菲雅尔塔的春天(第3/6 页)

On dit que tu te maries

tu sais que j'en vais mourir7

那圆润响亮、如痴如醉的歌声会产生神奇的力量，让她仿佛沉浸在一片火烧云发出的霞光中。旋律如泣如诉，诉说着屈辱和痛苦，节奏激发出婚礼与死亡间的联想。唱它的姨妈早已故去，现在想起来的只有她的歌声，搅得我在尼娜离开之后的几个钟头里心神不宁。甚至到后来就像一艘驶过的大船搅起的余波，小浪平缓，朝岸边扑打，梦幻般渐渐慢下来。要么就像钟楼里传出的钟声，敲钟人早已回家与家人重新欢聚，唯有铜钟仍在颤悠悠地挣扎。又是一两年过去了，我去巴黎办事。一天早晨我到一家旅馆找一位电影演员，在楼梯转弯的平台上又看见了她，穿着一套合身的女装，正在等电梯下楼，手指下方晃荡着一把钥匙。“费迪南德击剑去了。”她兴致勃勃地说道。她的眼睛盯住我的下半张脸，仿佛在读唇语一般。沉思片刻后（她对肉体欢爱的了解之深是无人可及的），她转过身，细细的脚脖子快速扭动起来，领着我走过铺着海蓝色地毯的过道。她的房门口放着一张椅子，上面摆着一只托盘，早餐吃过后还没有收拾——上面放着一把沾着蜂蜜的餐刀，托盘灰色的瓷面上撒着面包屑。不过房间已经打扫过了。因为突然开门通风，一幅绣着白色大丽花的棉布帘波浪一般扑卷进来，在落地窗的两片窗扇之间好一阵抖动撞击。房门锁上了后，窗扇才放开了扑进来的窗帘，发出一声响，好像心满意足地舒了一口气。一会儿后我走出房间，来到外面一个铸铁小阳台上，闻到一股干枫树叶和汽油混合起来的气味——原来是雾蒙蒙、灰蓝色的清晨街道上还未清理的垃圾。那时已有病态的感伤在不断增长，这将使我和尼娜之后的相逢更加痛苦。但我当时毫无察觉，所以也许表现得和她一样泰然自若，无忧无虑。我陪着她从旅馆出来，到一个什么办公室去查查她丢了的一只手提箱找着了没有，然后又去了一家咖啡店，她丈夫正在那里召集他当时的部属开会。

那个男人是个法裔匈牙利作家，我就不说他的名字了（偶然有几处提到他的名字，那也是出于礼貌用了化名）。我宁愿只字不提，但我又不由自主地要说说——他像浪涛一般从我的笔下冒出来。如今人们很少听说他了，这是好事，因为这证明我当初抵制他的邪恶魔力是对的。无论何时，手一沾到他的任何一本新书，我就会感到一股令人毛骨悚然的寒气顺脊梁而下，有这样的感觉也是对的。像他这样的人，名声传得很快，但很快就沉寂了，过时了。就历史而言，他这种人也就是生死两个日期之间的一个破折号而已。胸无实学，又傲慢自大，随时备好恶毒的双关语，毒箭一般朝你射来。他那双沉郁的棕色眼睛里深藏着一种充满期待的奇怪神情，我敢说，这个虚伪的调笑者对于弱小的啮齿动物有不可抗拒的影响力。他出口成章的功夫已练到了炉火纯青之境，尤其以词语编织匠颇为自豪，他把这个头衔看得比作家的头衔还要高。就我个人而言，我绝对不明白胡编乱造些书有什么好处，写些根本没有以任何方式真正发生过的事情有什么好处。我记得有一次，他点头鼓励我发表高见，我不怕受他嘲笑，便对他说假如我是个作家，我就会只允许自己的心灵拥有想象，其余一切都得依赖于记忆，记忆是真实的人生在夕阳下拖长了的影子。

我在认识他之前就知道他的书。那时隐隐的反感早已代替了我看他第一本小说时曾经历过的审美愉悦。他刚刚写小说时，还有可能表现出些人间美景，古老的庄园，透过他那彩色玻璃一般的花哨文风也能看出梦里常见的排排树木……然而随着每一本新书的问世，那块文风玻璃上的色彩越来越浓厚，红色紫色越来越像不祥之兆。到如今，那块玻璃已经色彩斑斓，面目狰狞，透过它再也看不出任何东西了。就算将它打碎，里头也好像空无一物，只有完全彻底的一片黑暗对着我们发抖的灵魂。但想当初他是个多危险的人啊，可谓毒汁四溅，惹急了会挥起鞭子一顿猛抽！他的讽刺如同龙卷风，所过之处皆成荒原，那里橡树被成排击倒，尘土仍在盘旋。谁要是发表了不同的意见，就会惨遭不幸，像陀螺一般被他抽得满地乱转，在飞扬的尘埃中哇哇痛叫。

那一次我们见面时，正值他的小说<i>Passage à niveau</i> 8 在巴黎走红。就像大家所说的，他“被包围了”。尼娜（她的适应能力奇妙地弥补了她的文化缺失）已经担当了重要角色，如果算不上缪斯，至少也是一位精神伴侣和灵犀相通的顾问，跟得上费迪南德弯弯绕绕的创作思路，忠实地分享着他的艺术趣味。要说她从头至尾参与过他哪一本书的写作，那是根本不可能的，但她有一种神奇的本领：听文学界的朋友们闲聊文学，无意间冒出来的精彩段落她都能给收集回来。

我们走进咖啡店时，一支女子乐队正在演奏。我先注意到一根镜面柱里映出一架鸵鸟腿般的竖琴，然后看见一张拼凑起来的桌子（几张小桌子拉起来拼成一张长桌），费迪南德背靠贴着厚绒布的墙壁，正在主持会议。有一阵子，他神情专注，两手张开，一桌子的人脸全都转向了他，这一切让我想起了某些离奇的、梦魇般的东西，我并不确定那是什么，但后来回想了起来，他那模样和我想起的东西太神似，让我觉得他在亵渎神明，其邪恶程度一点不亚于他的艺术。他穿着一件花呢外衣，里面是一件白色高领毛衣，油光闪亮的头发从两鬓梳向脑后，头顶上悬着香烟散出的烟雾，活像神像头上的光环；清瘦的脸像个法老一般一动不动，只有眼睛四处乱转，眼神里饱含着深藏不露的满足。他放弃了两三个原先常去的显眼地方，要不然对蒙帕纳斯9 生活不太了解的天真无知之辈会想着去那几个地方找他。然后他转而光顾这家小资情调十足的咖啡馆。这地方有令人心酸的spécialité de la maison10 ，他仗着自己特有的幽默感竟然从中获得乐趣，真是残忍至极。所谓spécialité de la maison就是这个乐队，由六位面带倦容、羞羞答答的女士组成，正在一个拥挤的平台上合奏柔和的乐曲。照他的说法，这些女子的乳房都是给孩子喂奶的，在音乐世界里显得多余，她们不懂得如何处置。每一曲奏毕，他都会癫痫病发作一般鼓一阵掌，引得全身抽动。几位女子早已不再对他的掌声表示谢意了，我也觉得他这么鼓掌已经在咖啡店老板和该店常客的头脑中引起了疑问，不过费迪南德的朋友们似乎对此高度赞赏。我记得他的朋友中有这样一些人：一位秃头画家，头光得无可挑剔，只是稍微带点疤痕；就是这么个头，还经常被他找出种种借口画在他那满是眼睛和吉他的画布上。一位诗人，他的拿手玩笑是用五根火柴表演“亚当的堕落”，你想看他就演。一位地位低下的商人，只要允许他在书角印上几句暗示的话，捧捧他包养的一位女演员，他就出钱资助超现实主义者的聚会，聚会的开胃酒也由他来买单。一位钢琴家，就脸来说还算过得去，但手指上的弹奏功夫实在糟糕。一位刚刚从莫斯科来的苏联作家，外表潇洒，但语言功底太差，握着一只旧烟斗，戴着一块新手表，全然不知自己在什么样的圈子里混，显得很滑稽。出席会议的还有几位先生，都是些什么人现在记不起来了，其中有两三个无疑与尼娜关系密切。她是桌边唯一的女性，弓着背，像个小孩子一般噙住吸管一阵猛吸，只见她的柠檬汽水水位迅速下降，直到最后一滴汩汩吱吱地响过之后，她才用舌头推开了吸管。我一直在毫不松懈地寻找她的目光，只到此刻，才总算见她望了望我。但我仍然搞不明白这样一个事实：她哪里有工夫把早上刚刚发生过的事情全忘了呢——忘得如此一干二净，以致她碰上我的目光后大惑不解地笑笑作为回应。直到定睛仔细望了一阵后，她才突然想起我期待着的是什么样的回应。与此同时，费迪南德（那些女子把她们的乐器像放家具一般放到了一边，暂且离开了演奏平台）咂巴着口水招呼他的朋友们注意店里远处角落里的一个人，那是个正在吃午餐的老头。那人和某些法国人一样，出于某种原因，在他外衣的翻领上系了一条小小的红丝带，下巴上的灰白胡须和嘴唇上的八字胡合在一起为他胡乱咀嚼的嘴巴提供了一个淡黄色的安乐窝。不知为何，关于老年的点点滴滴总是让费迪看得很开心。

我没有在巴黎久留，不过待了一个星期，结果证明这点时间足够我和他之间产生出一番虚情假意的亲密友谊来，因为他有装模作样的天赋，假意也能装成真情。到后来，我甚至变得对他些用处了：我的公司从他那些比较好懂的小说中选了一部，买下了电影改编权，从此他便一有时间就发电报骚扰我。多少年过去了，我们在某个地方见了面还经常不由自主地笑脸相对，不过有他在场，我就不自在。那天在菲雅尔塔也是这样，听说他在附近晃悠，我的心情就经历了一场熟悉的郁闷。不过有一件事情让我大为释怀：他新近一个剧本演砸了。

他正朝我们走来，穿着一件带腰带和兜盖的全防水外衣，肩上背着一架照相机，脚下是双层橡胶底的鞋。他边走边舔一根长长的月长石糖棍，那是菲雅尔塔的特产。他一本正经地舔，其实是故意要惹人发笑。走在他身边的是塞居尔，长得短小精悍，面色红润，像个洋娃娃。他爱好艺术，也是个十足的傻瓜，我怎么都看不出费迪南德出于什么目的会有求于他。我至今仍能听见尼娜低沉而多情的赞叹声：“啊，塞居尔，多么可爱的人！”这话看似深情，实则无意。他们走近了，费迪南德和我起劲地互致问候，又是握手，又是拍背，尽可能显得热情洋溢。其实两人根据以往经验，心里都明白这一套全是装出来的，只是个假模假式的开头。事情往往是如此这般发生：每一次分别后，我们在弦乐的伴奏下会面，那音乐奏得激动人心，在欢乐友好的忙乱中，在感情纷纷落座的喧闹中；不过引座员将会关上门，门一关，谁也不许再进来了。

塞居尔对我抱怨这里的天气，一开始我还不明白他在说什么。就算菲雅尔塔湿漉漉、灰蒙蒙、温室一般的基本状况可以被称为“天气”，它也和我们用来充当话题的任何事物都搭不上边。比如说，尼娜的瘦胳膊肘就是现成的话题，正好托在我的拇指和食指之间。要不可以说说谁扔下的一点锡箔纸头，正在远处的鹅卵石街道中间闪闪发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