁斯小轿车，看上去就像一只巨大的圣甲虫（“那是我们的车——我是说那是塞居尔的车，”尼娜说，又补充道，“维克多，何不跟我们一起走？”不过她很清楚我不会和他们一起去的）。蓝天和树枝投影在小轿车鞘翅的亮漆里，如一幅水粉画；车灯形如炸弹，我们自己的影子一晃一晃地映在一个车灯的金属盖上；车身凸出的表面中走动着一些细瘦的行人身影，像电影放映一般。又走了几步，我回头一瞥，几乎直觉就预见到了一个钟头或更久以后真实发生的事情：他们三个人戴上乘车安全帽，坐进车里，微笑着朝我挥手。在我看来他们像鬼一样透明，尘世的颜色穿透他们，闪闪而过。然后车子就启动了，远去了，消失了（最后消失的是尼娜挥着十个指头的告别）。不过当时的实际情况是那辆车仍然停在那里，一动不动，像个鸡蛋那样又光又圆。我伸出胳膊，护着尼娜走进一个一侧长着月桂树的门道，就在我们坐下时，能从窗户里看见费迪南德和塞居尔。他俩走的是另一条路，现在缓缓过来了。

在我们吃午饭的露台上，除了我刚刚看见过的那个英国人外再没有别人。在他正前方，一只高脚杯盛着亮闪闪的绯红色饮料，在桌布上投下一个椭圆形的影子。从他的眼睛里，我注意到了和饮料颜色一样的血色欲望，不过这欲望与尼娜毫不相干。他贪婪的目光根本没有投向她，而是盯住了他座位附近那扇宽窗子的右上角。

尼娜从她瘦小的手上摘下手套，开始吃她特别爱吃的海贝，这是她一生最后一次吃她爱吃的东西了。费迪南德也在忙着吃饭，我就占了他饿得只顾吃饭的便宜，开始谈话，这样颇有点像我占了他的上风：具体来说，我提到了他最近的失败。原来他赶时髦，曾有过一次改变宗教信仰的短暂经历。改宗期间，神灵降临到他身上，他也有过一番颇具雄心壮志的朝圣之举，不过到头来实实在在是丢人现眼的一场闹剧，于是他呆滞的目光又转向了野蛮的莫斯科。有一种自以为是的说法：意识的流水中荡起涟漪，讲几句无伤大雅的下流话，随便找只脏水桶往里头倒点某种主义，就会点石成金一般自动产生出超现代的文学来。我如今对这样的说法，老实讲，一听就烦。我认为艺术一旦人为地和政治挂上钩，就会不可避免地降至意识形态垃圾的水平，这个信念我死守到底。就费迪南德这而言，的确，这一切都无关痛痒：他的艺术灵感格外强大，更何况他对弱势群体的艰难困苦毫不关心。但就是有那种说不明道不清的污浊潜流，致使他的艺术越来越令人反感。除了个别给他抬轿子的势利鬼外，没人看得懂他的剧作。我自己没有看过他这部剧的上演情形，但我能想象出他是如何精心编排那个克里姆林宫之夜的：拿来子虚乌有的螺线，摇动各种各样的纺车，纺出许多支离破碎的象征。想到这里，我不无乐趣地问他，最近是否读过一点对他的评论。

“评论！”他叫道，“好一个评论！不懂事的毛孩子，仗着伶牙俐齿，就配给我上课。别理睬我的作品，算他们有福。碰我的作品得小心翼翼，像碰什么不小心会爆炸的东西一样。评论！我的作品受到各种观点的审查，唯独缺了最根本的评论。这就像一位博物学家，描述马这类动物，一开始却唠唠叨叨尽讲马鞍或者德维夫人。”（他提到的是一位爱好文学的知名女主人，她倒是真像一匹龇牙咧嘴的马）。“我也想来点那种深红色的。”他继续像刚才那样扯着嗓子大声说道，招呼服务生过来。服务生顺着他留着长指甲的指头方向看过去，这才明白了他的意思，原来他很不礼貌地指着那位英国人的酒杯。出于某种原因，塞居尔提到了鲁比·罗丝，就是那个在胸上绘画鲜花的女士，谈话这才少了点侮辱性质。这时那个高大的英国人突然心血来潮，起身站到一把椅子上，从椅子上一步跨上窗台，往上伸出胳膊，直到够着了窗框上他心心念念的那一角，那里歇着一只毛茸茸又结实的飞蛾，他老练地抓住它，塞进一只药盒里。

“……很像沃弗尔曼12 的白马。”费迪南德说道，关于他正和塞居尔讨论的什么事情。

“Tu es très hippique ce matin。”13 后者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