委员会成员都很年轻，二十几岁的样子。他们说，年长者对此并无兴趣，不得不将他们遗忘。而比他们的年龄更值得注意也更为触动人的是他们的体形。他们都很矮小，平均身高大约五英尺。几代人的营养不良耗尽了他们的身体和肌肉（尽管其中有一个人大概因其从事着体力工作而有着发达的胳膊和背肌）。
领导人相貌粗糙，皮肤灰暗，几乎是黑色的。他是印度航空公司的技师，当时正穿着他周日的衣服，灰色裤子熨烫得体，合成面料的白衬衫下肚子微微发福，那是令人敬畏的大腹便便的初期迹象。迎入我们之后，他立即用印度的方式表达好客，低声吩咐一位助手：“可乐。”顷刻间（无疑是从一家小商店里），两瓶常温可乐到了。又是一阵低语，过了一会儿，两个装饰着红色蔓藤图案的平底玻璃杯送到了，可能是从谁的屋里拿来的。
可乐是化学作用的产物，用来分析比用来饮用更合适。不过也不需要饮用，轻触一口就走完了过场。很快我们就出去了，沿通道而上，了解了这个小人国的完整性（一间小屋里居然有台用来印制电影传单的手动印刷机），眼前也时常豁然开朗。我们站在山腰边缘俯瞰我们甩下的用锈铁皮或芒格洛尔③红土瓦做的屋顶，或在墓园旁边眺望远处的摩天大楼在升腾的热气中愈发惨白。
委员会领导，那个技师，在孟买生活了十五年，其中十二年是在占地而居者的聚居区里度过的。还很小时，他就从农村来到这里，和某个熟人住一起。尽管他没具体谈论，只说他是住在别人屋里的地上的。他找到了一份小工作，开始去夜校“深造”。后来，他作为办公室小工进入印度航空公司，这是他的一大突破。这家航空公司是印度最不官僚化的机构，雄心勃勃的办公室小工受到鼓励，成为技术学徒。
这种几乎是维多利亚式的自助成功故事跟着我们一路展开。但这种形式的自助只能发生在城市中，不管这城市多么可怕。如果这位技师一直没有跳出他那个村子，可能会一事无成，没有种姓，没有技术，没有土地，只能做个零工，也许还要受制于某个主子。现在，印航和湿婆军之间的空间给了他活力和目标。他说自己没有个人野心，也不打算迁出这个聚居区。接着，他带了一点夸耀，但也可能是真诚地补充，他要“服务人民”。瞧，这是我们应该注意的：委员会在通道中摆放了垃圾桶。他掀开一两个盖子，表示这些垃圾桶在被使用着。
但贫民区就是贫民区，垃圾桶就是垃圾桶。公厕和洗刷棚现在离我们远了，蜿蜒的小道不绝，空气窒闷，凝聚酷热，而在小山腰上，小人国的新奇烟消云散，我开始感到小黑屋就像一个巨大的黄蜂巢，大多不比盒子大，常常是地上仅有一张床，房屋之间时常有黑色的小污水沟，偶尔能看见虚弱的老鼠奋力爬上排水沟，潮湿的地方泥泞，垃圾堵塞的地方迅速泛起浮油。
今天是星期天，技师说，清洁工还没来。又来了！清洁工是下之最下。他们的存在以及他们对自己功能的接受，这印度特有的诅咒即使在这里也强化着印度人的信念，尽管委员会屋里挂着的安贝卡博士肖像已远在下方，这才是需要清洁的不洁之处，它引领我们看到了将遇到的可怕景象。
这里有八个委员会，初看之下对这样一个小聚居区来说似乎太多了。但八个显然还不够。聚居区里的很多地段由于各种原因—也许是内部政治原因，也许是人事冲突，或仅仅是缺少有心的年轻人—仍然没有委员会。穿过这些地段，我们一路无话，在喷涌的细流、烟头和弯曲的人类粪便之间择路而行。清理粪便是清洁工的事，在清洁工到来之前，人们都心安理得地生活于他们自己的粪便之间。
每个开放的空间都是茅坑。就在这样一个地方，我们面前猛地出现了一番地狱般的景象。两头饥饿的孟买街头母牛被拴在那儿，翻搅人类和它们自己的粪便；而现在，它们被两个饥饿的女人拉出这片沼泽，周围一片喧嚣，旁观者发出阵阵助威的喝彩，他们聚集在这个孤立、笨拙而狂乱的景象旁，如同聚集在粪堆上的圆形剧场里，受到惊吓的母牛和手忙脚乱的饥妇（她们凌乱而污浊的莎丽下是裸露的皮肤和骨头）每挪一步、每拽一下就更虚弱一分。在这里藏牛是非法的，而有通报说稽查员之类的就要来了。这是一出反复上演的戏：母牛是非法的，却是拥有它们的女人们唯一的生计，所以要经常被藏起来。如果逃脱及时，它们现在就将被藏到女人们住的屋里去。
通道弯弯曲曲，这一景象被甩到后面去了。我们从山的另一侧走下，很快到达一处有委员会管理的地域。我们经过一块空地，一个小方广场。委员会决意保留这块空地，技师说，但这需要警惕。一个占地者的窝棚可能在一夜间出现，由于这里所有窝棚都是违法的，到时候要单单把那样一间拆掉可就难了。有一次，技师离开聚居区仅仅三天，一小块空地就被占用了。他们上诉要求拆除这个新建筑，但犯法者向委员会求情，最后出于怜悯，他们允许这间屋子存在。
我们现在回到了起点，山脚下的入口处，洗刷棚里满是女人和姑娘，一排公厕里满是小孩。贫民区生活在外面，在宽敞的主街道上，但从另一个方面看，贫民区生活也如同一幅田园牧歌景象，证明了某种可能性。
湿婆军的人送我们到公共汽车站。从那里看，小山又显得很小了，各式各样的屋顶，似乎一路盖下山来。技师说，聚居区已经满员了，他们不接受新来的人。非常偶然地，有时会有人离开，他的窝棚则可卖给外来人，时价大约是四千卢比，合四百美元。贵是贵点，但这个地段地处中央，聚居区里还提供各种服务。
中午的太阳灼热难耐，星期天空荡荡的街道微微发亮。公共汽车似乎总也不来，最后，一辆红色孟买双层巴士拖着热腾腾的褐色烟雾来了，其金属面的下部油腻腻的，满是灰尘，还有深深的水平划痕，奇怪的撞伤就好像被揉皱后又被抹平的锡箔。
回程经过分租宿舍，我们红色的公共汽车混在它越来越多的冒烟的同伴中，主路黑了，人行道活跃起来，电影海报提供着关于丰满女人与白雪皑皑的喜马拉雅山的幻想，商业大楼凌乱的、阳光照耀着的临街一面挂上了许多亮丽的招牌，经过工厂和烟囱，在充斥了更加都市化的广告（“极品黄油”）的城市高速路上奔跑，奔向摩天大楼和大海，那是在山腰上看到的白色高楼林立的孟买，而山腰似乎已远在天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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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晚，在其中一座大楼高层举行的晚宴上，一个对许多事都满腔激愤的记者（他不愿在新闻审查期间写作，所以所有内容皆出于言论）谈到了身份认同的话题。他说，“印度”如今是一个没有意义的词汇。他三十多岁，是独立后的一代人，已然不知道自己是什么，也不再认识印度教神祇了。他的祖母参观卡杰拉赫或其他一些著名寺庙时能立即融入她所见到的景象，不需别人告诉她雕像的意义。记者则像个游客，他看到的仅仅是一座建筑博物馆。他失去了开启信仰与感受的整个世界的钥匙，他与他的传统之间被切断了联系。
开始，由于我早上的那一番短游，这场关于身份认同的谈话似乎只是臆想和自恋。孟买毕竟就是孟买，每个人都知道他们怎么来的，为何而来，从何处来。然而后来我觉得我对记者的判断存在失误。他的话并非发自臆想，他的痛苦是真实的。
“从前……”记者说，打断了餐桌上杂乱的交谈（一个女人毫无缘由地提到福楼拜，只为把他贬成一个不重要的作家；一个晕头晕脑、年纪轻轻却已发福的广告商突然活跃起来，同样无端地研究起能否将克什米尔那些有节制的乐子“卖”给波斯湾被太阳烤得干巴巴的阿拉伯人的问题）—从前，记者说，印度村庄自给自足、秩序井然。公牛牵犁，母牛供奶，这些动物的粪便滋养着土地，丰收后大量的秸秆被用来喂养牲畜、铺盖屋顶。那曾经是段好日子。但自给自足的状况没有延续，因为不久之后人口激增。“这不是件容易说的事情，”记者说，“但就是在那里，对个体的善意可以成为对族群的残忍。”
这句话解释了他的激愤。他思想中的印度是一个无法调和的印度。他眼中的印度看似广大，却只适应个人的需求——不管印度的大众，仅仅满足自己成为印度人、从属于一个拥有辉煌历史的泱泱大国的需要。这位记者是不可靠的。作为一个印度人，他并没有牢固地将印度视为一个生机勃勃的国家，一个能将数百万正在侵蚀城市的人纳入其中的国家。
尽管他是一个经济学家，游历广泛，擅长以发展和变化的眼光考虑问题，但在这位记者那里，印度的身份认同并没有发展和变化，而是固定的，是对他自身背景的理想化处理，是他感到刚刚失落的那段过去。和认同相关的是一套信仰与仪式，对神祇的了解，一种礼法，一个完整的文明。失落了过去就意味着失落了这个文明，失落了印度最基本的理念，对一个持民族主义思想的人来说，也就失落了行动的动机。这就是许多印度人所说的无目的感的一个方面，也是他们之所以怀念甘地时代的一个原因，那时印度理念是真实的，似乎充满了承诺，“道德问题”也是清晰的。
但这是中产阶级的负担，是被自身民族主义（在屈服的时代过去后）要求具有这类印度理念的人的负担。往下走，在城市的分租宿舍和占地者聚居区里，在被剥夺权利者中，需求则更为基本：食物、栖居之所、水以及公共厕所。身份认同在那里不成为问题，而是一种发现。湿婆军里的年轻人用他们简单的政策和英雄偶像（变成了战神的十七世纪武士族长湿婆吉，以及如今只有其神圣性堪称“不可接触”的二十世纪的安贝卡博士）正在实现身份认同。对湿婆军与他们所领导的民众来说，这个世界是新的，他们觉得自己站在事物的起点：不被接纳的人首次对他们的土地提出新的主张，在混乱喧嚣中形成了社群哲学和自助哲学。对他们来说，历史已死，他们把它留在了身后的村子里。
在城市里，他们的数量每天都在增长。尽管孟买已满，尽管许多像墓地上方小山上那样的占地者聚居区已经宣布关闭，他们还是每天都从乡村—这个不为人知、不为人识的印度—里走出来。
<u>①</u>印度和尼泊尔的一种文字，用来书写印地语、梵语、尼泊尔语、孟加拉语等语言。
<u>②</u>安贝卡博士（Dr. Ambedkar，1891－1956），出生于马哈拉施特拉的贱民家庭，曾去美、英、德留学，回国后从政，因受高级种姓者的歧视，转行成律师和教师。不久成为印度杰出的政治家和贱民领袖，创办代表贱民的刊物，并在立法会议中为贱民争得特别代表权。1947 年任印度政府司法部长。1956年他宣布改信佛教，大批“不可接触者”响应号召放弃印度教信仰而皈依佛教。
<u>③</u>印度西南部港口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