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自由岁月(第1/9 页)

当此之时，约瑟·克尼克的年纪是24岁的样子。既已从华尔兹尔毕业了，他的学校时代也就过去，而他的自由研究年代也就展开了。除开在艾萧尔兹所过的平静童年之外，这几年也许就是他一生中最宁静、最写意的岁月了。毕竟说来，对于一个初离学校约束而向无限心智世界历险的青年而言，总会遇上一些微妙而又动心的美好事物的。直到此时为止，他还不曾见他的任何幻境消逝，对于他自己做无限奉献的能力或其广阔无垠的思想领域，均皆毫无疑虑。

尤其是，对于像约瑟·克尼克那样有天赋、受了某种长才的驱使而投注于某种专业科目上面，但其天性倾向于统整、综合，以及普及的青年而言，此种自由的春潮往往是一种热切快活和近乎沉醉的时期。假如没有英才学校的训练操守，没有静坐冥想的心理卫生，没有教育委员会的仁慈监督在先，此种自由不但会危及到这样的天性，甚至还会成为许多人的一种无妄之灾，就像在我们卡斯达里现行教育模式建立之前几个世纪发生在无数天才青年身上一样。那时的大专院校里可说到处都是富有浮士德精神的青年，他们乘风破浪，扬帆于学术自由的公海之上，而横冲直撞的结果，碰上了漫无节制的玩票沙洲而搁浅。就实质而言，浮士德本人就是此种堂皇玩票及其悲剧下场的原型。

在卡斯达里，就实而言，学生的知识自由，比之此前若干世纪的一般大学，要大上不知多少倍，此盖由于这里的研究资料和研究机会，要多很多。尤其重要的是，在卡斯达里从事研究工作，既不会有物质上的顾虑，也不会受到野心、胆量、家境、生计与事业情况等类的限制或影响。在学区辖下的各学院、研究室、图书室，以及实验室中，每一个学生，不论家系和现状如何，悉皆完全平等。这个圣秩组织只按学生的心理和性格特性分级。从另一方面来说，使得俗世大学很多有才能的学生屈服的那类自由、诱惑，以及危险，在卡斯达里是不存在的。这倒不是说卡斯达里没有危险、痛苦，以及困惑——人类生活中怎能完全没有这些因素？而是说，至少是某些使人越轨、令人绝望乃至陷入于不幸之境的情况，都被排除了。卡斯达里的学生既无变成醉鬼的危险，也不会把青春年华浪费在秘密结社的愚蠢行为或空吹大牛上面，那是数代以前的学生常做的糊涂傻事。此外，他既不致发现他的学位是一种误取，更不致感到他的预备教育有了无可弥补的破绽。卡斯达里的处事条理使他防范这样的错误。

为了女人而浪费生命或沉醉于某些运动之中这样的危险，也减少到了最低限度。就以女人而言，卡斯达里的学生，既不会因为受到诱惑而落入婚姻的陷阱，也不致像从前的学生一样为了假装正经而不得不强制禁欲，或被迫转向多少有些卖笑性质的懒散女人求欢。卡斯达里既然没有婚姻制度，爱情也就不受婚姻道德的约束了。由于卡斯达里人既无金钱，又无财产可言，故而也就无力购买爱情了。境内民女习惯上都不早婚，因而，在婚前都将区内学生和学者视为特别理想的意中人。这些青年人，就其本身而言，对于家庭和财产都没有兴趣，对于心智和情感至少都能给予同等的重视，并且，通常都富于想象力和幽默感，因此，既然手头不便，故而也就不得不比一般人更须以身相报了。在卡斯达里，一个学生的女友，不会问她自己：他愿意娶我为妻么？她知道他不会愿意。实际说来，这种事可说时有所闻；英才学生因了婚姻而还俗，而放弃卡斯达里和教会组织成员的身份，可说已是屡见不鲜的事情。但在这些学校和圣秩组织的整个历史中，此种稀有的背教事件，只不过是难得一见的奇事而已。

英才学生自预备学校毕业之后，不但即可享受真正高度的自由，而且还可自行决定求知与研究的范围。除非学生一开始就由他的才能和兴趣自动决定他的方向，否则的话，他所受的唯一限制，就是每个学期提出一份研究计划，而主持其事的当局者对于此项计划的执行，亦只是以非常温和的方式从旁督导而已。对于多才多艺的青年——而克尼克正是其中的一个——他获得如此广阔的活动余地，不但令人向往不已，而且可以说是一种延续不断的快乐源泉。当局容许这些学生享有近乎天堂似的自由——只要他们不流为纯然的懒散就行。他们既可涉足各式各样的知识境域，抓住种种不同的学科，同时爱上七八种科目，亦可一开始就使自己限于某种偏窄的项目。除了遵守适用于整个学区和教会组织的共通道德规条，每年提出一份记录——记下当年所听过的演讲、所读过的书籍，以及在各个研究所所做的研究工作之外，没有别的义务要尽。只有参加技术性的课程和研习——包括玻璃珠戏和音乐讲习——才有比较严密的成绩考核，并依照研习主任的要求撰写论文或做作业，但这也是必须做的事情。不过，这些课程皆系自由选修，并非非修不可。如果他高兴，他不妨一连几个学期或一连几个学年，只是运用图书馆和参加听讲而不交任何作业。有些学生拖了很久一段时间才选定一个专修的研究科目，以致延搁了进入教会组织的时限，但当局者极有耐心，不但允许，甚至还鼓励他们去探测一切可能的研究项目和类型。只要德行良好，除了每年写一份“行传”之外，当局对他们别无要求。

我们如今之所以能有克尼克在此自由研究年代所写的三篇“行传”可读，就靠这种古老而颇受嘲讽的习俗。由此可见，这些作品既不是一种出乎至情的非官方文章，更不是一种多少含些隐私的纯粹文学作品——例如他在华尔兹尔时期所写的那些诗篇——而是一种平常的正规作业。这种习俗早在学区成立初期就已兴起了，其目的在于要求尚未获准进入教育组织的年轻学子，按时撰写一种名为“行传”的特别随笔或文体习作。那是一种虚拟的自传，由作者选择过去任何一个时期作为它的背景。这种学生作业的写法，是要作者设身处地地使他自己回转到从前任何一个时期的文化与学术环境之中，并想象他自己在那个时代度过一种适宜的生活。以时代和时尚为准来说，帝制时代的罗马帝国、17世纪时的法兰西、15世纪时的意大利、斐克里斯时代的雅典，或莫扎特时代的奥地利等，都是学生最喜设想的历史时期。已在专攻语言的学生之间成为习惯的做法，是运用他们最擅长的那个国家的语言和那时代的作风撰写他们想像的传记。因此，在若干颇为高明的“行传”中，就有以12世纪前后的教廷文体，有以修道院运用的拉丁文，有以“古代传奇集”（centoNoveue Antiche）中所用的意大利文、蒙田所用的法文，以及马丁·欧匹兹所用的奇异德文写成的传记。

古代亚洲天神下凡与灵魂转生之说的遗迹，就在这种谐趣而又颇富弹性的文体之中残存了下来。所有的老师和学生都熟知这样的观念：在他们的今生今世之前，可以有过前生前世——可能曾在以前的肉体中，在以前的时代中，在以前的情况之下生活过。当然，严格地说，他们并不信奉此种学说；这个观念的里面并无任何教条的成分。那只是磨炼想像官能，设想自身处于种种不同情况和环境之中的一种练习，一种游戏而已。此盖由于写作这样一种传记，就像研究文体和玩珠戏一样，可对过去种种文化、种种时代，以及种种国度，做一次谨慎而又小心的透视。他们学着将他们的本身视为面具，视为永恒实体的一种无常外衣。写作此种传记的风习，不但有其引人入胜的地方，而且亦有许多实际的好处，否则的话，也许就没有这种历久不衰的劲头了。顺便一提的是，有不少学生，不仅多少有些相信转生之说，而且还相信他们自己杜撰的那些传记真实不虚。由此可见，这些想像而成的前生前世，大多并不止是文体的习作和历史的研究而已，同时也是意愿的造物和随意的自描。作者将他们自己铸成他们渴慕的人物了；他们将自己的梦境和理想描绘出来了。从教育的观点来看，写作这种传记的主意，也还不恶。它们为青年的创作冲动提供了合法的发泄管道。若干代以来，严肃的创作性作品虽因受到蹙额的待遇而为学术研究和玻璃珠戏所取代，但年轻人的艺术创作并未因此受到压服。它在这些往往被炼成短篇小说的传记中找到了一种安全的表现手段。尤甚于此的是，有些作者在写此种传记的当儿向自觉的国度跨进了一步。

又，学生们往往利用写作此种自传的机会，对当前的俗世和卡斯达里作指责性相革命性的发泄。对于此类攻击，老师们通常都以体谅的慈爱视之。此外，在学生们享受最大自由而不受严密监督的时期，这些传记对于老师了解学生的言行也极有裨益；它们对于作者的智德或品学往往提供极其明白的揭示。

约瑟·克尼克所写三篇这样的传记，已被保存了下来，我们打算将全文照录于本书之末，也许是本书最为珍贵的部分了。他是否只是写了这三篇，或是否另有散佚，可资揣摩的地方很多。我们可以确知的一点只是，克尼克交了他的第三篇作业“印度生活”之后，教育委员会秘书曾有指示说，如果再写任何传记作品的话，他不但应该以接近现代的历史时代为背景，而且要多多旁征博引，尤应注意历史的细节。我们从轶闻与函牍之中获知，其后他曾着手为一篇以18世纪为背景的传记下过一番初步的研究工夫。他让他自己扮演一位斯华比亚地方的牧师，后来背离教会而投向音乐，他曾当过约翰·亚伯瑞克·班吉尔的弟子，做过伊鼎革的朋友，且曾在辛善道夫的莫拉维亚兄弟教派的会众中作过来宾。我们知道，他曾阅读并笔录大量古老而且往往过时的相关书籍，其中既有谈论教堂组织、虔信教徒，以及辛善道夫的文章，亦有讨论那个时期的祷文和教堂音乐的著述。此外，我们还知道他曾迷上灵能派主教伊鼎革，曾对班吉尔导师有过真正的敬爱之情；他曾不厌其烦地请人从班吉尔的肖像摄制一张相片，安置在他的书桌上面。并且，他曾尝试将他对辛善道夫好恶相克的地方做过一番诚实的描述。但到最后，他因以已习的东西为满足而放弃了这个计划。他说他已失却写作传记的兴味了。因为，弄到这些材料之后，不但要从太多的角度去研究其中的主角，还要聚集太多的细节加以描绘。由这些陈述看来，我们与其将他完成的这三篇传记视为一位学者的著述，不如看作一种诗情的产物，比较适当。我们这样说，相信对它们并无任何不公之处。

克尼克除了已经享有随意自选研究科目的自由之外，如今终于又得了另一种不同的自由与轻松。毕竟，他一向就是一个跟其他学生不一样的学生；他不仅曾经受过严格训练，做过精确的课业，有过老师的小心督导和审察——总而言之，有过严格的学校教育，而且，除了所有这一切之外，由于他与普林涅奥的特殊关系而担负过重大的责任，这种压力固然曾经激发了他的最大潜能，但也大大地消耗他的精力。他在扮演卡斯达里公共辩护人这个角色时，曾经负起确非他那种年龄和能力所堪负荷的责任。他曾冒过严重的危险，而其所以获得成功，亦只是运用他那过人的意志和才能。实在说来，如果不是音乐导师从旁大力协助的话，他就不能将他所负的任务贯彻始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