歌 手(第1/11 页)

最初刊于《现代人》杂志，1850 年第11 期。在《现代人》杂志编辑部得到高度的评价，屠格涅夫给维亚尔多的信中，也称作品的成功超过了他的预料。

不大的科洛托夫村原来属于一个女地主（那个女地主因为生性又凶恶又厉害，在附近一带得了一个外号叫“刮婆”，真名字倒是失传了），现在归彼得堡的一个德国人了。这个村子在一面光秃秃的山坡上，被一条可怕的冲沟从上到下切开。这条被冲得坑坑坎坎的深沟像无底深渊似的张着大嘴，弯弯曲曲地从街道中心通过，比河流更无情地——河上至少可以架桥——将可怜的小村子分为两半。几丛瘦弱的爆竹柳挂在沙质沟坡上。在干干的、像黄铜一般的沟底，是一块块老大的黏土质石板。景象不怎么美观，这是不用说的。然而附近所有的人都十分熟悉到科洛托夫村的道路，他们很喜欢常常到这里来。

在冲沟的顶头上，在离像小裂缝似的冲沟开头处才几步远的地方，有一座四方形的小木屋，孤零零的，跟其他房屋都不在一起。屋顶盖的是麦秸，还有一个烟囱。一扇窗子像一只锐利的眼睛似的望着冲沟，在冬天的晚上，老远就可以在朦胧的寒雾中看见这扇有灯光的窗户，它像指路星似的对许多过路的庄稼人闪烁着。小屋的门框上钉着一块蓝色木牌。这小屋是一家酒店，名叫“安乐居”。这家酒店里卖的酒不见得比规定的价格便宜，然而来的顾客却比附近所有同类店铺的顾客多得多。其原因就在于酒店老板尼古拉·伊凡内奇。

尼古拉·伊凡内奇当年是一个面颊红润、一头鬈发的挺拔小伙子，现在已经是一个异常肥胖、白了头发的男子，肉嘟嘟的脸，精明而和善的眼睛，油光光的额头上一道道的皱纹——他在科洛托夫村已经住了二十多年了。尼古拉·伊凡内奇同大多数酒店老板一样，是一个机灵和有心计的人。他并不特别殷勤，也不是特别能说会道，却有吸引顾客、留住顾客的本领，顾客坐在他的柜台前，在这位慢性子的老板那虽然非常锐利，却安详而亲切的目光之下，不知为什么都感到愉快。他有很多正确的见解。他又熟悉地主们的生活，又熟悉农民和市民的生活。在别人遇到困难的时候，他会给别人出很不错的主意，但他是一个小心谨慎和自私的人，因此宁可站在一边，只是随随便便、似乎毫无用意地说说一些看法，让自己的顾客——而且是他喜欢的顾客——明白明白事理。

他对于俄国人所看重和感兴趣的一切事都很在行，如对马和家畜，对森林，对砖瓦，对器皿，对布匹毛呢和皮革制品，对歌曲和舞蹈。在没有顾客的时候，他常常盘起自己的细腿，像麻袋似的坐在自己门前的地上，和一切过往行人打打招呼，说说亲热话儿。

他这一生见过的事情很多：他眼看着几十个常来他这儿买酒的小贵族相继去世；他知道周围一百俄里内发生的种种事情；就连最机警的警察局长想也没有想到的事情，他都知道，可是他从不乱说，甚至也不流露出知道的神气。他总是默不作声，只是笑笑，动动酒杯。邻近的人都很尊敬他。县里身份最高的地主、高等文官舍列别津科每次经过他的门口，都要放下架子，朝他点头。

尼古拉·伊凡内奇是一个有影响的人：一个有名的盗马贼偷了他的朋友一匹马，他叫那贼把马送还了；附近有一个村子的庄稼人不服新的主管人，他也把他们开导好了。诸如此类的事很多。不过，别以为他做这些事是出于爱正义，出于对他人热心——不是的！他只是尽量防止出什么事情，免得破坏他的安宁。尼古拉·伊凡内奇已经娶妻，而且也有孩子。他的妻子是一个鼻尖眼快、动作利落的小市民出身的女子，近来也像丈夫一样有些发福了。他在各方面都信赖她，钱也由她收藏。发酒疯的人都怕她。她不喜欢他们：赚不到他们多少钱，吵闹得却很厉害，愁眉苦脸、寡言少语的人倒是更合乎她的心意。尼古拉·伊凡内奇的孩子们都还小。先前生的几个孩子都死了，但是活下来的几个长得都很像父母。看着这几个健康的孩子那聪明的小脸，是很愉快的。

七月里一个热得难受的日子，我慢慢跨着步子，带着我的狗，贴着科洛托夫村冲沟边往上走，朝“安乐居”酒店走去。天上的太阳火辣辣的，像发了疯似的，无情地炙晒着，烘烤着。空气中到处弥漫着热烘烘的灰尘。羽毛亮闪闪的白嘴鸦和乌鸦张大了嘴，可怜巴巴地望着行人，好像是要求人同情。只有麻雀不觉得痛苦，挓挲着羽毛，比以前叫得更欢，一会儿在围墙上打架，一会儿一齐从灰尘飞扬的大路上飞起来，像灰云一样在绿油油的大麻地上空盘旋。我口渴得难受。附近没有水：在科洛托夫村，像在很多别的草原村庄一样，因为没有泉水和井水，庄稼人喝的都是池塘里的浑水……可是，谁又能把这种令人恶心的东西叫做水呀？我就想到尼古拉·伊凡内奇那里去要一杯啤酒或者克瓦斯。

说实在的，科洛托夫村不论什么时候都没有什么令人悦目的景象，但是特别使人产生愁闷之感的，就是七月的耀眼的太阳那无情的阳光照射下的景象：那破旧的褐色屋顶，那很深的冲沟，晒得焦黄的、落满灰尘的草场，草场上那带着绝望神情走来走去的长腿瘦鸡，原来的地主房屋剩下的灰色白杨木屋架和空空的窗洞，周围的一丛丛荨麻、杂草和艾蒿，晒得滚热的、黑糊糊的、漂着一层鹅毛的池塘，池塘周围那半干的烂泥和歪向一边的堤坝，堤坝旁踩成细灰般的土地上那热得直喘、直打喷嚏的绵羊，绵羊那种紧紧挤在一起的可怜神气和拼命把头垂得更低、似乎在等待这难挨的炎热什么时候才会过去的那种灰心丧气的忍耐神气。

我迈着疲惫无力的步子来到尼古拉·伊凡内奇的酒店门前，照例引起孩子们的惊讶，惊讶得瞪大眼睛茫然注视着，也引起几条狗的愤慨，愤慨是用吠叫来表示的，吠叫又凶狠又卖力，好像内脏都要炸裂似的，以至于吠叫过一阵之后都咳呛和喘起粗气——这时酒店门口突然出现了一个高个子男人，没戴帽子，身穿厚呢大衣，浅蓝色腰带扎得低低的。看样子这是一名家仆，一张干枯的皱皱巴巴的脸，再往上是乱蓬蓬地竖着的浓密的灰色头发。他在呼唤一个人，急促地挥动着两只手，两只手晃动得显然比他所希望的厉害得多。可见他已经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