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遇(第2/2 页)

这个小小的街心公园，这些玫瑰，这个花房——他看了上千次了，见过它们并不复杂的所有变化。但不论何时，当我和他经历着这样的幸福瞬间，它们自始至终都闪烁着生机与活力，参与到人的命运之中。一个男子拿着当地的俄文报纸在同一张长凳上坐了下来。这深蓝色的长凳被太阳晒得暖暖的，谁来坐都热情接纳。要我描述这个男子不容易，再说，也没有必要描述，因为自画像很少是成功的，也因为他的眼神一直显得很紧张——眼神如镜，反映出心灵中了催眠之咒。为什么我断定坐在我旁边的那个男子名字就叫瓦西里·伊万诺维奇呢？因为这个姓和父名的组合看起来像是一张扶手椅，宽厚温柔。他的大脸盘上露着惬意，双手搭在手杖上，舒适地、一动不动地坐在那里，只有眼珠在眼镜片后面来回移动，扫过一片向一个方向移动的云朵，又移向一辆朝另一个方向奔驰的卡车，或者扫过一只在沙石地上喂养雏鸟的母麻雀，又移向一辆磕磕绊绊前行的木制小汽车——小汽车后面拴着一根绳子，一个孩子拉着它，拉着拉着就忘了，它侧翻过来，但还继续前进。D教授的讣告在报纸上占了一块突出的位置，这就是我为什么给瓦西里·伊万诺维奇安排了这次葬礼行程，也匆匆给他那天的上午尽可能安排了典型的忧郁背景。虽然报纸上说对葬礼的日期会有专门交代，但我再说一遍，我是在匆忙中安排的。我确实希望他真的去了墓地，因为他就是你在国外俄罗斯葬礼仪式上能见到的典型代表，虽然站在一边，但正是因为他来了，这才加强了葬礼的传统性质。他的整个脸刮得干干净净，神色温柔，透出的某种气质让我想起一位莫斯科社会政治活动家安娜·阿克萨科夫女士——她是我的一位远方亲戚，我从童年就认识她，所以几乎是不经意地，但又好像早已了解了压抑不住的细节，我把她当成他的姐姐。这一切以令人眩晕的速度发生了，因为我必须不惜一切代价创造一个像他这样的人物，用在我已经奋斗了两年多的一部小说的一章之中。即使这个我第一次看见时正从电车上下来，现在就坐在我旁边的胖老先生也许根本不是俄罗斯人，那又有什么关系呢？他让我如此满意！他的容量如此之大！说来奇怪，我百感交集，我正在用我炽热的创作快感感染着那个陌生人，那种快感足以让艺术家全身皮肤战栗。我希望，不管瓦西里·伊万诺维奇年岁多大，多么贫困，胃中还有肿瘤，他总可以分享给我带来快乐的强大力量。我的快乐虽不合法，但有他分享，也算得以弥补。如此一来，我的快乐就不再是独一无二的感觉，不再是比较少见的疯狂种类，不再是跨过我整个心灵的巨大日虹。它至少让两个人得以感受，变成他们谈话的主题，从而让日常生活取得存在的权利，否则我那粗野的、原始的、沉闷的快乐就失去了存在的依据。瓦西里·伊万诺维奇（我坚持用这个名字）摘下他的黑色软呢帽，好像不是为了让头脑清醒，而是表示他完全赞同我的想法。他缓缓摸着头顶。椴树叶影婆娑，掠过他那只大手上的青筋，又落在他的满头灰发上。还是这么缓缓地，他朝我转过头来，瞅瞅我手里的流亡者报纸，又瞅瞅我装模作样读报的脸，神情凝重地移开目光，重新戴上帽子。

但他已经是我的了。过了一会儿，他使劲站起来，挺直身子，将手杖从一手换到另一手，试探着迈开短短一步，然后平静地离开了——如果我没想错的话，他是永远离开了。然而他带走了像瘟疫一般的罕见疾病，因为他神圣地与我缚在了一起，注定要短暂地出现在某一章的末尾，出现在某一句的转折之处。

我的代表，那个拿着俄文报纸的男子，现在独自坐在长椅上。随着树影移动，他已经坐进了瓦西里·伊万诺维奇坐过的树荫之中，刚才给前一位客人盖上一层凉爽阴影的椴树树荫此刻在他的额前，簌簌抖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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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Vsevolod Garshin（1855—1888），俄国作家，性格敏感、脆弱，痛恨谎言与暴力，深受契诃夫赞赏，称之为“加尔申气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