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告诉我那个锡克人的故事。听说他离乡多年后回到印度，一个人坐在孟买码头上守着他那一堆行囊，默默哭泣。他已经忘记印度到底有多贫穷。这是一个典型的印度故事——它的人物和情节安排，它的通俗剧色彩以及它的感伤，都流露出印度特有的风味和情调。然而，在这个故事中，最能够体现印度精神的却是它对贫穷的态度：对成天忙着其他事情、偶尔思索贫穷问题的印度人来说，贫穷能够在他们心中引发出最甜美的情感。哦，这就是贫穷，我们国家特有的贫穷，多悲哀啊！贫穷激起的不是愤怒与改革，而是源源不绝的泪水，是最单纯的一种情操。“那年，这家人变得那么贫穷，”备受读者爱戴的印地语小说家普林禅德在作品中写道，“以至于连乞丐都两手空空离开他们家门口。”这就是我们的贫穷：让人感到悲哀的倒不是乞丐本身，而是这群叫花子竟然两手空空离开我们的门口。这就是我们的贫穷：以印度各种语言文字写成的无数短篇小说中，这种贫穷逼迫一个又一个清纯美丽的姑娘，出卖身体，赚钱偿付家人的医药费。

印度是全世界最贫穷的国家。因此，对它的贫穷感到愤怒是没有用处的。在你之前，多少初履斯土的外国人像你一样，看到了印度的贫穷，说出了你现在说的那些气话。不只是外国人，我们自己的子女从欧洲和美国回来时，看到家乡的贫困，肯定也会说出同样的气话。别以为只有你才会感到愤懑和不屑，只有你才会那么敏感。你也许会看到更多：你也许看过街头那一群群小叫花子脸庞上绽露的天真笑靥；在孟买市区人行道上，满街席地而卧的人群中，你也许看见过一家人（父亲、母亲和小婴儿）相拥而睡，自成一个天地，自给自足，仿佛有一堵墙把他们跟外界（包括你在内）阻隔开来似的。在沁凉的孟买早晨，一家三口醒过来，看见你正睁着眼睛，瞪着他们瞧，心里肯定会觉得很别扭——正是你的凝视侵犯了他们的隐私，你的义愤和不平惹恼了他们。你也许看见过那个独自在孟买街头过活的小男孩，他拿起一根扫帚，把他在人行道上的地盘打扫干净，铺上草席，然后躺下来。在他那瘦小的身躯和枯萎的脸庞上，你看见营养不良和过度劳累的生活遗留下的斑斑烙痕，但他只管仰躺在地面上，自顾自地把玩着一把短小的蓝色塑料手枪。那成群穿梭在草席之间、走过街边一栋栋闪烁着广告和竞选标语的房屋的路人（包括你在内），他视若无睹，不理不睬，置身于孟买城中那浓浊的、热烘烘的空气中，这个小男孩竟能自得其乐。正是你的惊讶，你的愤怒和不平，剥夺了他身为人应该享有的生活权利。别急，你在这儿再待六个月看看。随着冬天的来临，会有一群新的观光客涌进孟买城。跟初来乍到的你一样，他们也会谈论印度的贫穷，也会表现他们的气愤。你会同意他们的看法，然而，内心深处，你却会感到莫名的恼怒，因为那时你会觉得，他们看到的也只是表面的现象而已。发现自己的感觉被别人如此精确地重现模仿，你是不会感到开心的。

十个月后，我重访这座城市，对自己当初抵达孟买时所表现的歇斯底里，感到颇为惊讶。天气比较凉爽了。在科拉巴区，家家庭院张灯结彩，五颜六色的圣诞灯饰从窗口探伸出来，繁星一般，闪闪烁烁映照着孟买城上那一片黑漆漆的天空。这座城市并没改变。我自己的一双眼睛却改变了。我已经见过印度的乡村：狭窄残破的巷弄，流淌着绿色黏液的排水沟，一间挨着一间、狭小逼仄的泥巴屋子，乱糟糟堆挤在一起的垃圾、食物、牲畜和人，肚腩圆鼓鼓、沾满黑苍蝇、身上佩戴着幸运符、躺在地上打滚的小娃儿。我亲眼看见过一个饥饿的小孩，蹲在路旁大便，身边一只癞皮狗虎视眈眈，等着吃小孩的屎。在安得拉邦①，我发现那儿的居民个头非常瘦小，身体十分孱弱，让人怀疑大自然是不是在开玩笑，把印度人的进化过程往后推。在这样的地方，悲悯和同情实在派不上用场，因为它代表的是一种经过改良的希望。我感受到的是莫名的恐惧。我必须抗拒内心涌起的一阵轻蔑，否则，我就得抛弃我所认识的自我。也许到头来我感受到的只是深深的疲倦，就在歇斯底里的当儿，我心中骤然间感觉到一种宁静祥和。我终于学会了把自己和周遭的世界分隔开来。如今，我终于懂得如何区分美好的和丑恶的事物，如何区分彩霞满天的苍穹和那一群群在夕阳下干活、身形显得格外渺小的佃农，如何区分美丽高贵的手工艺品——黄铜器皿与丝织物，以及制作这些东西的那双干瘪瘦小的手，如何区分雄伟壮观的历史遗迹和蹲在废墟中大便的小孩儿，如何区分“物”和“人”。我终于领悟，在印度这个国家，你随时可以找到逃避的窍门。几乎每一座城镇都有一个比较祥和而且干净的角落，让你躲藏在那儿，疗伤止痛，恢复你的自尊心。在印度，最容易也最应该被视若无睹的东西就是那些最显眼的现实。因此，尽管出行前阅读过许多有关印度的书，但抵达这个国家后，我却发觉，这些著作并不能帮助我做好心理准备。

初抵印度，令人怵目惊心的现实宛如排山倒海一般直向我逼近，而我却不能像在亚历山大港、苏丹港、吉布提港和卡拉奇时那样，逃回船上去。那时我做梦也没想到，竟然可以把丑恶的现实从美好的东西中（从自尊和自爱的领域中）分离出来，在它们中间画一条界线。滨海大道，马拉巴尔山，从卡玛拉·尼赫鲁公园眺望到的满城华灯、城中矗立的一座座帕西寂静塔②——这些景点是印度观光局所推销的孟买市，也是一连三天我们被三位热心的友人带去游览的地方。然而，另一个孟买，另一个令人心悸的孟买，却隐藏在这些观光胜地背后。这才是真正的孟买：里面居住着数百万身穿白色衣裳的人，宛如白色潮水般不断涌进和钻出“教堂门车站”，就像赶着去或离开一场无休无止的足球赛似的。这就是即将显现在我们眼前的孟买城：郊区那一条条宽广壅塞、纵横交错的马路，路旁乱糟糟挨挤在一起的店铺，高耸的廉价公寓大楼，破落的阳台，密如蛛网的电线和四处张贴的广告；戏院门口的印度电影海报，比英国和美国的电影海报还要清凉性感，剧照中的印度女明星，展示着比好莱坞姐妹们还要丰硕的臀部和乳房，浑身洋溢着无比旺盛的生殖力。隐藏在大马路背后的一户户人家，一间间庭院：密不通风，闷热不堪，静止的空气中弥漫着各种各样的不知名堂的臭味，窗口显示的不是一窗椭圆形的灯光，而是满院子的晾衣绳、衣裳、家具和各式箱子，堆堆叠叠，乱成一团。通往北部的道路两旁，散布着一间间被花园环绕的红砖工厂。这些工厂令人联想起英国的米德尔塞克斯郡，唯一不同的是依附在工厂旁的，并不是一排排半独立式的或连栋住宅，而是一座座贫民窟和一堆堆垃圾。娼妓（印度报纸管她们叫“欢乐姑娘”）四处出没。可是，在这些大杂院中的一栋建筑物里开设三家妓院，阴沟和厕所臭烘烘的，连勒克瑙③出产的檀香油都遮盖不了，还能到哪儿去寻找欢乐呢？情欲就像怜悯，是希望的改良品。面对这种情欲，你只会感受到你的性冲动究竟有多脆弱。你犹豫不决，逡巡不前，不敢贸然探索。你把全副心神集中在你的厌恶上。手握棍棒的男子把守在妓院门前。这帮人究竟在防备谁，又在保护谁呢？暗沉沉的、臭气弥漫的走廊里，呆呆地坐着一群非常苍老、非常肮脏、整个身子萎缩得不成人样的妇人。这时你会觉得有些人是多么微不足道。这群妇人是清洁工，讲得白一点，就是专门服侍妓女（孟买市普罗大众心目中的“欢乐姑娘”）的用人。她们还算幸运，总算还有一份工作可做。就在妓院门口，你窥见到了印度那令人惊悸的、一个层级一个层级不断倒退的堕落。

我说“层级”，因为我们会渐渐发现，在印度，人类的堕落是经过缜密的测量和界定的，就像绘制地图一样，尽管表面上看起来，印度的普罗大众（那一拨拨身穿白衣，有如潮水般汹涌在街头的人群）是不可能被分类或被评定等级的。这种情形就像印度的土地：尽管从火车上眺望，印度那广袤无垠的乡野是由一小块一小块不规则、杂乱无章的田地所组成（官方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任由百姓随意处置他们的田地），事实上，这些土地全都已经被彻底勘察测量并绘成图籍，保藏在政府属下的各个收税区。在那儿，一捆一捆包扎在红布或黄布中的地契资料，堆积如山，从地板一直堆到天花板。这得归功于英国人。他们不辞辛劳，从事这项艰巨的工作，为的是满足印度人的一个根深蒂固的心理需求：界定和区分。界定自己，你就能够把你的自我从周遭人群中抽离出来，你就能够确定自己在社会的位置，你就能够摆脱印度那无所不在的随时会吞噬你的乱象——莫忘了，印度是一个无底洞，而“欢乐姑娘”的用人就坐在深渊边缘等着你。戴某种特定样式的帽子或头巾，留某一种型款的胡子，穿西装或穿政客们最喜欢穿的手织棉布服装，身上佩戴克什米尔印度教徒或马德拉斯婆罗门的阶级标志——这些东西全都是一个人的表征，证明你属于某一个社群，证明你是一个有价值，有正当职业，对社会有贡献的男人，就像保藏在收税区里的地契，证明你拥有某一块土地。

这种需求是普世的、全人类共通的，但印度人的做法却是独一无二的。“做你分内的事，即使你的工作低贱；不做别人分内的事，即使别人的工作很高尚。为你的职守而死是生；为别人的职守而生是死。”这是《薄伽梵歌》的一段经文。早在荷马的《尤利西斯》之前一千五百年，印度的史诗已经在倡导阶级观念了，而它的影响力一直维持到今天。在旅馆负责整理床铺的服务生，若被客人要求打扫地板，他肯定会觉得受到侮辱。在政府机关办公的文员，决不会帮你倒一杯开水，就算你昏倒在他面前，他也无动于衷。你如果要求一个建筑系学生画图，他肯定会把它当作奇耻大辱，因为在他看来，身为建筑师却从事绘图员的工作，不啻是自甘作践。就是这个缘故，蓝纳士（根据他办公桌上竖立的一块三角形木牌，他的正式职称是“速记员”）才会拒绝上司的要求，把他用速记法写下来的一封信函，用打字机打出来。

蓝纳士是在政府机关中服务的文员，月薪一百一十卢比，觉得非常满足，直到月薪六百卢比的公务员马贺楚被调到他的部门，担任他的上司，情况才改变。马贺楚出身东非共和国一个印裔家庭，在英国大学受教育，后来被派到欧洲工作，最近才回到印度。蓝纳士和他那伙月薪一百一十卢比的同事，私底下很瞧不起从欧洲回来的印度人，但对马贺楚这位长官，他们却颇为敬畏，因为他们听说这人很厉害。据说，马贺楚熟读《公务员行为守则》的每一个篇章和每一项条文，他了解自己的职责，也知道自己享有哪些特权。

新官上任没多久，马贺楚就把蓝纳士召唤进办公室，以很快的速度向他口授一封信。这难不倒蓝纳士。他把上司讲的每一句话记录下来，得意洋洋，回到他那张标示着“速记员”的办公桌。那天，长官没再召唤他，但隔天早晨他一进办公室，马贺楚就把他叫进去。蓝纳士进得门来，看见上司铁青着一张脸孔，气咻咻的，两撇修剪得十分整齐的小胡子直往上翘，两只眼睛只管瞪着他。马贺楚刚洗过澡，刮过胡子。蓝纳士望望长官身上穿着的那套欧洲剪裁定制的灰色西装，再看看他脖子上系着的那条英国大学领带，然后低下头来，瞧瞧自己那身松松垮垮的白色长裤和领子敞开、下摆拖得长长的蓝色衬衫，心里不免感到有点自惭形秽，然而，他表面上却依旧装出一副泰然自若的模样。在蓝纳士看来，长官向下属发脾气，不管什么原因，都是挺自然的事——他自己也常常无缘无故责骂每天两次前来孟买市玛哈姆区帮他打扫公寓厕所的清洁工。在这样的人际关系中，发发脾气骂骂下人只不过是小事一桩，根本不值得放在心上。它只是在显示两人之间身份的差别和阶级的不同。

“你昨天记下的那封信，到底怎么了？”马贺楚劈头就问，“昨天，你为什么不把这封信打好，拿进来让我签名呢？”

“还没让您签名吗？真对不起，我马上就去查查看。”蓝纳士出去一会儿，然后回来向上司报告：“长官，我已经催过打字员奚雷拉尔，但他这几天实在很忙，手头上有一大堆信件要打。”

“奚雷拉尔？打字员？难道你不会打字吗？”

“哦，不，长官，我是速记员。”

“你以为速记员是干什么的？从今天起，我向你口授的信函，你都得自己动手打出来，明白吗？”

蓝纳士的脸色嗖地一白。

“听到没有？”

“长官，那不是我的工作。”

“不是你的工作？好！现在我就向你口授一封信。午餐之前你把它送回来，让我签名。”

马贺楚开始口述。蓝纳士颤抖着手，握住钢笔，歪歪斜斜记下长官口授的内容。口述完毕，蓝纳士朝向马贺楚一鞠躬，转身走出上司的办公室。下午，马贺楚按了按桌上的蜂音器，召唤蓝纳士进来。

“你今天早晨记下的那封信，在哪里啊？”

“还在奚雷拉尔那儿，长官。”

“昨天那封信，现在也还在奚雷拉尔那儿。我不是吩咐过你，从今天起，我向你口授的每一封信，你都得自己动手打出来吗？”

蓝纳士不吭声。

“那封信在哪里？”

“报告长官，那不是我的工作。”

马贺楚举起拳头，猛一敲桌子。“今天早晨，我们不是讲清楚了吗？”

蓝纳士也以为事情早已经讲清楚了。“长官，我是速记员，不是打字员。”

“蓝纳士，听着，我要向上面举报你抗命。”

“那是您的权利，长官。”

“别用那种口气跟我说话！你不肯帮我打字，对不对？让我听你亲口说一次。你说：‘长官，我不愿意帮您打字。’”

“我是速记员，长官。”

马贺楚把蓝纳士打发出办公室，然后自己去见部门主管。长官让他在接待室等候了好一会儿，才把他叫进去。这位老先生今天已经够累的了，但他还是打起精神，接见马贺楚。他知道，像马贺楚这种刚从欧洲回来的留学生，个性都有点毛躁，求好心切嘛。可是，在他这个部门，以前从没有人要求速记员打字呀。当然，从宽解释，速记员的职务或许也包括打字。但这样来定义打字员未免太宽泛了点儿。何况，这儿是印度。在这个国家，无论做什么事情，你都得考虑考虑对方的感受。

“报告长官，如果这真是您的看法，对不起，我只好把这桩案子呈报‘联邦公共服务委员会’，让他们来处理。我现在向您举报蓝纳士抗命，然后通过您，要求委员会对速记员的职务展开全面的调查和质询。”

主管叹了口气。马贺楚简直在拿自己的前程开玩笑。这小子偏要把事情闹大，也只好由他了。展开这样的一项调查，肯定会给他这个部门带来一大堆麻烦：成堆的文件、问询和报告。

“马贺楚，你就劝劝他吧。”

“请问长官，这就是您对这件事情的结论？”

“结论？”主管支支吾吾，“我的结论是……”

电话铃响了。主管伸出手来一把抓起电话，回头朝马贺楚笑了笑。马贺楚立刻起立，告退。

回到自己的办公室，马贺楚发现蓝纳士并没遵照他的吩咐，把打好的信摆在他桌上，让他签名。他立刻按了按桌上的蜂音器，把蓝纳士召唤进来。蓝纳士应声出现在长官面前。他绷着脸，弓着腰，把拍纸簿紧紧搂在穿着蓝衬衫的胸前，眼睛只管瞪着脚上那双鞋子。这副恭顺严肃的德行却也遮掩不住他脸上流露出的那股得意和兴奋。原来，他已经知道马贺楚去见过主管，而且他也明白，主管根本不吃马贺楚那一套。他没受到任何惩处，连一句训斥也没有。

“蓝纳士，我现在向你口述一封信，记下来。”

蓝纳士打开拍纸簿，掏出钢笔，开始在画线纸上歪歪斜斜涂写起来。他越写心里越慌，背脊忍不住冒出冷汗。原来，马贺楚要他记下的这封信，是要求主管把他开除，罪名包括：抗命、未能胜任速记员的工作、顶撞上司。把一件事情记录在文件上，已经够严重的了，更糟的是，这封信会交到奚雷拉尔手里，让他用打字机打出来。蓝纳士这次肯定要受羞辱了。他咬紧牙关，强作镇定，把长官口授的信函一字一字记录下来，然后垂着头，等待长官开释。马贺楚终于把他打发出办公室。蓝纳士如逢大赦，立刻逃到主管那儿。他在接待室苦苦等候了好长一段时间，才被传唤进去见主管，但不一会儿，他就出来了。

那天下午五点钟，蓝纳士伸手敲了敲马贺楚办公室的门，然后恭恭敬敬站在门口，等待召唤。他手里捏着一沓打好的信函，哆哆嗦嗦，一个劲儿颤抖不停。马贺楚抬起头来，看见蓝纳士眼眶里噙满泪水。

“啊！”马贺楚说，“奚雷拉尔终于加把劲，把我的信全都打好了。”

蓝纳士一声不吭跑到马贺楚办公桌旁，把手里那沓信函放在桌面那块绿色的吸墨纸板上，扑通一声，双膝下跪，整个人趴在地上，双手合十，触摸马贺楚脚上那双油光水亮的皮鞋。

“起来！起来！这些信是奚雷拉尔打的吧？”

“我打的！我打的！”蓝纳士跪伏在地板上铺着的那张破旧的草席上，只管哀哀啜泣起来。

“把你们当人看待，你们就来劲了，开始作怪了。把你们当畜生看待，你们就乖了，趴在地上像狗一样。”

蓝纳士一面啜泣，一面伸出手来不停抚摩擦拭马贺楚的皮鞋。

“从今天起，你愿意帮我打字了？”

蓝纳士伸出额头，一个劲碰撞马贺楚的皮鞋。

“好吧，咱们现在就把这封信给撕掉。在我们这个部门，要想提高办事效率，也只好用这个方法了。”

蓝纳士泪眼汪汪，不停地在马贺楚鞋子上磕头，直到那封信的正副本全都被撕成粉碎，扔进废纸篓，他才站起身来，擦干眼睛，跑出办公室。这一天的工作终于结束了。现在，他跟随满街推推挤挤的人群踏上归途，回到他那套坐落在孟买市玛哈姆区的公寓。一时间，他还不习惯面对这个新世界给他带来的耻辱。他心灵中最敏感最脆弱的部位（他的自尊）被人侵犯了。若不是担心他会一头栽进那个无底深渊，他怎会容忍这种侵犯呢？这是人生中一出小小的悲剧。他已经学会服从，他应该能够存活下来。

类似的悲剧在孟买不断上演着，在无数男人（就是我们在街头看到的那一群群身穿白衣步履轻快的上班族）心中烙下难以磨灭的伤痕。就像世界上每一座城市的上班族，朝九晚五，这些男人每天匆匆出门，匆匆回家。媒体上的广告全都是为这些男人设计的，电车为他们按时行驶，电影海报把目标指向他们。瞧，海报中的女明星，一个个浓妆艳抹，搔首弄姿，争相向这些男人展示她们的豪乳丰臀——她们是古代印度雕像中那些女神的后裔，而这些女神像，跟创造她们的人分开之前，一直代表印度普罗大众内心中那股卑微的悲剧性渴望。

印度社会和它所遭受的亵渎，对身穿意大利式西装、打着英国大学领带的马贺楚来说，也是一个崭新的经历。在东非、英国大学和欧洲待了这么些年，他带着殖民心态回到印度，恍若一个异乡人，难免觉得格格不入。在自己的祖国，马贺楚举目无亲。他只是一个月入六百卢比的人，因此，平日他也只能够跟月入六百卢比的其他人交往。但在这个阶层，像马贺楚这种刻意扬弃阶级标志（食物、种姓和服装）的“外人”，毕竟不多。他很想结婚，而这也是他父母亲的愿望。但他抱着殖民者的心态求亲，眼光未免太高了些。“别打电话来。我们会打过去给你。”“谢谢你对这门亲事感兴趣。等我们把应征者的数据处理完毕，我们会通知你。”“我们并不觉得，月入六百卢比有什么了不起。”最后这句话可是女方家族的长子说的。马贺楚觉得，如果再降低标准，那就只好到乡下找老婆了。就这么样，马贺楚的终身大事一再蹉跎。久了，连他父母亲也灰心了。马贺楚满肚子怨气，但也只能向朋友们发发牢骚。

马立克就是常常听他诉苦的朋友。在印度，马立克也是一个“新鲜人”。身为工程师，他月入一千两百卢比，比马贺楚多一倍，但两人同病相怜，惺惺相惜，经常聚在一块儿互吐苦水。他居住在孟买高级住宅区一套设备完善的公寓。以伦敦的标准来衡量，他的日子过得还算可以，但在孟买本地人眼中，他的生活非常优渥奢华，令人艳羡。可他一点也不快乐。能力都不如他的欧洲籍工程师，在印度人经营的公司充当专家顾问，月薪高出他三倍，只因为他们是欧洲人。这就是马立克的遭遇。游子返乡，但在孟买，他却永远是个异乡人，甚至比那帮应聘前来担任客座的欧洲技师，还要像一个外人——印度公司的大门，永远向这些老外敞开。凭马立克的能力，他绝对有资格晋升“管理阶层”，担任初级行政主管，但第一次见面他就告诉我，好几次他向别的公司试探，结果却都碰了一鼻子灰。他是一位工程师，这很好。他从北欧留学回国，那更好。他现在服务于一家有名望的跟欧洲关系密切的印度公司，这更让人刮目相看。然后对方问他：“你有车吗？”马立克没有汽车。事情就这么样吹了。对方甚至还没问起他的家世和出身。

坐在他那套过时的现代主义风格公寓里，马立克只顾哀哀诉说着。最近这阵子，他心灰意冷，实在提不起劲来把屋子好好收拾整理一下。整个公寓乱糟糟的：横七竖八的书架、四处摆放的陶艺品、堆满杂物的咖啡桌。访客稀落，把屋子收拾得再整齐，给谁看呀？就像一个没有人会注意到的女孩，花了一番工夫细心打扮，准备出门。时髦的家具就如同时髦的衣裳：没有人注意，没有人赞赏，只会让你感到更加悲伤。凌乱的咖啡桌上摆放着一张镶在镀金框子里的巨大照片。照片中的女孩是白种人，长得很漂亮，一头褐发披肩，脸颊两旁的颧骨高高凸起。我没问他这女孩是谁，但马立克后来主动告诉我，这女孩早已经死了——多年前，在北欧家乡。我们一面喝咖啡一面聊天。录音机播放马立克在欧洲留学时录下的歌曲（天哪，这些歌曲连我都觉得古老）。就这样，我们坐在孟买城中一套公寓里。周遭环绕着一个又一个光影迷离的街道，底下闪烁着弧形的滨海大道灯光。就这样，我们坐在中央摆放着北欧姑娘遗照的客厅，一面聆听那一首又一首哀伤而古老的歌谣，一面翻看那几本不知被人翻了多少次的相簿：披着大衣的马立克、马立克和朋友们、马立克和那个女孩。照片的背景不外乎是白雪皑皑或松树丛生的高山，再不然就是露天咖啡座。马立克和马贺楚哥俩，一个月入一千两百卢比，一个月入六百卢比，这会儿聚在一块，相濡以沫（书架上摆着几部易卜生原文剧作），暂且忘掉他们在现实生活中遭受的耻辱，暂且沉湎在回忆里：遥想当年，在北欧留学，身为一个男人和学生就已经足够被社会接受，而身为印度人，更为他们的身份增添些许神秘的魅力和光彩。

十三四岁那年，吉凡离开家乡的村子，到孟买找出路。在这座大城市，他举目无亲，晚上只好在人行道上打地铺。好不容易，他终于在法特区一家印刷厂找到工作，月薪五十卢比。他没找房子，晚上依旧睡在人行道上。根据孟买的习俗，你只要在人行道上同一个地方一连睡几天，这个地盘就归你所有，别人不得侵占。吉凡能读能写，天资聪颖，待人殷勤。在孟买混了几个月后，他就开始帮他那间印刷厂承印的一家杂志拉广告。老板一再给他加薪。这小子如果好好干下去，厂长的位子早晚是他的。突然有一天，他跑进老板的办公室，向他提出辞呈。

“我总是留不住好员工！唉，这是我的命，”老板说，“我苦心栽培他们，训练他们。把本领学到手，他们就离开我了。你找到什么样的新工作啊？”

“老板，我还没找到新工作。我想请你老人家帮我找找看，可不可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