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使巴韦懂得甘地强调社会改革的必要，他也无法削弱印度教的印度，他过深地浸淫其中。这位完美的门徒不明就里地盲目服从，他一如既往地曲解导师的本意。在一次行进中，他谈到“不可接触者”确实在做人类不应该做的工作，因此他们应该获得土地，成为农夫。这似乎是甘地式的，但所有的语言都可以被理解为：厕所清洁工就是厕所清洁工，不可接触者还是不可接触者。甘地原意中的要点全都丧失了。

印度教的冥想可扶摇直上，但印度教的实践则是根本性的，灵性对大多数人来说实在很好，那是确凿的奇迹。巴韦就把灵性当作这种货物来提供。作为甘地的继承者，他能获得这种商品的特许经营权。一九六二年，在“善提尼克坦”—那是诗人泰戈尔为复兴印度艺术而创设的大学—举行的一次公开聚会上，巴韦形容他是“贩卖灵性的小商人”。在善提尼克坦！这就是巴韦在印度的稳固地位，泰戈尔这种人的理性思维竟然被甘地式印度的文化原始主义糟蹋到这种地步。

几年前，在那个长途跋涉的辉煌日子里，巴韦进行了一次纪念讲话，他在其中形容自己是火。他的职责也就是燃烧，好让别人使用他。甘地在他的自传中说，谦卑一旦成了誓言，也就不再是谦卑了。巴韦对他在印度的作用的描述显然是空洞和颓废的。这是对《薄伽梵歌》中责任观念的歪曲，是对“教义”观念的歪曲，这是巫师的语言。

巴韦把甘地主义简化、歪曲成一种巫术，把自己当作巫师。在南非的那个甘地对印度来说太复杂了。印度把激进领导人当作圣雄，而在巴韦那里，圣雄成了梅林⑥。他的失败并没有让他的圣名失色。他的失败，总而言之，都应归咎于时代。因为正如许多印度人所说，自从甘地死后，真理就远离了印度和世界，他们把这种说辞当作最深刻的智慧。在黑暗的年代，巴韦潜心励志，试图创造古老奇迹，他在八十岁生日之际还在新德里获得嘉奖。大腹便便的国会议员身穿整洁的土布白衣坐在平台上，有的还发表演讲。英迪拉·甘地夫人摸索一番后，小心翼翼地为他的肖像套上花环。

关于巴韦最近的新闻（因受审查而不完整）是，他在一九七六年六月开始公开绝食。他一定把这次绝食当作最后一次公共行动了，其中仍然有对甘地的拙劣模仿的因素。甘地也举行过一次著名的最后绝食。但那是甘地最后一次表达他对印度分裂的悲痛和绝望，他绝食是为了反对在旁遮普和孟加拉的种族屠杀。如果报道准确的话，巴韦的最后绝食则是为了反对杀牛。

印度似乎总是这样：奇迹、历史、智慧之死以及灵性消解着创造了它们的文明，印度吞噬着自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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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紧急状态”下，借用且继承而来的民主机构被解散，也没有外国征服者来输入新的秩序，印度几百年来首次让衰落的文明空荡荡地留在原地。自由随着实现自由的机制来到独立印度，但这是外国的自由，更适合另外的文明。在印度，自由始终与这个国家的内部结构、信仰和古代限制相隔离。开始时还无所谓。印度有发展计划，其工业化比普遍预想的要有效得多，粮食产量翻了一倍多，现在是世界第四大产粮国。在这些巨大的努力背后，新的反叛性骚动正在形成，令印度大吃一惊，不知道如何对付。就好像印度不知道独立意味着什么。

人口激增；无地者逃离村庄的暴政；城镇拥堵；经济发展初期的躁动不安（在这块亘古绝望的大地）以各种方式表现在街上。民主制度的破坏性就潜伏在它的巨大成功之中。官方政治的作为越来越小，也就越来越官方；到最后它看起来就像是通俗游戏，成了计算人头和改变政治派系的活动。而印度的新闻，作为另一种借来的机制，也失败了。新闻对自身功能的认识有限，其浅薄程度已赶上了政治，它成了印度政治混乱的一部分。它报道讲话以及更多的讲话，把印度缩减成各种各样的立法院。它把那些最不可测的政客变成了全国范围内的名人，而这两类人以及新闻自由在“紧急状态”中统统消失了。

被破坏的机制—法律、新闻以及国会—不能再被简单拼凑了。它们已被瓦解过，可以被再次瓦解，这证明在独立的印度，自由并不必然成立。甘地夫人以自己的名义宣布紧急状态，又以她的个性来实施它。这理应被认为是不幸的，因为它简化了两方的议论，模糊了危机的性质。有没有甘地夫人，独立的印度都会走向“紧急状态”：它的政府机构反对社会团体，每个印度人都刻骨铭心地感到贫穷问题无法解决。即使甘地夫人权威显赫，“紧急状态”也只是权宜之计。不管这状态如何化解，印度终将面对自身的空虚，面对古老文明的不适应症，文明被珍视是因为人们只有它，但它已无法解决人们的需求。

印度缺少意识形态，这是甘地和印度的双重失败。人民没有国家观念，而且没有与此观念相配合的态度。对过去没有历史观，除了印度教脆弱的普世主义外没有其他认同，另外，尽管英国统治时期有过种族暴行，印度仍然没有丝毫种族意识。经过几个世纪以来的征服，这个文明已经快成了生存之道，远离了思想（《薄伽梵歌》极力强调它）和创造力（维诺巴·巴韦认为梵文只是神的语言而不是诗人的语言），像所有衰败中的文明一样，它把自身削减成了巫术实践和被禁锢的社会形态。人要活着必先被贬低。这个文明在被狭隘化的同时，看上去又很完整。显然，这可能根源于种族征伐（胜利的雅利安人，臣服的原住民），其中贯穿着一种模糊的信仰，既提升了人，又贬低了人。

印度教关键性的“教义”—根据其本性，所有人都必须遵循的正确的、被许可的方式—是一个灵活的概念。最高境界的教义，结合了自我充实，结合了行动是责任、行动在精神上回报自身、人是神器等对个人的真理。于是这个概念不再神秘，它触及了其他文明的高级理想。可以说，当巴尔扎克的创作生命接近终结，他突破了极度的疲乏以及漫长的空白期，在八个星期内写下了《贝姨》并在其中阐述艺术家的职业时，他说的正是“教义”：

不停地劳动不但是生命的规定，也是艺术的规定，因为艺术是思想的创造活动。伟大的艺术家和真正的诗人从来不坐等灵感或者顾客的到来，他们今天创作，明天创作，永不停歇。结果就是辛苦劳作成了习惯，对困难有了永恒的承认，这使得他们始终保持着与缪斯女神及其创造力的紧密结合。

普鲁斯特同样为了写书而戕害自己，他回应巴尔扎克说，到最后，是一种“劳作的习惯”而非对名誉的追求令作家完成作品，此时他也很接近“教义”的概念。不过作为个人理想的真理，或者在自己身上活出真理来的“教义”概念，也可以用来使人安于奴役状态，让他们在麻木不仁的驯服状态中找到至善的精神。《薄伽梵歌》说：“尽你应尽之责，无论有多卑微。不要理会其他人的责任，无论有多伟大。在自己的职责中死，这是生；在他人的职责中活，这才是死。”

“教义”具有创造性还是破坏性，要根据文明所处的状态以及对人的不同期望来看。不可能有其他。信仰的品质不是持续不变的，要看信仰者的品质如何。维诺巴·巴韦的宗教只能表达出印度村庄的卑微和失败。本世纪印度人在科学方面有所贡献，但除了极少数明显的例外，他们的成就都是在国外做出的。这不仅仅是装备和设施的问题。印度科学界令人担扰。科学界自感在印度地位脆弱，其中很多人在国外大胆创新，而一旦被吸引回国，就会陷于平庸、自我满足，成为对自己过去的价值毫无意识的人，曾经的辉煌只不过是偶然事件。他们安于更狭隘的文明、更狭隘的“教义”和自我实现观念。身处徒具其表的文明中，他们不再为获得自己眼中的功德而在智识方面拼搏奋斗，这样的功德现在需要通过正当的宗教行为，即“正确性”来获得。

几年前，科学家哈尔·葛宾·科拉纳⑦以美国国籍、为美利坚合众国获得了诺贝尔医学奖，印度为之伤心。印度盛情邀请他回国，却忽略了他最重要的方面。一位印度最优秀的记者说：“除了讨论他的成就外，我们愿意为科拉纳做任何事情。”成就，劳动，对劳动的评价：这些都被认为应该发生在别处，而不是在印度。

这是印度人接受的智识寄生主义的一部分。作为被征服的人民，印度人接受这种寄生主义已经很长时间了，而同时，他们又依然将他们的文明视为一个整体，认为它掌握着唯一重要的真理，像甘地在一九一四年看到的，这个文明为“受难者”提供庇护所和“尘世生活的解脱”。好像那种特殊的美德只存在于印度异常的痛苦和尘世的无能中，而不存在于曾经辉煌的文明里。这就像是对绝望的慰藉，因为物质世界的挫折里更没有美德可言（尽管甘地知道这点，并且他早期所有的政治行为都充分表现了这点）。

印度式贫穷比任何机器都更非人化，生活在印度的人受“教义”观念的束缚，被紧紧地封闭在最狭隘的逆来顺受中，其程度比任何机器文明中的人更甚。回到印度的科学家收敛了他在国外获得的个性，重新从种姓认同中得到安全感，世界再一次简单化了。这里有烦琐的制度，如枷锁般舒适，一度唤醒了创造力的个人洞见和判断，也被弃之如负担，这个人又一次与其种群被捆在一起，他的科学也沦落为一门手艺。种姓制度不仅摧残着“不可接触者”阶层，由此导致肮脏在印度被神圣化，而在全力成长的印度，这种摧残还同时表现在强制的全面服从、庸俗的满足感、冒险精神的消失以及把那些可能非常优秀的、有个性的人驱逐在外的举动。

人们或许会反叛，但通常到最后他们会沉默。外来者在印度是没有位置的。“雅利安联合会”，一个反对传统种姓制度的改革团体，本世纪初一度活跃于印度北方，却因为一个简单的原因而失败。它无法解决成员的婚姻需要。印度把他们招安了，让他们回到自己反对的种姓制度和规定中去。五年前我在德里听到了一个故事，一个外国商人觉得他身为“不可接触者”的仆人很有天分，决定让这个青年受教育。于是他这样做了，并且在离开印度前为那个人安排了一个更好的工作。几年后商人回到印度，发现那个“不可接触者”又变成了厕所清洁工。那人被他的部族排斥，因为他脱离了他们，他被阻挡在夜晚吸烟的人群之外。他加入不了别的群体，也娶不到妻子。这种孤立是难以承受的，于是他重操旧业，这就是他所依照的“教义”，他必须学会服从。

逆来顺受。印度对人的需要就是这些，人所愿意付出的也是这些。家有家规，种姓亦有其规。对徒弟来说，师父（不管是圣人还是音乐老师）就是神，必须无条件地服从，即使他不是很理解为何如此，就如同巴韦并不理解甘地一样。学习神圣典籍必须凭借内心，学习学校课本必须凭借内心，还有大学的教科书以及讲座记录。“西方的教育体系中有个错误，”维诺巴·巴韦几年前说，“在凭借内心学习经典方面毫不施压。”中学生们像小和尚念经一样诵读课文，而且像小和尚一样，一有访问者出现便提高嗓门，显示他们的热情。所以，印度把新生代吸收进旧我之中，以老方法使用新工具，清除自身不需要的思想，保持其平衡。土地的贫穷反映在思想的贫穷上；如果不这样则会平添灾祸。

被征服的文明也是受挫的文明，它使人服从于灵活的“教义”，与土地一起日渐萎缩。甘地唤醒了印度，但他所唤醒的不过是那个受挫的印度，是他继南非之后所需要的圣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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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一个小说家往往会把自己分割开来，注入各个角色中去，无意识地建立起一种和谐共存，给予其主题一种封闭的紧凑感，多面向的甘地也扩散于现代印度的各个方面。他是隐匿的，除了化身于如今垂死的巴韦外，他是不为人知的，但印度今天上演的这一幕幕他在六十年前就已经安排好了，那时他结束了在南非的种族斗争刚刚回国。创造者不必了解他执迷的根源，他的责任仅仅是让局面动起来。甘地给印度带来了政治，又唤起了古老的宗教情感。他令两者互为助益，带来了觉醒。但在独立的印度，这一觉醒的元素却令两者相互否定。没有政府能靠甘地的幻想生存。被甘地转化为一种民族主张的灵性，被征服人民的慰藉，已经明显变质，成了一如从前的虚无主义。

流亡的反对派发言人大谈民主自由的丧失，他们的抱怨是公允的。不过那些借来的词汇隐藏着过时的甘地式执迷，同“紧急状态”条款一样具有破坏性：“罗摩之治”的幻想，灵性的幻想，回归村庄，简朴。在这些构成政治冲突的执迷当中，仍可见到甘地在伦敦学习法律时那段盲目岁月的骚动以及他在南非二十年的种族伤痕，它们以最不可思议的方式鲜活地存在着。如今甘地反对西方及虚无主义的根源已经丧失，在南非失败的二十年已经从印度人的意识中删除了。不过，如果甘地从其他途径解决他的困难，如果（像一个富有想象力的小说家）他没有如此成功地转化他的原始伤害（在他身上一定大部分是种族的），如果他为印度规划出另一种生存法则，他就可能给独立的印度留下一种意识形态，有了它，印度可能已经产生真正革命性的变化，产生大陆的种族意识和印度人特有的归属感，甘地全部的政治目标可能已经借此实现，甚至实现得更多。它们不但会动摇“不可接触者”制度、淹没种姓制度，而且会唤醒个人，让人在一种更广义的认同中自立，建立起关于人类之卓越的新概念。

如今，曾为他争执的人不知为什么而争执，不论甘地还是旧印度都没有解决当前危机的方法。他是旧印度最后的表达，他把印度带到了路的尽头。所有有关“紧急状态”的争论，所有涉及他名字的东西，都反映了印度智识的真空，反映了他试图赋予其新生的那个文明的空虚。

在被征服的印度，“复兴”通常是指对被压抑、被侮辱之事物的重新发现，是对旧方式的赞颂。在休养生息时，人们从没有抓紧机会（或是缺乏智识手段）往前赶，灾难随后就会再次降临。艺术史家告诉我们，欧洲文艺复兴兴起于人们意识到过去不复存在之时，奥维德⑧和维吉尔不能再被视为古代的修士，人必须在过去与自己之间设置距离，以更好地了解过去，更多地从中获益。印度总以另外的方式寻求复兴，用接续的方式。凭借最早的典籍，人们回溯过去，把现在称为“黑暗年代”，就像他们站在今天回顾甘地抗英的日子，把其后所有事都看作玷污，而不是过去的作用。当印度力图回到从前的观念中时，它并不会把握过去，也不会借此丰富自身。过去只能通过研究和治学，通过智识而非灵性法则来把握。过去必须被看作是已死的，否则过去将扼杀未来。

甘地式印度的稳定其实是一个幻象，印度很长时间内都不会再度稳定。但在当前的不确定和空虚之中存在着真实的新开端的可能，在长期的灵性之夜过后，印度会涌现思想。“印度的危机并不是政治性的，那只是德里方面的看法。独裁或军人统治不会改变任何事情。危机也不仅仅是经济上的。所有这些不过在从不同方面反映着更大的危机，一个衰败中的文明的危机。其唯一的希望就在于更迅速地衰败。”我在一九六七年这样写道。那对我来说是个更黑暗的年代。

一九七五年八月至一九七六年十月

<u>①</u>甘地当年持头等铺位票坐火车去比勒陀利亚。晚上行至纳塔尔省的马利兹堡时，车上的官员要求甘地去货车车厢，甘地不从，官员和警察便强行把他赶下火车。根据南非当时的法律，铁路当局的做法是合理的。

<u>②</u>维诺巴·巴韦（Vinoba Bhave，1895－1982），印度的苦行者，早年追随甘地，20世纪50年代倡导捐地运动，呼吁地主捐献土地以分给“不可接触者”，即贱民。

<u>③</u>拉斯金（John Ruskin，1819－1900），英国评论家、社会改革家。推崇哥特复兴式建筑和中世纪艺术，捍卫拉斐尔前派的艺术主张。

<u>④</u>兰扎·德尔·瓦斯托（Lanza Del Vasto，1901－1981），意大利贵族，1936年在印度结识圣雄甘地，被称为甘地的“第一位西方门徒”。后在法国南部一小岛上建立“方舟公社”。

<u>⑤</u>狄更斯小说《尼可拉斯·尼克勒比》中一个刻薄无知的教育家的名字。

<u>⑥</u>中世纪传说中的魔法师和预言家，亚瑟王的助手。

<u>⑦</u>哈尔·葛宾·科拉纳（Har Gobind Khorana），1968年诺贝尔生理学与医学奖获得者，出生于旁遮普邦，1960 年入美国籍。

<u>⑧</u>奥维德（Ovid，公元前 43－17），古罗马诗人，代表作有《变形记》、《爱的艺术》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