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　文学的愧疚(第2/4 页)

我总是那样啰唆、重复地四处去说，今天大陆30年的改革开放，给中国大陆作家提供了一个最好的写作时机——这里说的最好的写作时机，不是写作的环境，不是写作的真正的自由，而是大陆今天的社会现实，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混乱、复杂、富裕、矛盾和荒谬的境地。任何一个作家、学者、哲学家和思想家，想把我们的现实搞清理顺，都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生活中的故事，远远比小说的故事更为复杂怪诞、跌宕起伏和含意深刻。你看电视、看报纸、看网络和在因所谓的豪华盛世而终日连绵不断、胡吃海喝的饭局晚宴上听到朋友、客人拿着牙签、筷子给你讲的故事和笑话，几乎每一则、每一个，都让你感觉惊愕不已、不可思议而又千真万确。今天中国大陆现实中的一切，几乎都如天方夜谭。比如说，早在10年前，我回到我们县城时，我们县的县长就笑着对我说：“连科，你们村可真是了不得，改革开放20年，你们村没有死过一个人，也没有生过一个人，更没有一对年轻人结婚。”就是说，因为改革开放，时间在大陆社会变成了前行的列车，而我们村却在时间中停滞了下来。为什么人会不生不死，也不再结婚育子？表面的原因很简单，就是人死了你得把国家分给自己的土地交还给国家；那么，为了不上交土地，人死了我也不让这个社会知道有一个生命消失了。因为大陆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一家只允许生一个孩子，那么，谁家孩子出生了，也就不再上报申请户口，这样就可以生育第二胎、第三胎乃至第四胎。因为结婚去领结婚证要交工本费用，没有别的任何好处，那就索性不领那张结婚证书了，选择个黄道吉日，朋友亲戚，几十、上百，甚至上千人，在这一天里送礼请客，夫妻拜天拜地，这就已经“合法”了，正式结婚了。还有个情况，就是现在在大陆的乡村，未婚先孕、未婚同居是相当普遍的事情。在我们村里，有大约四分之一的婚姻是女孩子怀孕了、肚子老大老高了、不得不结婚了，那就双方家长一合谋，选个日子结婚。

我以我的家乡为例来把这些关于死亡、婚姻、育子的事情摆出来，不是为了简单证明今天大陆乡村社会的混乱、无序和复杂。而是说，其实今天的大陆——有学者称是后社会主义时期，非常清晰地有两个社会：一是有政府管理主导的显社会，二是无论都市或乡村，都还有一个被显社会、主体社会掩盖、遮蔽的隐社会和民间社会。无政府主义和金钱至上、欲望至上有了不可思议的结合。但这个民间社会又完全在后社会主义时期的管理之下。每个大陆人，今天既非生活在30年前大一统的社会里，也非生活在如其他国家与地区那样精神、言说相对宽松、舒展、随意的环境里。每一个人都无时无刻不生活、穿越在强大的主流社会和普遍存在的民间社会中。你的左边是主体的后社会主义，右边就是奇异的民间社会的自由主义与无政府主义——这自成一体的和主体社会既平衡相处又处处对抗的民间社会，与主体社会同在一个时间和空间里，让生活在其中的每一个人，都如同左手握冰、右手拿火一样。因此，在这个社会里，人不变得异常怪异是不可能的事。而我们的作家面对这个复杂、怪异的社会，文学写作总是显得那么简单、陈旧、自我和封闭。我们很难有一部作品，可以清晰地描摹出这个社会光怪陆离、变化无穷的状态和社会的未来进行时。社会的急速变化，使面对现实落笔的小说，很快都过时、滞后和没有意义。比如大陆这些年盛行的“下岗文学”、“低层文学”、“打工文学”和所谓的“职场白领小说”，以及总是邪不压正的“反腐文学”等。这些光亮的文学泡沫，总是紧随社会发展的浪花而起伏荡动着道德的光辉。然而，当其内容与形式和复杂的社会比较时，却显得是那样简单、简陋和浅薄，一如一个作家抓一把黄土，撒出去就希望覆盖辽阔的大地一般。

另一方面，当一种作家的写作显得幼稚可笑时，我们所值得期待的另一些作家，又不去直面这个社会的矛盾和复杂性。以我的直言，我想我不会因此得罪下列我非常尊敬的作家们——有一个事实似乎应该挑破窗纸说出来，就是那些最值得尊敬的作家们的代表作或影响最大的作品，大都和大陆今天的现实没有直接关系这一不被人说破的事实，我想今天应该挑破来说。比如陈忠实的《白鹿原》，余华的《活着》、《许三观卖血记》，莫言的《红高粱家族》、《丰乳肥臀》、《檀香刑》，王安忆的《长恨歌》，李锐的《旧址》、《无风之树》，阿来的《尘埃落定》，韩少功的《马桥词典》，张承志的《心灵史》（尽管也被禁），苏童的《河岸》、《米》，叶兆言的《1934年的爱情》，格非的《人面桃花》，迟子建的《额尔古纳河右岸》以及所谓的“后60年代”的李洱的《花腔》、毕飞宇的《玉米》、麦家的《解密》等等，这么多优秀作家的最具代表性的作品，恰恰都与中国当今的现实没有关系，或隔着一层，这是非常值得探究的一个问题。即便我们不能说最优秀的作家他们是集体对现实逃避——因为以上作家，每个人都还有很多关注现实的作品，但他们最有影响和最具代表性的作品，又恰恰和今天的现实拉开了距离。形成这一写作态势的重要原因，就是大陆的文学数十年来遵从“艺术为政治服务”的法条——直到今天，我们的文化、宣传机构，仍然在这样号召、鼓励作家们这样写作，这给文学创作带来了极大、极大的伤害。因此，那些有天赋的作家，便大多在写作中逃避政治和尖锐的社会矛盾。以逃避为抵抗，以逃避为唯一的艺术准则。其结果，是在逃避社会政治时，也逃离了社会现实。所谓的“让文学回归文学”，是大家对文学创作最由衷的呐喊；另一方面，它也成了一些作家回避社会现实的借口和理由。

文学应该超越政治，但不应该回避现实——这应该是个不争的写作规律。但在超越政治、关注现实时，如何让写作在现实题材中高于、大于、可调配于政治，这是作家的才华和能力，不是简单的勇气和胆量。如何在现实生活面前、在社会矛盾中，关注超越了政治的人和人的灵魂，这一点19世纪的俄罗斯文学给整个世界文学做出了榜样，是非常值得我们借鉴和思考的——当然，写作如何超越政治（不是逃避），这是另外一个话题，是一个作家的才思和另外的艺术追求。而今天，我要说的、要表达的，是我们的写作，对中国大陆复杂的社会现实不够关注、视而不见和没有在写作中作出深刻表达的惭愧和内疚，是某种写作面对社会现实，没有尽力而为去洞察和描写的不安。

我们和这个时代太和平共处了，太和睦相亲了，太相安无事了，太缺少如托尔斯泰、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和鲁迅、萧红那种文学与时代对峙、对立的紧张关系了。好在最近几年，许多作家的写作一反往昔，大家开始重新关注和描写中国的现实与历史。莫言的《生死疲劳》就直接描写了大陆的“土改”，王安忆的《启蒙时代》、苏童的《河岸》都直接描写了他们所经历和记忆中的“文革”。余华的《兄弟》和贾平凹的《秦腔》、张炜的《刺猬歌》、莫言的《蛙》等，都是最直接地关注当下大陆现实的力作。

并不是说关注现实的写作就是好作品，而是说，最值得期待的优秀作家在某个时候都重新回头关注现实时，我们所期待的那种传统意义上的“大作品”，也许就要产生出来了。或者已经产生出来，只是要假以时日去认识。即便没有产生出来，这至少也可以减少当代作家面对社会现实回避写作的那种内疚感。

<h4>三、面对中华历史，我们作了什么样的写作选择和思考</h4>

“中国经验”——这四个字最近几年不断被大陆的作家和批评家所提及，并以此来论证中国当代文学的得与失。谁都明白，这里说的中国经验是面对世界而言的，如果仅仅是为了面对中文读者，我们不需要谈中国经验。我们用方块字讲的发生在中华土地上的一切故事和用其他语言写的华人的人生命运和一事一物，都是中国的经验。但在写作中面对世界文学强调中国经验时，就不是简单地说，我们吃饭是用筷子而不用刀叉的，也不是说中国的北方人爱吃面食，南方人爱吃大米，解放前有脸面的中国男人都穿中山装，女人大多穿旗袍，而是说，当中国小说面对世界文学以及人类的记忆和记忆的扩展、延伸的文学呈现时，我们的记忆——中国记忆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