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称之为“流亡”的状态，或曰浮起的橡实[1](第1/2 页)

当我们聚集在这里，在这个迷人的、灯光通明的房间，在这寒冷的十二月的夜晚讨论流亡作家的处境时，让我们暂停片刻，想一想那些自然无法来到这个房间的人。比如说，让我们想一想那些在西德的大街上闲逛、对周围的现实感到陌生或羡慕不已的土耳其打工者们<sup><small>[2]</small>。或者，让我们想一想那些漂泊在公海上或已在澳大利亚内地安置下来的越南船民。让我们想一想那些越过南加利福尼亚的山沟、躲过边境巡警进入美国领土的墨西哥偷渡劳工。或者，让我们想一想那些乘船抵达科威特或沙特阿拉伯的巴基斯坦人，他们饥不择食地承担了靠石油致富的当地人不屑于做的那些卑贱工作。让我们想一想那些逃避饥荒、徒步穿越大沙漠走向索马里的埃塞俄比亚人(或者相反，是走向埃塞俄比亚的索马里人？)。好了，我们该到此为止了，因为，用来想一想的片刻已经过去，虽说在这个单子上还可以有很多添加。从未有任何人对这样的人做过统计，也永远没有任何人，包括联合国的那些救济组织在内，会进行这样的统计：数量以数百万计的他们难以被统计清楚，正是他们构成了所谓“移民”，之所以使用这一称谓是由于缺少一个更好的词，或者，是由于缺少更深的同情心。

无论用怎样一个更合适的名字来称谓这一现象，无论这些人有着怎样不同的动机和目的，无论他们会对他们所抛弃以及他们所投向的社会产生怎样的影响，有一点是绝对清楚的：他们使一本正经地谈论流亡作家处境这样一件事变得非常困难了。

但是，我们必须谈论；这不仅由于文学和贫困一样历来都是照顾自己的同类，而且主要是因为存在着这样一个古老的、也许至今尚无根据的信念，即如果这个世界的主人们能更好地阅读，那么，迫使千百万人走上流亡之路的苛政和苦难就会减少。既然我们对于一个更好世界的希望很少有立足之地，既然其他每件事情看来都同样会失败，那么，我们就需要坚信，文学是社会所具有的唯一的道德保险形式；它是一种针对弱肉强食原则的解毒剂；它提供一种最好的论据，可以用来质疑恐吓民众的各种说辞，这仅仅是因为，人的丰富多样就是文学的全部内容，也是它的存在意义<sup><small>[3]</small>。我们必须谈论，因为我们必须坚持：文学是人的辨别力之最伟大的导师，它无疑比任何教义都更伟大，如果妨碍文学的自然存在，阻碍人们从文学中获得教益的能力，那么，社会便会削弱其潜力，减缓其进化步伐，最终也许会使其结构面临危险。如果这就意味着我们必须和我们自己对话，那么就更好了：这并非为了我们自己，而或许是为了文学。

打工者们和各种类型的流亡者们有效地取下了流亡作家西服翻领上的那朵兰花，无论流亡作家是否愿意。移位和错位是这个世纪的一个常见现象。我们的流亡作家与一位打工者或一位政治流亡者的共同之处在于，两者均在从不好的地方奔向较好的地方。问题的实情在于，一个人脱离了专制，则只能流亡至民主。因为，由来已久的流亡已不再是老样子了。它不会再让人离开文明的罗马去往野蛮的萨尔马希亚<sup><small>[4]</small>，也不会，比如说，把一个人从保加利亚送往中国。不，通常而言，它是一个由政治和经济的闭塞之地向先进的工业化社会的转移，它的唇边还挂着关于个人自由的最新词汇。需要补充的是，对于一位流亡作家来说，走这条路在许多方面就像是回家，因为他离那些一直在给他以灵感的理想之归宿更近了。

如果有人要将一个流亡作家的生活归入某一体裁，那么这就是悲喜剧。由于他前世的生活，他能远比民主制度下的居民更强烈地体会到民主制度的社会优势和物质优势。然而，恰恰由于同样的原因(其主要的副产品是语言上的障碍)，他发现自己完全无法在新社会中扮演任何一个有意义的角色。他所抵达的民主向他提供了人身安全，却使他在社会上变得无足轻重。没有任何一个作家，无论他流亡与否，能够接受这样的无足轻重。

因为，对举足轻重的追求常常就是作家职业中最主要的构成。至少可以说，这常常就是文学生涯的结果。对于一位流亡作家而言，这几乎毫无例外地就是他流亡的原因。我非常希望在此补充的一点就是，作家心中的这种愿望，就是他本人对他原先所处社会的纵向结构所作出的条件反射。(对于一位生活在自由社会的作家来说，这种愿望的出现则表明了每一种民主对于其无宪法历史的返祖记忆。)

就这一点而言，一位流亡作家的处境的确远不如一位打工者或一般的流亡者。他渴求赢得承认，这使他焦躁不安，使他忘记了，他作为大学教师、讲师、小杂志编辑或撰稿人(这些都是流亡作家现今最常见的职业)所获得的收入，远远超过那些从事卑贱工作的人们。这么说，我们这位老兄是有些道德败坏，这几乎确定无疑。但是，一个满足于无足轻重、无人问津、默默无闻的作家，又几乎像格陵兰岛上的凤头鹦鹉一样罕见，即便是在最佳的环境之中。在流亡作家中，这样的态度几乎完全不存在。至少，在这个房间里是不存在的。这自然可以理解，但仍然是令人伤悲的。

这令人伤悲，其原因在于，如果说流亡有什么好处的话，那便是它能教会人谦卑。我们还可以更进一步，把流亡称为教授谦卑这一美德的最后一课。这堂课对于一位作家来说尤其珍贵，因为它向作家展示了一幅最为深邃的透视图。如济慈所言：“你远在人类之中。”<sup><small>[5]</small>消失于人类，消失于人群(人群？)，置身于亿万人之中；做众所周知的那座草堆中的一根针，但要是有人正在寻找的一根针，这便是流亡的全部含义。丢掉你的虚荣心吧，它说道，你不过是沙漠中的一粒沙子。别用你的笔友来丈量你，而要用人类的无穷来丈量你自己：它几乎和非人类的无穷一样严峻。你就应该道出这种无穷，而不应道出你的妒忌或野心。

不用说，这一呼唤还没有得到关注。不知为何，一位生活的评论者总是更看重他的地位，而非他的对象，当他流亡时，他就会认为他的位置已糟到极致，不应再雪上加霜了。至于此类呼吁，他认为是不合时宜的。他也许是对的，尽管关于谦卑的呼唤永远是及时的。事情的另一实情在于，流亡是一种形而上的状态。至少，它具有很强、很明显的形而上性质；忽视或是回避它，就是在欺骗自己，使你忘记你所经历的一切所具有的意义，就是在宣判自己，使自己永远处于被动接受者的位置，就是使自己僵化，成为一个没有理解能力的牺牲品。

由于缺少很好的例子，人们还无法描绘出另一种可能的行为方式(尽管想到了切斯瓦夫·米沃什<sup><small>[6]</small>和罗伯特·穆济尔<sup><small>[7]</small>)。也许这没什么，因为我们在这里要谈论的显然是流亡的现实，而不是流亡的潜能。这流亡的现实就包含着一位流亡作家为恢复其意义、其领导角色以及其权威所进行的不懈斗争和策划。他最为看重的，当然还是家乡的同胞；但是，在其流亡者同伴们聚居的险恶村庄里，他也同样想当家做主。对其处境的形而上状态他视而不见，所关注的则是那些眼前的、实际的东西。这就意味着，去败坏处境同样尴尬的同行的名誉，与敌对出版物粗暴论战，接受英国广播公司、德国广播公司、法国广播电视公司和美国之音难以计数的采访，一封封地发公开信，一次次地上新闻媒介发声明，一趟趟地出席各种会议——请你们罗列下去吧。先前消耗在购买食品的队列中或小官员们那有霉味的接待室里的那种能量，现在释放了出来，不受任何约束。没有任何人能够抑制他，更不用说他的亲人了(因为，他如今可以说是成了恺撒之妻，是不容置疑的<sup><small>[8]</small>，而他那位也许有点文学修养、却上了年纪的伴侣，又怎能修正或反驳其确定无疑的殉道者丈夫呢？)，于是，他的自我之球的直径迅速增大，最后，这充满了二氧化碳的圆球便带着他离开了现实，尤其是如果他居住在巴黎的话——在巴黎，蒙戈尔费埃兄弟<sup><small>[9]</small>曾创造过这样的先例。

乘气球旅行是轻率的，首先是结局难料，因为气球旅行者太容易成为风的玩物，这里指的是政治的风。所以，不足为奇的是，我们的飞行家总要分外细心地收听所有的天气预报，有时他还试图自己来预报天气。这就是说，他不仅要知道出发地点或途经地区的天气，而且还要了解他的目的地的天气，因为，我们的气球旅行家是注定要归家的。

或许，事情的第三个实情在于，流亡作家大体上说是一些爱回忆往事、爱追溯过去的人。换句话说，对往事的回忆在他的存在中起着过重的作用 (与其他人的生活相比)，回忆笼罩了他的现实，使他的未来暗淡，比常见的浓雾还要朦胧。就像但丁《地狱篇》中的那些伪先知，他的脑袋永远向后，他的眼泪或唾液顺着两块肩胛骨之间的脊背往下流。他是否天生就具有哀婉的性格，这并非问题的核心，因为他在国外的读者注定有限，于是，他不得不去追忆从前那些真实的或想象中的众多读者。前者灌给他毒液，后者却刺激着他的想象。即便他获得了旅行的自由，即便他真的完成了几次旅行，他仍会在写作中抓住与过去相同的素材，创造出一些其先前作品的续篇。在诉诸这样的主题时，流亡作家最喜欢遥想奥维德的罗马、但丁的佛罗伦萨以及——在短暂的停顿之后——乔伊斯的都柏林。

的确，我们已经有了一份家谱，一份很长的家谱。如果我们愿意，便可以将这份家谱一直回溯至亚当。然而，我们必须仔细地考虑一下这份家谱在公众和我们自己的心目中可能占据的位置。我们大家都知道，一些贵族家庭在数代之后或革命之时会发生怎样的变化。家族之树从来都无法形成一片森林，也从来不会遮掩一片森林；而森林如今正在发展。我在这里混淆了两种比喻，但我这么做也许是可以原谅的，因为我要在这里指出，认为我们的未来也能像上文提及的几位大师那样辉煌，这与其说是傲慢，不如说是无礼。当然，作家总是看重死后的声誉，一位流亡作家则更是如此，他先前的国家使他遭受的人为淡忘并没有给他太多的灵感，而自由市场上批评界对于其同代人的热情却刺激了他的想象。然而，人们必须小心提防这种自我隔绝，原因只有一个，在人口爆炸的时代，文学也具有人口统计学上的意义。如今，每一个读者都受到了众多作家的包围。在三四十年前，一个成年人头脑中待读的书籍也就三四十本，待读的作家也就三四十位；如今，这个数字恐怕要成千上万了。今天，人们走进一家书店，就像是进了音像店。要想听完所有那些合集和个人专集，也许需要一辈子的时间。在那些成千上万的作者中很少有流亡作家，即便是非常杰出的作家也很少见。但是，公众却愿意阅读那些成千上万的东西，而不愿阅读你，尽管你的头上顶有光环，这并非故意作对或有人挑拨，而是由于，从统计学的角度来看公众站在平庸与垃圾一边。换句话说，公众想要阅读他们自己。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城市的任何一条街道上，在白天或黑夜的任何一个时刻，没听说过你的人总要比听说过你的人更多。

当前这种对流亡文学的兴趣，自然与专制制度的崛起密切相关。这或许为我们提供了赢得未来读者的机会，尽管我们宁愿不要这样一种保险。部分地是由于这一高贵的告诫，但更主要地是因为他始终在想象着他凯旋故乡的荣耀未来，于是，流亡作家便紧紧地握着他的枪。但是他又有什么理由不这样做呢？他为什么要换一种方式呢？既然未来总是难以预测，他为什么要去设想另一种未来呢？不太差劲的老法子至少已经为他做了一件好事，即为他赢得了流亡。流亡，毕竟是一种成功。为什么不试着再走一程呢？为什么不将那不太差劲的老法子再用上一遍呢？抛开其余的一切不谈，如今它就含有人种学的素材，这也正是西方、北方或东方的(如果你与右翼的专制发生了冲突)各家出版社所热衷的。将同一块地皮踩上两遍，这永远会有产生杰作的机会，这样的机会也不会被你的出版社所忽略，或至少，它能使将来的学者在你的作品中发现“神话创造”的成分。

但是，无论这一切听起来多么实际，在促使一位流亡作家紧盯着过去的诸多因素中，这些因素仍是占据第二或第三位的。其主要的原因还在于前面提到的那种追忆方式，这一方式会使他不知不觉地受到稍感陌生的环境之触动。有时，一片枫叶的形状就足以使他感怀，而每棵树上则有着成千上万片的枫叶。在动物性的层面上，一位流亡作家的这种追忆方式一直是活跃的，虽说这似乎始终不为他所知。无论过去是愉快还是悲伤，它永远是一块安全的领地，这仅仅因为它已被体验；人类复归、回头的能力非常之强，尤其是在思想或睡梦中，因为在思想和睡梦中我们同样是安全的，这种复归、回头的能力简直能使我们无视我们所面临的现实。然而，我们采取这一方式并不是为了珍藏或握紧过去(最终，我们既不会珍藏也不会握紧过去)，而是为了推迟现在的来临，换句话说，就是为了延缓时间的流逝。请听一听歌德笔下的浮士德那声宿命的感叹吧。

我们这位流亡作家的全部问题就在于，他也和歌德笔下的浮士德一样，紧紧抓着“美好的”或不甚美好的“瞬间”，但他不是为了看见这个瞬间，而是为了推迟下一个瞬间的到来。这并不是说，他想再年轻一次；他只是不愿看到明天的出现，因为他知道，明天会校正他的所见。明天出现得越频繁，他就会变得越执着。在这一执着中有着惊人的价值：如果走运，它会聚集起强烈的感受，于是我们便真的可以得到一部伟大的文学作品了(读者大众和出版者们感觉到了这一点，因此，如我已经说过的那样，他们始终关注流亡者的文学)。

但更为常见的毕竟是，这种执着会将自己翻译成为无休止的怀旧，这种怀旧，直截了当地说，就是在面对当前的现实或将来的未知时的失败。

当然，一个流亡作家也可以避免失败，通过改变他的叙述方式，通过叙述的更加先锋化，通过添加含有一定数量的色情、暴力、粗俗语言等成分的素材，跟着我们自由市场同行们的时尚走。但是，风格的变化和革新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老家”，即故乡文学的现状，而与故乡文学现状的联系却已不存在。说到调味品，从来没有哪位流亡或不曾流亡的作家愿意显得似乎是处在其同时代人的影响之下。也许，问题的又一个附加的实情就在于，流亡会延缓一位作家的风格进化，会使他变得更为保守。对于一个人来说，意志力比风格更为重要，而就整体来说，流亡则使一个人的意志力要受到比在祖国时更少的刺激。需要补充一句，这样的状态多少会使一位流亡作家感到不安，这不仅仅是由于，他认为故乡的存在比他自己更真实(根据定义，以及所有对正常文学进程已经出现或臆想出来的影响)，而且还因为，在他的意识中存在着一种怀疑，怀疑在那些刺激和他的母语之间存在着一种钟摆一般的依赖，或比例关系。

人们由于不同的原因、在不同的情况下最终过起了流亡生活。有些动机是好的，有些则是不好的，但这一区别在人们读到讣告时便不复存在了。你在书架上的位置，不是由你自己，而是由你的书来决定的。既然他们坚持要把艺术和生活区分开来，那么最好就让他们发现你的书很好而你的生活却很糟，而不是相反。当然，也有可能他们既不关注你的书，也不关心你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