契尔托普哈诺夫和聂道漂斯金(第5/15 页)

他在自己的村子里兴办了各种手艺作坊：“又好，又合算，”他常常说，“这就是经济核算！”他终身没有放弃这种极其有害的想法，正是这种想法使他破产的。然而他倒是开心了一番！不管什么稀奇古怪的想法他都试了试。在种种其他发明之外，有一次他根据自己的设想造了一辆老大的家庭马车，尽管把全村所有的农家马连同马的主人都找了来，一齐使劲来拖，然而一遇到斜坡，那车就翻倒了，并且散了架。叶列美·卢基奇（潘捷莱的父亲名叫叶列美·卢基奇。）叫人在斜坡上立了一个纪念碑，不过他一点也不感到不安。他还别出心裁要造一座礼拜堂，当然是自己设计，不要建筑师插手。他烧砖瓦烧掉了整片树林，打的基础十分宽大，足够建造省城教堂，垒好墙，就开始架圆屋顶，圆屋顶却掉了下来；又架一次，又塌下来；又来第三次，第三次也垮下来。这位叶列美·卢基奇就寻思起来，心想：事情不对头……一定是有人兴妖作怪……于是他立刻下令鞭打村子里所有的老太婆。把老太婆都打过了，圆屋顶还是架不起来。他又开始按新的计划为农人改造住房，一切都依据经济核算。他让每三户在一起，摆成三角形，中央立一根杆子，杆子上装一个上了油漆的椋鸟笼和一面旗。往往他每天都能想出一个新花样：有时用牛蒡叶子做汤，有时剪下马尾给家仆做帽子，有时想用荨麻代替亚麻，拿蘑菇喂猪……有一天，他在《莫斯科时报》上读到哈尔科夫的地主赫略克－赫鲁表尔斯基的一篇关于道德在农民日常生活中的效用的文章，第二天就下令要所有的农人立即把哈尔科夫地主的这篇文章读得能背诵。农人都读熟了。这位东家就问他们：是不是懂得文章里说的是什么？管家回答说：怎么不懂呀！就在这前后，他为了维护秩序和便于经济核算，吩咐把所有手下人都编成号，并且让每个人都在衣领上缝上自己的号码。任何人见到主人，都要喊：某某号到！主人就亲切地回答：好，你去吧！

然而，不管他怎样注重秩序和经济核算，还是渐渐地陷入十分困难的境地：先是把自己的几个村子抵押出去，后来就一个一个地卖掉了，而最后的祖居地，就是那个有一座未建成的礼拜堂的村子，是由官府拍卖的，幸而不是在叶列美·卢基奇生前——如果是在他生前，他是受不了这个打击的——而是在他去世后两个星期。他还来得及死在自己家里、自己的床上，有家里人围着，而且是在医生照料之下。但是可怜的潘捷莱得到的只是一个别索诺夫村了。

潘捷莱知道父亲生病的消息时，已经是在部队里，正纠缠在上述的“不愉快事件”中。他虚岁只有十九岁。他从小就没有离开过家，在极其善良而又极其愚蠢的母亲瓦西里萨·瓦西里耶芙娜的培养下，成为一个娇惯的小少爷。她一个人管他的教养，叶列美·卢基奇埋头于他的经济设想，顾不到这些。虽然有一次他因为儿子读错了字母也亲手打过他，不过这一天叶列美·卢基奇心里是有很深的隐痛，因为他的一条最好的狗撞到树上死了。其实，瓦西里萨·瓦西里耶芙娜对儿子教养的操心也只限于一次艰苦的努力：她费了很大劲儿给他请到一位家庭教师，阿尔萨斯的一个退伍军人，名叫比尔科普甫的。而且她直到死，都是战战兢兢地对待这位家庭教师，因为她想：他要是不干了，我就完了！那我怎么办呀？我到哪儿去另找老师呀？就这一个还是我好不容易从邻村女地主家里挖来的呢！比尔科普甫也是一个机灵人，立刻利用起自己的特殊地位：不要命地喝酒，一天到晚睡觉。潘捷莱一结束了“学业”，就去服役了。这时瓦西里萨·瓦西里耶芙娜已经不在人世了。她是在这件大事之前半年受惊而死的：她梦见一个穿白衣的人骑着一只熊，胸前有标志：反基督者。叶列美·卢基奇不久也随着自己的老伴走了。

潘捷莱一听到父亲生病的消息，急忙赶回家来，但是已经来不及同父亲见面了。当这个孝子完全意外地从富有的继承人变成穷人的时候，他有多么吃惊呀！没有多少人能够经受这样剧烈的变化。潘捷莱痴呆了，变得冷酷了。他原来虽然有些急躁、任性，但却是一个正直、善良而慷慨的人，现在变成了一个狂人和莽汉，不再和乡邻们往来了——他羞于见富人，又瞧不起穷人——而且对所有的人都极其粗鲁无礼，甚至对当权者也是如此，因为他觉得自己是世袭贵族。有一次警察局长没脱帽走进他的房里，差点儿被他开枪打死。当然，当权者对他也不会客气，一有机会就叫他尝尝当权者的厉害。然而大家还是有点儿怕他，因为他的脾气异常暴躁，一句话不合，便白刃相见。稍有不顺意，契尔托普哈诺夫的眼睛就骨碌碌直转，说话声音也不连贯了。“啊哇……哇……哇……哇……哇，”他含糊不清地说，“我这命不要了！”……简直就不顾死活了！

虽然如此，他又是一个清白的人，从来不做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当然，没有什么人到他家来……然而他的心地是善良的，甚至自有其伟大之处：他路见不平，就挺身而出。他很能维护他的庄稼人。“怎么？”他常常发狂似的敲着自己的脑袋说，“想欺负我的人，欺负我的人吗？只要有我契尔托普哈诺夫在，休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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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洪·伊凡内奇·聂道漂斯金的出身不像潘捷莱·叶列美奇那样可以自诩。他的父亲是独院地主出身，只是在服役四十年后，才获得贵族称号。老聂道漂斯金先生是一个不走运的人，灾难像冤家对头似的到处紧紧地追随着他。这可怜的人在整整六十年中，从出生到死去，一直在同小人物所特有的种种贫困、疾病和灾祸搏斗。他在困境中像鱼撞冰似的挣扎着，吃不饱，睡不足，弯腰低头，东奔西走，忧愁，憔悴，为挣每一个戈比而兢兢业业，为公务确实“鞠躬尽瘁”，到头来死在不知是阁楼上，还是地窖里，既没有为自己，也没有为孩子们挣得可以糊口的东西。命运把他捉弄得筋疲力尽，简直像被猎狗追逐的兔子。他是一个善良而正直的人，收受贿赂也“规规矩矩”——从十戈比到两个卢布。

老聂道漂斯金有过一个患肺病的瘦弱的妻子，也有过一些孩子，幸而大都不久就死掉了，只剩下季洪和女儿米特罗道拉。米特罗道拉外号“土里俏”，经历过许多可悲而又可笑的事情之后，嫁给了一个退职的司法监察官。

老聂道漂斯金先生好歹在生前给季洪谋得一个编外办事员的职位，但是父亲一死，季洪就不干了。天天提心吊胆，时时刻刻要跟饥寒作痛苦的搏斗，天天看到母亲忧心忡忡，看到父亲苦苦挣扎，受着房东和店主粗暴的欺压——季洪无时无刻不生活在这种种痛苦之中，因此变得说不出地胆怯：一见上司就心惊胆战，好像一只被捉住的鸟儿。他就辞职不干了。漫不经心的、也许是喜欢开玩笑的造物主，往往在赋予人种种本性和爱好时，一点也不考虑其社会地位和财产。造物主凭着固有的关怀和仁爱之心，把这个穷官吏的儿子塑造成一个多愁善感、懒惰、温和、逆来顺受的人——一个特别注重享受、具有极其灵敏的嗅觉和味觉的人……造物主塑造好了，又精心加工一番之后，就让自己的作品去靠酸白菜和臭鱼生长了。这件作品长成了，就开始所谓“生活”。这就热闹了。

折磨得老聂道漂斯金死去活来的命运，又折磨起儿子：显然，折磨出滋味来了。不过折磨季洪的方式有所不同：不是让他痛苦，而是拿他开心。命运从来不使他陷于绝望，从来不让他尝受饥饿的难受滋味，却驱使他在俄罗斯到处漂泊，从大乌斯秋格到皇科克舍斯克，离了一个低贱而可笑的职位，又换一个：有时命运照顾他，让他在又爱唠叨又暴躁的贵族女善人家里当“大管事”，有时安排他在又有钱又吝啬的商人家里做食客，有时委派他给一个暴眼睛、留有英国式剪发的先生当家庭秘书长，有时让他在养犬的猎人家里担任半家仆、半小丑的角色……总而言之，命运迫使可怜的季洪一滴一滴地喝尽了寄人篱下的苦涩的毒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