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仔炸鸡进城来(第7/29 页)

彼德走过来，但是他也不敢确定这个男人是否曾经来过。他转身问我们：“你们知道他是第二次来吗？”

还没等我们回答，那个人火了：“我他妈的来了一百次，怎么样？老子掏钱了。”

满友笑了，告诉彼德：“刚才是有个人和他穿差不多的衣服，不过那不是他。”

“没错。”我也插话说。我认识刚才来的那个人—他是我父亲单位的一个会计。现在发火的这个人确实是第一次来，因为他腰里还别着一个传呼机。他很可能是个出租车司机，要不就是做生意的。

彼德向那个人道了歉，让人家安心吃饭。他向夏皮洛先生解释了事情的原委。我们这位洋老板已经有点心神错乱了，他看着哪个顾客都长得差不多。“我怎么能分得清呢？”老板说，“我看他们都是一个模样—都是中国人，每个人都能把一头牛吃下去。”他像个小伙子一样开怀地笑起来。

彼德把他的话翻译给我们听，大家都笑出了声。

这一天算下来，我们又损失了六百多块钱，自助餐终于彻底失败了。还好，夏皮洛先生没有拖欠工钱，第二天就发给我们了。这就是在牛仔炸鸡店做工的好处—工资从来都是按时发。这可比在中国人的公司里强多了，特别是那些国营企业有时根本就开不出工资来。我妈妈在气象局工作，那里是清水衙门，客户就那么多，也不能开夜校培训学生赚钱，也不像电力局那样有令人畏惧的权力，所以经常是开百分之六十的工资。妈妈常叹气说：“我的活干得越多，就越吃亏啊。”

我爸爸看到我拿回家的四百六十八元工资心里感慨万千。那天晚上他喝多了，一个劲地唉声叹气，扬着手里抽了一半的香烟对我说：“宏文哪，我参加革命快四十年了，每个月才挣三百块钱。你刚开始工作就能挣这么多钱。爸爸觉得自己真没用啊，这就是我给共产党干了一辈子的下场。”我弟弟插了一句：“爸，您现在要退党也不晚呢。”

“住嘴！”我吼了一声。他真是个白痴，看不出来老头子心里难受？我对父亲说，“您想开点吧。您的工资是少了点，但是您端的是铁饭碗。每天您不就是喝茶看报纸聊天吗？每到月底工资一个子儿也不少拿。可我是给资本家干得累断了腰，人家的工钱是按小时付的。”

“你拿钱这么多，每顿饭都能吃高蛋白食品，你还不知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