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百一十七节 司法改革(第2/3 页)

中国后来的司法体系是照搬的大陆法系，由最专业的人士制定最专业的法律条文，但问题是，这些条文未必跟老百姓的认知相符，老百姓认为严重的罪行，西方的法律观念并不认为严重，老百姓认为无所谓的事情，西方人认为很重要，那就是重罪。

比如盗坟掘墓这种事，老百姓认为是最为严重的罪行之一，但是西方法律制度中并不认为这是什么重大的罪行，因为西方人没有厚葬的传统，不管是国王还是普通百姓，一死都埋在教堂的公墓中，顶多埋一些过去用过的用品随葬，骑士最多也就埋一把剑，盗墓贼根本就没有盗墓的动机。

而中国讲究厚葬，所以盗墓贼出现的很早，很普遍，文化中慢慢就认定这是一种比较严重的罪行，严重程度甚至远在打伤人之上，甚至在大多数人的道德观念中，挖人家祖坟比杀人还严重，说句不好听的，如果满清制定一条谁贪腐挖谁家祖坟的律条，恐怕这比流放给披甲人为奴的威慑力更大。

中国古代的法律，以法家最先制定，后来又深受儒家思想影响，在宋代中国司法已经完善，执行宋刑统的包拯等人名垂千古，至少说明一点，这套法律在合理的人手里，能让老百姓认同，之后历代相互参考沿袭，明代时候的法律条文完善的程度，让清朝统治者几乎无法删改只能照搬，大清律跟大明律相比，基本上只是在个别律条上进行了处罚轻重的调整，而整条律文基本上照搬了。

可以说经过数千年的发展，中国法律体系在法律条文上，是非常符合中国文化的，最值得称道的是，儒家希望事事强调人情，法律中的主旨思想是从情感出发的，以中国的孝道伦常为纲领。

朱敬伦觉得，一个法律是不是公平，不是让法律专家来看的，而是让老百姓感受到的，如果老百姓感受到不公平，即便法官判的在符合法律精神，那也是白搭。

比如儒家出于保护人伦考虑，有亲亲相隐的原则，父亲如果犯了法，儿子是可以不举证的，而且不会被法律追责，这显然是出于照顾人情，很适合中国社会的习惯。真到了让父子反目，夫妻相互告发的时代，那就真的是一种人伦的悲剧了。

英国的普通法和大陆的罗马法谁更先进，这一点朱敬伦不是法律专家他不懂，他知道中国法律体系，跟这两种法律体系都不一样，但又兼而有之，历朝历代都制定本朝的法律条文，但同时又带有附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