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卷 第一章 医院(第4/4 页)

送进来的士兵是个才二十三岁的小伙子，健壮高大，肌肉发达，长得非常英俊。他的背被打得很惨，整个背部裸露着。肩上披着块湿布，浑身像发疟疾似地打颤。他在病房里踱了有一个半小时。我观察他的神情，他似乎也没有在思索什么，眼神只是不断地漂移，很怪、很野，显然很难专注。我忽然觉得他在盯着我的茶。茶仍然很热，蒸汽从茶杯里往外冒，而这个可怜的人浑身在发抖，上下排牙齿不住相互敲击着。于是我请他喝茶。他默默地，突然转过身拿起茶杯，站在那里一口气全喝了下去，没有加糖，他喝得很急，似乎努力不看我一眼。喝完后默默放下杯子，甚至连头也没点一下就走开了。他继续在病房里来回踱步。他现在是顾不上谈话，也顾不上点头的。病人们也尽量避免与他交谈。相反地，他们先帮助了他，然后努力不过多地关注他。也许是希望让他安静地休息，不因盘问或同情而打扰他。他自己似乎对这样的安排也很高兴。

黄昏时分，蜡烛都点亮了。一些囚犯甚至有自己的蜡烛，但不是很多人都有。医生来病房作了晚间诊察。下士军官进来点名，并抬进一个晚上用的木桶，病房的门锁上……我很惊讶地得知，这个桶子是给所有病人在夜间方便用的。厕所就在离门口仅有两步路远的走廊边。然而这是规定。白天囚犯可以走出病房，但也只准许一分钟时间。夜晚是绝对不准出去的。犯人的病房与普通病房不同，囚犯即使在病榻上也要受刑。是谁定下这个规定我不晓得。我只知道在这里没有真正的规定，有的只是些无用的形式主义。没有什么比这一条形式主义的规定更粗暴的了。这种规定当然不可能是医生制定的。我再重复说一遍，囚犯们对这里的医生赞不绝口，称他们为“父亲”，并对他们非常尊重。每个病人都受到他们的关心照顾，听到他们关怀的话语，即使是个被大家唾弃、坏到极点的囚犯，也会感受到这份真心实意的关怀照顾。假如医生用另外一种粗暴不人道的态度来对待囚犯，也不会有人指责他们的。医生是人类的一分子，他们具有善良的人性。他们懂得不管病人是什么样的人，不管是不是罪犯，都和其他人一样，甚至与爵高位尊的人一样，需要相同的新鲜空气。就像其他病房里的病人一样，在康复期间，应该可以在走廊里自由走动，作更多的运动，呼吸新鲜空气，而不是呼吸病房里那种肮脏有毒，始终弥漫着汗味、臭味的空气。现在回忆起来，真是既可怕又恶心，在温暖的病房里，那个便桶促进病菌滋长，又加上密不通风，进一步毒化已经污染的空气。如果我说囚犯在生病时也在受罚，毋庸置疑的是，不让病人出病房的规定就是在用病菌惩罚囚犯。但如果说这个规定确实是为了惩罚囚犯而制定的，那几乎是毫无意义的诽谤了。病人本该免除惩罚的，想必有某种严酷的事实迫使某些长官制定出这种有害的规定。然而这种必要性是什么呢？令人恼火的是，我们无法找到任何理由来解释这种规定的必要性。这些无法理解也无法解释的规定难道是因为担心囚犯装病住院，趁着黑夜从厕所里逃跑？想要明确地证实这种阴谋计划是不可能的。他往哪里跑？如何跑？穿什么衣服跑？白天你可以放他出来，晚上同样也可以这样做。病房门口站着荷枪实弹的士兵，而厕所仅只两步之遥。士兵还陪有副手，副手可陪同囚犯前往，亲眼紧盯着他。厕所里只有一扇窗，双层铁框，冬天还加上铁窗栏杆。紧挨着是病房的窗户，窗户底下有通宵巡逻的哨兵。为了从小窗跳出去，他得要卸掉两个窗框和铁栏。谁又有可能做得到呢？假设他先不露声色地迅速杀掉副手，即使这荒谬的事情成功了，还是必须拆掉窗框和铁栏才行。另外请注意，在卫兵的附近还睡着换班的卫兵，离门口十步远的另一间囚犯病房门口同样有卫兵和副手把守。而且在严冬寒夜里穿着袜子、拖鞋和医院的长袍，戴着睡帽，你往哪里跑？风险小到几乎等于零，那么为什么还要这样为难病人呢？有些病人也许已到了快要离开这个世界的日子，他们比健康人需要更多更新鲜的空气。这究竟为什么呢？我永远不能理解……

这么多年来还有一个问题一直萦绕在我心头，它给我一种神秘的感觉，无论如何都理不出解答。那就是我们囚犯常年所戴的脚镣。凡是判了刑的囚犯不管生什么病，都得一直戴着这副脚镣。甚至得了肺病的人也不例外，他们戴着脚镣在我眼前死去。似乎大家已习以为常，认为这是不可改变、不可抗拒的既成事实。几乎没有人想过这个问题，甚至连医生也没想过。这么多年来，医生一次也没有向上司请求卸去重症病人的脚镣。特别是肺病患者的脚镣。虽然脚镣不是特别重，但也有四到六公斤重。戴着约五公斤重的脚镣对于健康的人来说也许不会感到太重。有人告诉我，如果长期戴着脚镣，几年后脚就会开始枯萎变形。我不知道这是否是事实，但我相信这是个有一定概率的事情。重量虽然不是重得受不了，但永远戴在脚上会影响肢体的发展，产生有害的作用，……即使对于健康的人关系不大，对于普通病人或许也没有很大的影响，那么对于重症病患，尤其是对于肺病病患，他们的手脚就算不戴镣铐也会干瘪，就连一根稻草也会使他们感到沉重不已。说真的，如果医院能对那些肺病患者开恩，那就真是对他们的厚爱了。有人可能会说，这些罪犯是恶人，不值得对他们施恩，但是对于上帝的手指已经触碰到的人，也就是说，对于已经受到上帝惩罚的人，难道还需要加上更重的惩罚吗？总之我无法相信为了惩罚而这样做。患了肺病的人本可免去体罚的。因此似乎这又是什么预防性的重要神秘措施？但究竟为什么，无人知道也无法理解！绝不是怕肺病犯人逃走的吧？谁会想到这点呢？尤其是当肺病患者病发后期奄奄一息时，谁还会有力气逃跑呢？若是欺骗医生假装肺病而乘机逃走，那就更不可行了。这又不是其他的病症，装假的话一眼就能看出来的。再说戴脚镣难道真的是为了避免犯人逃跑或者阻碍他逃跑？完全不是这个理由。脚镣的作用是羞辱、毁誉，给囚犯身体和精神上套上枷锁。至少我是这么想的。脚镣从来没能阻碍任何人逃跑，即使是最无能、最笨拙的囚犯，也无须克服很大的困难就可以把它锯开，或用石头把铆钉敲掉。脚镣根本不可能起预防作用。如果正如他们所说的那样，给已判刑的犯人钉上脚镣只是为了惩罚。那么我又要问了，难道对于正在死去的人也要这样惩罚吗？

正当我写下这段时，一位垂垂欲死的肺病囚犯浮现在我脑海中，他就是躺在我对面与乌兹杨切夫邻床的米哈伊洛夫。他在我住院后的第四天去世了。也许我现在不断地提到肺病患者的情况，正是因为我的脑海里，不由自主地重现着他死去时给我留下的深刻印象和我对他的思念吧。米哈伊洛夫本人我不太熟悉。他当时还是个很年轻的小伙子，不到二十五岁，瘦瘦高高的，外表非常体面。他住在特科牢房里，出奇的沉默，不知何故总是非常安静，但安静中又带有一丝忧伤。他好像在监狱中“枯萎”了。至少他的同房囚犯是这样形容他的，他给大家留下美好的记忆。我只记得，他的眼睛很漂亮。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他在我的记忆中会这样清晰。他是下午三点去世的。那是一个寒冷晴朗的日子，我记得阳光是那样强烈，微微倾斜的刺眼光线穿透绿色的窗玻璃，射入我们的病房，全部倾泻到这个不幸的人身上。他毫无知觉地离开了这个世界。没几个小时就走了。从清晨起，他已经认不出身边的人们，困难地咽着气。大家想方设法想帮助他减轻痛苦，他艰难地呼吸，深深地喘着气，胸脯剧烈起伏，他似乎感到空气不够呼吸。他把被子和衣服都踢开，开始想撕去自己的衬衣，他似乎感到衬衣压在他身上太沉重，大家帮助他脱去衬衣，看着那具颀长消瘦的躯干，手脚干枯得只剩骨头，腹部凹陷，胸部突起，清晰地显露出一条条肋骨，他好像只剩下了一副骨架。他的身上除了左侧一个小小的带锁盒子的木制十字架，还有就是脚上的铁镣。他那双枯瘦的脚几乎可以从脚镣中自由抽出。那情景真是异常可怕。他死前的半小时里，大家仿佛静了下来，开始只用耳语说话。走路的人也放轻了脚步，几乎没有声音。大家彼此谈些不相干的事情，偶尔看一眼那个垂死的可怜人。最后，他终于用颤抖的手摸到那个锁盒，把它从十字架上拉下来，仿佛那对他是个重负，压迫着他，使他很不安。有人替他把锁盒摘了下来。十分钟后他就死了。有人叩门喊卫兵，告诉他牢房里有人死了。卫兵走进来茫然地看了一下死者，就出去叫唤医生。医生助手迅速跑来，他是个脾气很好的年轻人，有些过分地注意自己的外表。他踩着大步迅速地走进了一片寂静的病房。他走近病人，用一种故意潇洒的姿态看看他，并且摸摸脉搏，然而最后他只挥挥手就走出去了。他立刻去告诉卫队长官。他是特科里的重要罪犯，必须用特殊的程序确认他的死亡。在等待卫队长官的时候，一个警卫低声地说，最好把死者的眼睛阖上。另一个人认真地听取这个意见，默默地走到死者跟前，用手把他的眼睛阖上。他看见枕头上的十字架，拿起来看了看，把它套在米哈依洛夫的脖子上，然后画了个十字。死者的脸已经变得僵硬，阳光仍然照在他的脸上。嘴已半开着，露出两排白白的牙齿，在嘴唇和牙龈之间反照出光芒。卫队长官终于来了，他戴着军帽佩着短剑走进来，身后跟着两名守卫。当他走近时放慢了脚步，惊疑地看着四周默然看着他的罪犯。他朝死者走近一步，像被钉住在那里一样停住脚步。似乎有点胆怯，看着这具全身赤裸干枯的尸体，脚上却仍然戴着脚镣，他惊呆了。他突然脱下军帽——其实无需这么做的——对着尸体画了一个十字。这是一张严肃、长满灰白头发、官威十足的脸。我记得在那一刹之间，旁边站着契柯诺夫，他也是一个白发老人。他一直静静端望着卫队长官的脸，用一种奇怪的神态一直盯着他的每一个动作。当他们眼神交会时，契柯诺夫的下唇莫名地颤抖一下。他奇怪地扭曲嘴唇，露出牙齿，好像不经意地对着卫队长官，向尸体努努嘴，快速地说：

“他也是有母亲的！”说完他就走开了。

我至今还记得那句话把我的心刺了一下……他为什么要说这句话？他怎么会想到要说这句话的？当大家开始用床板把死者抬起，铺垫的干草发出沙沙细声，在一片寂静中，脚镣叩击着地板……大家把他抬走了。尸体一抬走，囚犯们就大声说话。我听见卫队长官在走廊要人去叫铁匠来，为死者除去脚镣……

不过，我又说得有点离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