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酒当歌求其乐(第1/2 页)

读历史如卷帘望美人，层层披起，只盼着能够看到真切。东西方文化差异虽大，但有些东西异曲同工，比如杀了野兽吃肉、驯服马儿来骑，彼此心有灵犀。又有酒这东西，埃及人造金字塔时，就给奴隶发面包啤酒喝；往东一望，巴比伦那满载了西元前之爱与恨的《汉谟拉比法典》上，也早有了酿酒的法令；古老的文献那些蛇头虫尾的弯曲文字，把啤酒的年限不断前推，四千年前苏美尔人吃饱喝足，用余粮酿啤酒；叙利亚人和埃及人先知先觉，直接用吸管对付。这就是文明起源的不公平处：公元前二千年，好多地方人民还在茹毛饮血，西亚人先喝上啤酒了。

中华泱泱大国，什么事都不落人后。《吕氏春秋》里说道，夏禹王治水辛苦，三过家门而不入，一心扑在事业上，人民感动，有个叫仪狄的淳朴同志献了酒，后世传说是高粱酿的。禹王爷赞曰甜美，然而圣贤的觉悟高，反而感叹：“后世一定有人因为酒亡国呀。”

当然，华夏历史太长，文献太杂，不像如今电话汽车那样，可以独断发明者。魏晋时期的文本里，一脚踢飞仪狄，争先说是杜康酿酒。可是也有人特立独行，晋江统在《酒诰》里说：“有饭不尽，委余空桑；郁积成味，久蓄气芳；本出于此，不由奇方。”那意思：没吃完的饭搁在空地上，久了自然发酵就成酒了，不是谁的奇思妙想，也许早几万年原始人无意喝过酒了，也是有的。弗朗西斯·培根以前瞎揣测说，中国人吃烤猪肉源自山林起火烧死了野猪，上古人于是坐享其成。和江统这话的意思相去不远。

其实这儿要说的，还是一个酒的娱乐性。世界历史的一个永恒真理是物以稀为贵。欧洲人早年葡萄酒难得，便拿来祭祀神灵，后来雪茄刚到欧洲，颇稀罕，也有教皇规定弥撒时必须点雪茄以制造神秘气氛。中国人亦然，用酒和太庙祭祀祖宗。春秋时楚国人向周王进贡苞茅，用以茜酒。本来是土特产进贡小事，然而既然跟酒有关系，那就自然和祖宗分不开了。《左传·僖公四年》说，齐桓公讨伐楚国，管仲的借口是：“尔贡苞茅不入，王祭不共，无以缩酒。”那意思是你们进贡苞茅不是时候，误了祭祀啦！可见春秋之时，酒是好东西，祖宗和鬼神也爱喝。

但任何高雅的东西，一旦蔓延开便不免全民皆兵。埃及劳工烈日下饮啤酒，和《肖申克的救赎》里蒂姆·罗宾斯带着监狱众人喝啤酒一样，除了解渴，也带着种娱乐性。大禹这样因为酒的甜美而生警惕心的领导毕竟少。商朝的末帝纣王就缺乏这种居安思危的意识。《史记·殷本纪》：“以酒为池，悬肉为林，使男女裸相逐其间，为长夜之饮。”构思奇妙，其荒淫度和罗马帝国那几位堪有一比。纣王这样把喝酒、吃肉、男欢女爱和夜生活结合紧密的人物，是开了后代声色场所的先河。当然有许多贤人以为不可，然而纣王“言足以自辩，文足以饰非”。领导太聪明了就是有这坏处，你辩不赢他。

商与西周往矣，时代进入了春秋。酒虽然还是奢侈品，但已经足够喝，不必像恺撒一样，拿件东方丝绸当宝，在罗马各剧院炫耀。齐桓公想称霸，于是很警惕地问管仲：“我不幸好色，还好郊游，而且喜欢喝酒，会使我亡国吗？”把酒、色和郊游并列，说明在君王心目里酒实在是兼具娱乐性和惰性的双刃剑。孟子这种正经人态度就很专一，《孟子·离娄下》：“禹恶旨酒而好善言。”把美酒和善言说成正反面，俨然这酒就是极恶毒的东西——当然放他老人身上就未必准了，毕竟他四处游说诸侯时说的经典名句，大半都是饮酒吃肉罢了之后说的。

春秋之末，人民有了些余粮，也有酒喝了。勾践在吴王那里吃够苦头，回越卧薪尝胆。人口太少，就鼓励人民多生快生，与如今计划生育截然相反。奖励政策是：“生丈夫，二壶酒，一犬；生女子，二壶酒，一豚。”吴越向来是水乡，人民不愁饮料，酒之特别就显出来了：也唯有这种饮料能够富有如此的娱乐性。试看后世千年中外，有哪朝国王会赏给百姓茶、咖啡和可口可乐的？

战国之后，酒已经不是珍贵物了。《史记·刺客列传》道：“荆轲嗜酒，日与狗屠及高渐离饮于燕市，酒酣以往，高渐离击筑，荆轲和而歌于市中，相乐也，已而相泣，旁若无人者。”杀狗不算什么高雅艺术，扯着高渐离一起在集市上晃荡，喝酒唱歌还带着伴奏。喝酒和唱歌终于有机结合，成为任侠放旷的象征，而且不再局限于庙堂之上，成了下层劳动人民的享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