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卷 第五章 第一个月(第2/4 页)

在“特科”被取消前，即使在官厅里，甚至在圣彼得堡的官场中，也很少有人知道。这是一个与众不同的特殊单位，位在西伯利亚的偏远角落，而且关押的人也不多，我在那里的时候还不到七十个人，所以很难探听到它的情况。我以后遇到在西伯利亚服过役的人，他们还是第一次从我这里听到所谓“特科”的存在。在《法令全书》中，关于这个机构只有短短六行字说明：“在监狱中设置一个特别部门，关押那些最重大的罪犯，直至在西伯利亚设置专门的重刑苦役监狱时为止。”甚至囚犯们自己都不知道有“特科”存在。它是永远存在的还是有时效的？法令中没有规定截止日期，只是说直到设置重刑苦役监狱时终止。因此，毫不奇怪，即使“走遍所有的监狱”，不仅苏士洛夫和其他的囚犯不知道，就连米哈伊洛夫自己也不清楚“特科”这个特别单位的概念，米哈伊洛夫只是根据他罪行的严重程度，而且为此他已经跋涉了三四千俄里这一点，才猜到了“特科”这两个字的涵意。因此，它绝对不是一个好地方。而苏士洛夫只是被发配流放，这总是要好得多了吧？“你愿不愿意交换呢？”苏士洛夫喝醉了，头脑简单，对于抚摸着他手的米哈伊洛夫充满感激之情，因此不敢一口拒绝。而且，他在囚犯队伍中也听说过这种交换，这种事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也不是前所未闻。因此他同意了。无耻的米哈伊洛夫，利用了头脑异常简单的苏士洛夫，用一件红衬衫和一个银卢布，当即让他在有证人在场的情况下互相改换姓名。第二天苏士洛夫酒醒了，但又被灌了酒。再说拒绝已经是不可能了，苏士洛夫已经把银卢布拿去换酒喝，没多久那件红衬衫也拿去转卖了。

不想交换，那就要还钱。苏士洛夫上哪儿去搞到一个银卢布啊？如果他不还钱，团伙（这里指的是这些囚犯）就会强迫他履行承诺。囚犯们对这种事非常敏感，他必须保持他的承诺。再说，答应的事必须兑现，这伙人就是这样坚持的。否则，那就要对你不客气了。也许干脆把你杀死，或者至少也要恐吓你。

事实上，假如团伙只要一次容忍这种破坏协议的事情，那么以后就再也不会有交换姓名这种事情发生了。如果收了钱还可以讨价还价，以后还会有谁再履行约定呢？总之，这已成了大家的共识。因此，大家对这种事情看的是非常严重的。苏士洛夫终于明白这件事无法挽回，于是决定完全承担。这件事向全体被押送者公开，如果有谁想要指责或告发，那么必要时他们就要请他喝酒、把他灌醉。再说，苏士洛夫还是米哈伊洛夫，谁去见魔鬼，对其他人又有什么关连呢？他们酒也喝了，饭食也被喂饱了，他们不沉默又如何？在下一站点名时，当点到米哈伊洛夫时，苏士洛夫就会答应“到！”，而点到苏士洛夫时，米哈伊洛夫就会大喊“我是！”。事情就这样继续发展，谁也不会再提。囚犯在托博尔斯克被分类。于是，米哈伊洛夫被分去流放，而苏士洛夫就会在重兵押送下，分到“特科”里。往后任何的抗议都是无济于事的了，而且，能用什么来当证明呢？这种事情会被久拖不决。再说究竟有什么证据？证人又在哪里呢？结果，苏士洛夫为了一个银卢布和一件红衬衫被送进了“特科”。

囚犯们取笑苏士洛夫，并不是因为他与其他人交换了姓名，（虽然大家会蔑视把轻工作换成重工作的傻瓜），他们笑他，是因为他仅仅得到一件红衬衫和一个银卢布，这太微薄了。这种交换一般需要一大笔金钱才算是公平的交易，有的人甚至拿了几十个卢布。但是苏士洛夫是那样的没个性，那样的不中用，那样的渺小。嘲笑他几乎是毫无效果的，因此似乎也没有必要了。

我和苏士洛夫相处了很久，好几年了。我不能不注意到，他渐渐地变得对我很亲近，我对此也习惯了。可是有一天我永远不能原谅我自己——他没有完成我要他办的事，而且还跑来向我要钱。我有点冷酷地对他说：“钱在这里，你没有忘记来要你的钱，但你并没有做我要你做的事。”苏士洛夫沉默不语，赶紧去做我要他做的事，但他突然变得低落。两天过去了，我不相信他是因为我的话才变得这么忧伤。我知道有一名囚犯，安东·瓦西里耶夫，正在迫切地向他讨还一笔为数不多的借款。但他身边没有钱，他也不敢向我开口。第三天，我对他说：“苏士洛夫，你想向我借钱去还给安东·瓦西里耶夫，是吗？喏，你拿去吧。”我坐在自己的铺位上，而苏士洛夫站在我面前。我主动借钱给他还债令他感到十分吃惊，尤其是最近他已好几次向我预支，在他看来，我已给他太多了，使他不敢再奢望我会借钱给他。他看看钱，然后又看看我，突然转身走了出去。这一切让我也非常吃惊。我追了出去，我发现他背对牢房，站在围栏边，双手撑着围栏，头靠在手上。“苏士洛夫，你怎么啦？”我问他。他没有看我。我注意到他在哭，感到非常惊异。“亚历山大·彼得洛维奇，你……认为，”他断断续续地说着，试图把目光移开，“我是……为了钱……侍候你的吗？我……我……”他转过身去，用头撞击着围栏，又呜呜地啜泣起来！……这是我第一次在监狱里看见人哭。我竭力安慰他。虽然从那天起，如果可能的话，他会更加热情地为我做事，看着我的脸色。但是从一些几乎难以察觉的迹象上，我注意到他打从心里永远都不会原谅我。即使同时有人抓住每一个机会嘲笑他，有时甚至狠狠地辱骂他，但是他和那些人却相处得很友好，从来都不会动怒。是啊，要认清一个人有时是非常难的，即使是在多年的交往以后！

这就是为什么我看到监狱里苦役的第一眼印象，和我以后真正感受到的形式是那么大不相同。即使我尽可能加倍注意地去观察，我仍然无法看清眼皮底下的一切。首先冲撞到我心灵的，自然是最显著突出的事情，但我用错误的眼光去看待那些。它们唯一给我留下的是完全绝望和悲伤的印象，就像道别一座坟墓时的感受一样。

这一切都是因为我遇到了阿—维姆。他也是一名罪犯，比我早进到监狱里。我在监狱的最初几天里，他给我极其痛苦、深刻的印象。然而，在未进监狱前，我就预料我会在这里遇到这种人的。阿—维姆一开始痛苦地毒害了我。他的卑劣行为加重我精神上的折磨。我不能不提到这个人。

这是一个极其恶心的例子，我们可以看见一个人当他丧失了内心的自尊和荣誉感后，会堕落到什么样的地步，而且毫无悔恨。阿—维姆是一个年轻贵族男子，我在前面已经提过，他把我们监狱里所有的一切都报告给少校，他和少校的侍从费特卡很要好。以下是他的故事摘要：

还是在莫斯科时，他的父母就被他堕落的行为吓坏了，他和家人发生争吵。他没有完成学业就来到了圣彼得堡。为了赚钱，他成为一个卑鄙的告密者。为了满足自己对那种最残酷和最堕落的享乐所难以抑制的欲望，他毫不犹豫地出卖了十个人的鲜血。他沉溺在圣彼得堡那些肮脏低级的酒店和妓院里。他并不傻，但他做了一些明知疯狂和毫无意义的事情。因为他的告密将一些无辜的人牵扯进去，而且还欺骗其他人。他很快地就受到控告，被判处流放到西伯利亚的监狱里服十年劳役。他还很年轻，他的生活才刚刚开始。这样可怕的打击理应可以改变他的性格，成为他生命中的转捩点。但他对新的命运一点也不感到尴尬，没有丝毫厌恶，更没有作道德上的反省，而且一点也不惧怕。除了必须做苦工，并和那些酒店妓院告别以外，他甚至认为，罪犯的身份使他更能放开手脚，去玩更卑鄙肮脏的把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