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建议不被接受(第2/5 页)

这个建议又被拒绝了！

如果按照毛泽东同志的两次建议去做，出现的结果又将如何？是比西进湘西好些呢，还是更糟些？在当时的条件下应该怎么看？后来应该怎么看？不管进军湘西与二、六军团会合也好，还是进军湘中也好，在蒋介石南昌行营的军事地图上都预先标示过，也都预先做了准备。这算不了什么高明，即使是一个平庸的参谋部，也都会把几种可能、几个方向都网在思考范围之内，问题是看他的最终判断是否准确、事先预防是否有效。

当时的最高决策机关——“最高三人团”还有中革委主席朱德，这些人，并不都是不分是非、专门拒绝正确建议的愚蠢人！他们也有利弊权衡，他们的思考，应该说也是周密的！如果不以后来的对错、尊卑、沉浮定褒贬，站在历史的角度来分析每个人的作用，那就会更公正些。比那些简单化、简约化地一概斥之为左倾分子，提供给人们的教训和哲理就会深刻得多！

当时，由于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对整个形势的估计出了偏差，提出了占领中心城市和争取一省或数省首先胜利的任务。并且这种极左思潮从共产国际、中共中央翻卷下来，犹如洪水之奔流。谁也顶不住那种残酷斗争、无情打击！而这种打击正好来自你的同志，来自你自身。就像文革中谁没有高举红宝书推波助澜呢？也像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两次打长沙都告失败一样，这是一个历史进程，谁能抗拒历史的必然潮流？

那么，这些左倾所产生的恶果，应该全部归罪于第三国际的左倾？似乎又不全对，因为第三国际所作的左倾决断，除了主观原因外，有没有各国支部提供的不切实际的情况，而由此作出错误判断的客观原因呢？还是歌德说得辩证些：“真理与谬误是同一个来源，这是奇怪的但又是确实的。所以我们任何时候都不应该粗暴地对待谬误，因为在这样的同时，我们也就在粗暴地对待真理……”

为了利用陈济棠与蒋介石的矛盾，周恩来与朱德于1934年10月5日派潘汉年、何长工去寻乌同陈济棠的代表杨幼敏、黄质文进行停战谈判，达成了五项协议，可以互借道路，为红军顺利通过第一道封锁线做了准备！

在这样一种可以让路通行的条件下，去与二、六军团会合是更为有利的考虑，不是合情合理的吗？

第一、第二、第三道封锁线都比较顺利地通过了。这是不是说明“三人团”决定的开进路线并没有错？直到湘江，才由于行动迟缓，受到了敌人的夹击。那么，如果早日丢弃辎重，提前两日过江，是不是损失就会小得多呢？那么，湘江一战的惨重损失是在于行动迟缓，而不是战略方向和行进路线的错误了？

按当时李德、博古的心理，进军湘中是危险的，还是去跟二、六军团会合，有先遣部队接应，有根据地作为落脚点更可靠些。这不是可以理解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