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军事与政治(第2/4 页)

林彪并不是没有反对过毛泽东，而且公开地反对过。在遵义会议之后，毛泽东在党内军内的领导地位均没有稳固的确立，只是进入了领导核心。代替博古负责中央领导的是张闻天，代替李德在军事上有最后决定权的是周恩来。后来，由于毛泽东提议成立新的三人团来全权指挥军事，在渡乌江前，中央才决定以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成立三人指挥小组，毛的地位仍在周恩来之后。1935年1月28日，土城战役失利，被迫一渡赤水；1935年3月15日，攻打鲁板场失利，于3月16日又第三次西渡赤水。虽然后来把四渡赤水当成毛泽东军事指挥上的杰作，但是当时的林彪并不满意。他认为这种连打败仗之后近似故弄玄虚式地把部队拖来拖去未必高明，本可以搞得更好。为什么非要四渡？三渡行不行？会不会有比四渡更好的摆脱敌人的办法？如果不囿于传统说法，那是可以展开争论的。所以林彪提出改换三人团的领导成员，由彭德怀来代替毛泽东，这里边应该说是稍有心机的：也许进入决策圈的不是彭而是他林彪。这种反对的时机，选得很是时候。此时毛泽东正曲高和寡，也最为民主容人，而且只是从作战指挥上提出意见，而不是从政治上否定，所以并没有动摇毛泽东对林彪的信任。这种公开的用书信提出的方式，更增加了人们对他“光明磊落不搞阴谋”的印象。因为那个时候，还没有形成凡是对毛提意见就是大逆不道的“凡是”观点。那个时候即使“左”得怕人，却还懂得在某个问题上反对谁（即使反对错了）是党员应有的权利。不隐瞒自己的观点，敢于直言是党性原则。

林彪知道：在某种情况下提意见是允许的，某种情况下是不允许的；发表真知灼见，在某种情况下是受奖励的，在某种情况下是要受惩罚的！

如果你的意见提错了，最终证明我对，以你的错误反衬我的正确，我可以哈哈大笑表示欢迎；如果你的意见一针见血提对了，恰中我的要害，以你的正确来衬托我的失误是可以容忍的吗？在特殊情况下，以不损害领导的威望为原则，而不是意见是否正确为原则。

建国以后，林彪由于身体虚弱，一直赋闲调养，他精心研究了中国的政治斗争史。在文革期间，大讲宫廷政变，便是他研究的成果。他懂得，在他是人的时候，是可以反对的；当他是神的时候，就只能是跪拜了！林彪懂得，在政治舞台上，不仅需要兵不厌诈，还要有远、近、大、小之分，一切服从政治需要。在某种情况下，坚持真理，便是谬误；拥护谬误，便是真理。

在有的编年史上，我们极为聪明的祖先，向后人提供了发人深思的实例。在众望所归的圣贤之家，男主人的不检点使丫头怀了孕（这在平常人家本来是寻常事），当这丫头在严格守密的情况下，生下一个传宗接代的贵子时，他们就会给这个丫头一碗下了毒的人参汤。既得了贵子又保住了圣贤之家崇高的道德威严！死个丫头算得了什么，动摇了圣贤伦理的根基，那就是事关千古兴亡的大局了。失小而保大。这样做是被迫的，合理的！毒死了丫头是行大善而不是作大恶。为尊者讳过，为贤者讳耻，为亲者讳疾。这就是最最道德的道德。谁也不敢说这是最不道德的道德。林彪对此把握得最为深刻。

“值得永远信任的只有自己。”这便是林彪的处世格言。做人，也许应该像赫胥黎在《进化论与伦理学》中所说：“要意志坚强，要勤奋，要探索，要发现，并且永不屈服。珍惜我们前进道路上降临的善，忍受我们之中和周围的恶。”

彭德怀上书，使毛泽东经过许多天的反复考虑。这种夜夜失眠的思索，其痛苦之深超过了秋收起义的失败和宁都会议的解职。这绝不是胸怀狭窄到听不得批评意见，也不是万言书中有哪些言过其实，而是考虑到彭的万言书所引起的后果。这个后果，很可能严重到不堪想象的可怕程度。因为它正好给帝国主义尤其是修正主义提供了“武器”，后来批判彭德怀“里通外国”并不是偶然的、随意说说的！

当毛泽东感到自己的威望在国际国内都受到挑战时，彭德怀再来这么一下子，很可能把他从马、恩、列、斯、毛的世界性革命领袖的位置上推落下来，在国外反动势力的推波助澜中，万言书（这在平时算不了什么）在这种特殊的国际国内背景下，就有了摧毁性的威力！林彪深深地懂得这一点，所以，他在批判彭德怀时，说了一句既深刻又浅显的、四不像却很像的、绝妙的话：“在中国，只有毛主席是大英雄，谁也不要想逞英雄。”

如果把1934年的林彪、1959年的林彪、1971年的林彪，这三个人生旅途中的坐标孤立地提取出来，历史的变迁和心灵的蜕变，就显得不可思议，如果沿着他走过的每步脚印去寻觅他的追求，去审视客观力量对他的推动，从这一端到另一端不管它是多么曲折回环，不管他是主动还是被动，不管他是违心还是自愿，它就是合情合理的了！时间，是心灵蜕变的温床；时势，是他浮沉的漩涡，他无力抗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