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写作是情感焦虑的结果(第4/4 页)

之所以在今天这个物欲横流、人心不古的社会，衡量一切成败得失的价值标准都是金钱时，我们，我们在座的所有人，都还一意孤行地抱着文学的理想，那就是因为文学是崇高的，文学是伟大的。

说到底，文学的灵魂是最为圣洁的。

但是，这种文学的圣洁与崇高，却是根植于庸俗、世俗之中的，是从世俗中开出的圣洁之花。换句话说，没有世俗，就没有文学，就没有崇高。我是一位小说家，而不是诗人，不是散文家。写过一些散文，几乎难找出一篇让我满意的作品。所以，我不敢断定说，所有的文学作品，诗歌、散文、小说，甚至包括那些优秀的电影或电视剧，它们都是根植于世俗的。圣洁之花，都源于庸俗之土。但至于小说，我隐隐觉得，越是伟大，越是崇高，越是圣洁，越要源于这部伟大之作的灵魂与世俗的密不可分。都必须根植于世俗，来源于世俗。

中国的青年批评家谢有顺，有一句特别贴切、准确的概括，叫“从世俗中来，到灵魂中去”。说的大约就是这个道理，就是崇高的文学与世俗的那种关系。《红楼梦》伟大吗？可《红楼梦》中最核心的情节，却是贾宝玉、林黛玉、薛宝钗这一组三角恋爱的关系，其余也大多是男男女女偷情说笑、吃睡闲谈。难道说这种三角恋爱和吃吃喝喝、说笑哭啼不是世俗吗？不仅世俗，而且庸俗。《堂吉诃德》伟大吗？它是西班牙最伟大、最经典、最神圣的一部作品。可以说，在西班牙的文学世界中，没有《堂吉诃德》，就没有今天的西班牙文学。可是，留给我们印象最深的，却是这部经典中的主人翁——骑士堂吉诃德大战风车的那场庸俗而无意义的战斗。莎士比亚伟大吗？莎士比亚著名的戏剧有《罗密欧与朱丽叶》和《哈姆莱特》等，这些不朽之作中，充满着最世俗的铜臭和男女之争斗。罗密欧与朱丽叶的爱情是那样的圣洁和感天动地，可这圣洁的爱情，却必须在世俗中展开，它的开始、进展和悲剧的结束，都无法摆脱世俗与庸俗的包围。世俗是这对男女崇高爱情的必然土壤。是世俗造成了这对男女——也是整个人类年轻人的悲剧，也是世俗成就了《罗密欧与朱丽叶》这部不朽的戏剧。《哈姆莱特》是一出宫廷戏剧，宫廷生活对我们百姓来说是那么遥远和神圣，可看了《哈姆莱特》之后，我们才发现，原来神秘的宫廷也是那样的世俗和庸俗，为了王位，为了权力，为了女人，为了金钱，为了帮派，竟也可以尔虞我诈，可以欺上瞒下，可以钩心斗角，可以伎俩使尽。原来，所谓的神圣，竟是更大的庸俗；原来，一切的神秘和崇高，竟都是世俗的伪装和放大。原来，世界是由世俗构成的。世俗是土壤，崇高只是生长在这些土壤中的花草和树木。

还有但丁的《神曲》，地狱、净界、天堂，这和我们中国人说的天堂和十八层地狱有多少相似之处啊，我们老百姓在世俗中说好人死后升天堂，坏人死后入地狱，不仅入地狱，还要过十八道鬼门关。仔细想想，这不是中国民间版的《神曲》吗？而我们进一步考究追问，这在世俗中是多么无知、多么唯心、多么庸俗的世界观和生死观啊。可在意大利，在13世纪和14世纪，但丁竟然可以把这些世俗写成伟大的《神曲》，竟可以让这些世俗之念的作品，在欧洲成为中世纪最神圣、光辉、耀眼的明珠。类似的例子，我们还可以举出很多很多，我们可以把世界上所有的经典名著进行再读，几乎无一例外地能够发现一条文学创作的规律，那就是越伟大、越神圣、越崇高的文学作品，和某种特定世俗的关系越是密不可分，越是要把伟大的根须深扎于世俗的土壤之中。

另一方面，伟大的作家，自身的生活不能割断与世俗的联系。这不是简单地说，让作家与世俗保持联系，是与生活保持渠道畅通的管道，而是说，人，必须在世俗中生，在世俗中死。而一个写作者，无论你多么高大，多么神圣，你都不能超越在世俗中更衣呼吸和生老病死的日常生活，都必须过一种“人”的——常人的生活。常人的生活，是一切小说无处不在的生命细胞。写作也许是神圣的，但生活必须是庸常的。我们常说，巴尔扎克一生的写作都是为了还账和借债、借债和还账。可他借债在贵妇人中挥霍和以写作来还这些追命之账，都没有影响他写作《人间喜剧》的伟大抱负，没有影响他对时代的那种伟大的批判精神。写作的神圣是可以和作家自身的庸常生活分开的。还有陀思妥耶夫斯塞，过的是和别人一样的庸常生活，一样的在生活中借债，在写作中还账，也一样没有影响他写出那么多脍炙人口的小说。这说明，写作也是不能和作家庸常生活中刻骨的体验分开的。我们没有必要为了写作而去媚俗和堕落，但也没有必要为了写作而关起门来假装崇高和神圣。世俗并不是伟大的小说，但伟大的小说，无法脱离世俗的生活。欲伟大，先世俗；欲崇高，先庸常。这是小说的一个特性，这也许是小说和诗歌、音乐、美术等文艺作品的一个不同之处。就小说而言，总括起来，一定逃离不开这样一句话：要伟大和崇高，必然要世俗和庸常。

2008年4月1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