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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上午快要过去，他走过伊文斯敞开的办公室门口的时候，他才意识到那熟悉的感觉源自何处。伊文斯曾在英国皇家空军服役，虽然他自己从来不提这段往事，但别人谈起他时总挂在口边。他爱穿藏青色的双排扣西装，虽然个子矮小，步伐倒也轻快利落，伴着皮鞋落地的声音，有一种军队的干练劲。在人们的印象中，他是个严肃而忙碌的重要人物。大家对他并不是很信任，就算他有时候会和“小伙子们”混混，但总把自己当成“小伙子们的头领”以及办公室里的督导。他会拿上司和公司开玩笑，但他的玩笑话细究起来，尽是些无伤大雅之词，不过这些话有时会让一些年轻人忘乎所以，导致出格的言行。斯通先生走过他敞着门的办公室的时候，发现自己拿着一叠无用的文件。这么做是个习惯，习惯让自己看起来忙碌些。斯通先生离开图书室的时候总要拿些文件在手上。在那个早上，他想到所有过去的日子里，那些文件都是无意义的，他还意识到在办公桌旁皱着眉头的伊文斯，看他的眼光和平常的不同，是带着敬畏的，那天早上每个人都带着敬畏的眼光看着他。他终于恍然大悟，这个早上发生的一切何以感觉那么熟悉。因为他体会到的，正是想象中他坐在扶手椅上从众人头顶平静地飞过，而办公室里的人都瞠目结舌地看着他的那种感觉。

所以，他刻意让自己显得更为平静。直到坐在回家的地铁上，公文包搁上大腿，他才感觉放松下来。他凹陷的眼眶周围的小皱纹里好像写着幽默。他的嘴唇略略上弯，自然地微笑着。这是一个疲倦的、无所谓了的老办公室职员，他的眼光落在一个保险广告上，但又全然没有看见那个广告。

那天晚饭之后，在他装烟斗、玛格丽特织毛衣的时候，因为实在索然乏味（灯光很昏暗，玛格丽特特别不喜欢强光），他开口说道：“他们要我去总裁办公室一趟。”

玛格丽特完全不理解这话背后的意义，所以只是简单回答道：“很好呀，狗崽。”

他陷入了沉默。她没有注意到这一点，所以这沉默不同于他们赌气时的那种。不过，他就此下决心不再对她多说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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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哈里——不熟悉他的人是这么称呼他的，而那些能和他说得上话，并以此为荣的人则称他为哈里爵士——是个让人敬畏的人物。那些做妻子的知道，像斯通先生、汤姆林森和汤姆林森的朋友们这类人，在人前都是一副让人望而生畏的面孔，私底下才会卸下在公众前的面具，而老哈里位高权重，已到了从心所欲的境界，在公众面前也不戴任何面具。他给《泰晤士报》写信，涉及的话题包括新衬衫上应该有的别针数量、火柴盒里火柴的数量，他还详论过灯具标准。虽然他没有参加第一届公交系统发起的、征询乘客意见的布谷鸟比赛，但是他为《十一号公交车手册》作出了重要的贡献，还在报上引发了一场关于公交车票的讨论。（“我购买到的是一张脏兮兮、卷了边的纸片，看上去、感觉上去，都不像是公共汽车票。尽管是个平常东西，但这毕竟是公共交通的一项凭证。这张纸片几乎不能像其他像模像样的票证那样，塞到帽带里保存。它太薄了，而且看上去完全不值得好好对待，所以大家很自然地会无所谓地把它捏成个纸团，或者，有些更有创造力的人，把它整齐地叠成一个迷你风琴。而当汽车检票员出现要你出示车票的时候，纸球或者手风琴总是会踪迹难觅。”）其实，公共交通这一领域已经成了他的专长，他因熟稔英国轨道交通而闻名，尤其是在伊斯卡尔公司内部。（大家都知道，有一次花园派对上他对孟席斯小姐说的话：“这么说你住在斯特雷特姆？那不就是火车总线分岔开往朴次茅斯的地方么？”）老哈里写给《泰晤士报》的每一封信，连同“读者来信”这一栏目的其他内容，孟席斯小姐都会作为剪报剪下来，贴在一张薄薄的白纸上，供同事传阅。在这个栏目下，每一封来信者的名字都印得清清楚楚的。传阅回来的时候，那白纸上留下了各种各样人名的缩写，不同的字体、不同颜色的墨水和不同粗细的铅笔，蔚为壮观。多年累积下来，这些看似无关紧要的信，让老哈里变成了大家心目中一个值得敬畏的人物。每一封信的发表都让他显得更加难以接近。他偶尔称自己为“走四方的大众中的一员”，让人讶然。据传他有左派倾向，这让他的形象更加高大和无法接近。

所以当斯通先生准备出发去总裁办公室，去和老哈里面谈那无论是伊文斯还是其他同事一概无所知晓的事情的时候，周遭气氛肃然。他穿着他那套最好的辛普森牌西装，打着玛格丽特挑的领带，她只知道他要去见哈里爵士。斯通先生觉得自己像要去参加婚礼似的，这感觉在一个泪水汪汪的女打字员出现在图书室以后更加强烈。这个体形壮硕、穿着邋遢的年轻女打字员日常和同事们对话的主题，是公司拒绝将她列入房屋计划（事实上她和丈夫还拥有一辆私家车呢）。她这天早上很不顺利，被伊文斯批评了。斯通先生出发的时候她几乎是带着恼怒对他说：“就是因为像你们这样的人，我们的日子才不好过。”

他完全没有留意她说了什么，沿着走廊的正中间走出办公室，而不是像过去那样为了躲避别人的注意走在走廊的边缘。他手里也没有拿任何文件。就这样，在这个工作日上午过去了一半的时候，他堂而皇之地离开了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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