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孩子，我的故乡(第4/18 页)

叫了辆“的士”，我先让司机随便转了两条街，回头看看，依然无事，我这才觉出背上已经冷汗淋漓，浑身像乏透了似的酸疼。本想先到浅沼先生家去，拿出纸片想给司机写地址，可笔一沾纸，不知怎么突然就改了主意，写下了这么一行字：

“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馆。”

一个年轻而又文质彬彬的外交官接待了我。一听他那地道的北京口音，我就忍不住激动起来，可年轻人提的问题却马上打断了我的情绪。

“您因为什么想回国呢？”

我怔了半天，没答出话来。我不知这是因为他的年龄尚难以去体会别人，还是纯粹的例行公事，——平地里冒出个台湾来客，他当然要查明“动机”。

于是我答非所问：“您家在北京？”他打了一个愣，说：“在。”“那咱们是同乡啦。”他对我这种乡土感情似乎并不怎么响应，只是礼貌地点了一下头，说：“很荣幸。”我又问：“您想家吗？”他说：“有点想吧，我都出来四个月了。”我说：“那么我已经出来四十年了！”他眨眨眼睛，然后会意地笑了，并且马上伸出一只手，说：“欢迎您回来，我代表北京人欢迎您回来！”

敏芳，你知道我听了这话激动得心都快要从嘴里跳出来了，我真想张开双臂拥抱那位青年，我的乡亲啊！

大使馆里的同志都很热情，他们很耐心很带感情地听我叙述了我这一生的经历，很快帮我往北京发了电报，替我买好了回国的飞机票，还专门派人陪我上市场买东西。小成在信里提过他儿子——我的孙子——要考大学，很需要一台录音机学外语，对，得买个小录音机做为给孙子的见面礼。还买什么？该给儿子买块好表，可大使馆的同志说，带手表回去要上税，很不合算，不如买一支带电子表的原子笔，上面有表，可是算笔。好，就买它。可惜不知道儿子太太的身量，不然应该买几件好看的衣服送她，也罢，索性买料子吧。

大使馆的同志说，这些东西咱们国家都有，买多了带着也不方便。行，这已经够我拿的了。

四月二十四日，我离开东京回国。不管进天堂还是入地狱，我都记着这个日子。

我坐的是咱们中国的飞机，咱们中国的航空小姐个个都漂亮、和气、像可爱的天使，把我这个只身异地四十载的老人接回北京来。北京，我朝思暮想的故乡。

飞机降落的时候，北京的天已经黑了，机场大厅里灯火通明。大厅看上去还挺新的，但比起羽田机场毕竟简陋得多了。我独自叫了辆“的士”往城里去。在通往城区的道路两旁，挤簇着浓浓的灌木丛和高高的槐树，那是咱们北京最常见的树。在黑黝黝的树荫掩映下，金黄色的路灯明灭不定，把路边的行人和远处的楼房映出一个朦胧的轮廓，我心里喊了一声：“啊，我回来了！”

我回来了，带着不可抑制的狂喜，也带着那么一点伤感回到北京来了。这就是常常梦见的长安街吗？它原来不过是天安门的两臂，从东单到西单统共只有八里地，现在仿佛是一夜间长大了似的，不知开阔、崭新了多少倍。汽车走了很久，可一问司机，说是才刚刚进了建国门，金色的路灯仍然像两条灿烂的流星，直通到望不到边的前方，那份气派，那种辉煌，使我兴奋得眼泪直往下吞，我说：“司机先生，请你停一停，我要下车自己走。”我从建国门内大街一直走到东单，一点也不累，我是六十几岁的人了，手里还提着大皮箱。我觉得自己就像个新生儿，满眼都是陌生的东西，长安街居然这样伟大了。

儿子的信上说过，他们还住在无量大人胡同的老房子里，于是我从东单口往北走，走了老半天，竟然搞不清是走过了头儿还是没走到，总也不见无量大人胡同的牌子。街道的样子变化很大，哪儿是哪儿都认不出来了，想跟谁问个路，话到嘴边老是开不了口，哦，可真是“近乡情更怯，不敢问来人”了。

走到一栋大楼跟前，我终于忍不住向几个年轻人问路，可都说没这个胡同，又问一个年纪大的，才知道我已经走过了头。无量大人胡同现在叫红星胡同，而跟前这座计算机中心大楼就是原来“无量大人”斜对过那座有名的“那家花园”。

红星胡同？我心里茫然，听着有那么点不是味儿，说不清为什么，也可能是觉着不如无量大人胡同叫着那么顺口吧。

找到胡同，找家还是不容易。快四十年过去了，只见旧时地，不见旧时人，老街旧邻大概没剩几家。已经晚上十点钟了，胡同里人不多，灯暗，门牌号也看不清。改朝换代多少年，门牌号不知换了多少次，看清了也没用。我心里有点发慌。

迎面过来一个中年人，戴眼镜，样子挺和善，我站定了唤他：

“先生，请问原来的139号院在哪里？”

“什么时候的139号？”

“民国……啊，一九四七年时候……”

“哎哟，那可是老皇历了。”

“总还有些老住户吧？”

“那时候的住户？怕不多了。”中年人想了一下，“对了，你跟我来，我领你找一个人去。”

我连连点头称谢，心里踏实了些，如果真能找到个几十年前的人物，他准会记得我们那个院子，说不定还是熟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