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民族苦难与文学的空白(第2/2 页)

而今天，中国的改革开放，其任务之一，就是要让兔子重新变回到绵羊的位置上。兔子变回到绵羊也许容易，可让那些都已变形成为木制玩具的灵魂变回到活生生的精神和灵魂，却是一件困难的事情。其难度之大，就像我们可以把一棵树木变成我们面前的桌子和椅子，但我们很难让桌子和椅子，重新变成一棵青枝绿叶的树木一样。

这就是一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的事情，是一个世界上最大的民族的生理和心理的苦难、生命和灵魂的苦难。可是面对这样的苦难，俄罗斯有《战争与和平》、《静静的顿河》，有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有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戈医生》；拉丁美洲面对他们苦难动荡的民族历史，有《百年孤独》；美国有《根》；欧洲除了有《悲惨世界》、《九三年》那样的作品，还有另外一种面对民族、人类和人在苦难中新的描述，如《变形记》、《城堡》、《一九八四》、《鼠疫》等。后者从表面上看，似乎没有前者宽广和宏伟，但对人在历史和现实的苦难中被扭曲的记忆，却更为深刻和清晰。

可是，我们面对民族的苦难，既没有前者的伟大之作，也没有后者对历史和人的扭曲更为深刻理解的新的描写。在中国的当代文学中，关于中国民族苦难的作品，中国作家已经写过一些东西。然而这些作品，只存活在当前中国文坛的记忆中，超出这个范围，人们就所知甚少，甚至可以说“一片空白”。为什么会这样？原因甚多，诸如中国传统书写的被历史割断、当代写作被意识形态的约束，还有作家内心的自我禁锢和束缚等。自20世纪90年代之后，中国的写作已经渐趋成熟，产生了许多优秀的作家和作品，但是面对我们苦难的民族历史，我们确实没有充满作家个人伤痛的深刻思考和更为疼痛的个人化的写作，没有写出过与这些困难相匹配的作品来。这是我们中国作家的局限，也是中国作家和当代中国文学面对民族苦难的历史的伤痛和内疚。

2008年5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