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瑟夫在沙发上坐下。他说：“政府以为我是在为游击队摇旗呐喊。不错。我就是希望有一场革命将所有的一切统统扫除。每当想到这里，我的心就感到一阵轻松。”
厨房里传来做饭的声音和香味，那些他自以为已经放弃的古老禁忌令他十分不安。那女人的姿态微妙地改变了些。
约瑟夫说：“这是我女婿。他在一家医药公司做研发。”
那个肤色黝黑、拥有运动员身材的男人，此时第一次把脸完全转向威利。他的嘴奇怪地一咧，似乎很开心：显然他很高兴自己的专业这么快就让陌生人知道了。但是，他的眼睛，眼角红红的，却充满了与之矛盾的愤怒与憎恨。
他说：“但是，他们一知道你是碰不得的，就不会想要和你发生任何关系。”
他本可以使用更温和的措辞，法律词汇、宗教词汇、政府许可的词汇。但是，当约瑟夫得体地介绍他的时候，愤怒、耻辱和自尊使他的嘴角不由自主地咧出一个微笑，同时也使他使用了粗野、过时的措辞。与其说是自怜，不如说是对外面世界的某种威胁。
威利想：“无论这个人怎么说，他已经赢得了他自己的革命。我没想到他们还在打这场仗。但是他让整个事情变得很难办。他要完完全全掌握一切。我想我不可能和他相处得好。但愿他们中间不会有太多这样的人。”
这个肤色黝黑、有着运动员身材的人大摇大摆地——在威利看来是如此——走进起居室尽头的一扇门。约瑟夫显然受了影响。他似乎一时间失去了滔滔不绝的能力。里面传来了马桶冲水的声音。威利有点儿相信，在约瑟夫这个小家庭里，在这套混凝土结构的简陋公寓里——曝露在外的电缆，约瑟夫未曾露面的女儿——革命已经造成了某种未被承认的破坏。
约瑟夫说：“是的，我就是希望来一场革命将所有的一切统统扫除。”
他不再说话了，仿佛是在脚本里寻找自己的台词。他从沙发底下拿出那个锡痰盂。痰盂的把手是用一根锡条焊制的，弯出时髦的弧度——工匠的杰作。锡条的边缘向内折起并焊牢，不再锋利，略厚，稍稍有点儿不规则，被摸得闪闪发亮。他捧着这个痰盂，大拇指摩挲着把手的边缘，似乎仍然在脚本里寻找被他女婿闯进来打断的台词。
最后他说：“但同时我对我们留下的人类也不抱信心，因为奴隶制度已经持续了好几百年。你看看那个小姑娘，就像个小蟋蟀似的。她是我们的用人。”
威利看着那个瘦小伛偻的身影。她已经从厨房走出来，进了起居室，蹲下来，一寸寸挪着步子，手握一把灯芯草扎成的小扫帚，小心翼翼地动着。她身上的衣服是黑色和泥土色的，就像是迷彩服，掩盖了她的肤色和容貌，剥夺了她的个性。她简直就是几天前威利在机场看到的那个女清洁工的缩小版。
约瑟夫说：“她就来自一个我刚才说的那种村子，那里的人都打着赤脚跟着洋主子鞍前马后地跑，在主子跟前，谁都不许穿能遮住大腿的衣服。她是十五还是十六岁，没人知道。她自己也不知道。那个村子里都是像她这样的人，又矮又瘦。人都跟蟋蟀或者火柴棍儿似的。经受了几百年的营养不良，他们的头脑已经不剩什么了。你以为你可以同她一起干革命吗？坎达帕里就是这么想的，我祝他好运。但是我认为，你在经历了非洲和柏林的生活之后，希望看到的不会是这些。”
威利说：“我没抱什么希望。”
“这里的人们说起游击队，就是在说她这样的人。这可一点儿都不激动人心。这里没有疲劳奋战的切·格瓦拉和硬汉们。这个地区一半的公寓里都有这么一个可怜巴巴的乡下女人，大家会说：没什么，这女人会胖起来的。老主子走了。我们成了新主子。那些不知情的人会一边看着她一边议论印度种姓制度有多残酷。其实，我们面对的是历史的残酷。而最可怕的一点是无从报复。老主子压迫、羞辱、伤害了这些人几百年。没人敢碰他们。现在他们走了。去了城里，去了国外。留下这些可怜的人做他们的纪念碑。我刚才说，你想象不到胜利者占有了多少而落败者失去了多少，就是这个意思。所有这些都是隐蔽的。如果拿非洲同这里作比较，你一定会说非洲要光明磊落得多。”
食物的香味更浓了，使早先的禁忌充满了威利的内心，使他越来越强烈地感到在这套革命者的狭小公寓里毫无幸福可言，而那个女儿已经成了一种牺牲。他希望主人不会请他留下来。他起身告辞。
约瑟夫说：“你住在里维埃拉。你大概认为它算不上合格的宾馆。可是在这里的人看来，它已经是高级的国际宾馆了。而那些你感兴趣的人，没有一个会去那儿找你。那太惹人注目了。有一家印度式宾馆叫新阿纳德宾馆，也叫‘和平新居’，是模仿尼赫鲁的宅子造的。这一带尽是‘新’这个‘新’那个的。是一种时髦。这家宾馆完全是印度式的，用蹲式厕所和澡盆。你去那儿住上一个星期，你感兴趣的人就会知道你在那儿。”
威利乘轰隆作响的老电梯下了楼。天色已然变成金黄。夜幕即将落下。尘土飘浮在金色光线中。但是孩子们毫不在意，依然在院子里的土堆间打闹吵嚷，心满意足的女人们依然在呵斥。就在不久之前，这一切还显得那么粗野、拥挤、无可救药。而此刻，再次看到这些，它们似乎顺眼多了，这让他感到喜悦。
他想：“我所做的事情，从来就是困难的。”
从酣睡中惊醒所带来的疼痛还在他的骨髓和头脑里流窜。可是睡意已经消失。他在市场上漫步，灯光弥漫在周围，他尽力寻找着最便宜最简单最安全的食物。他还不饿，但是他想随时修炼他的基于每日生活的新瑜伽，每一个举动、每一个需求都必须重新思考，简化成最基本的形式。他很惊奇地发现自己竟然已走出这么远，这么能屈能伸。差不多一年之前，是殖民时期的辉煌和挥霍之后的贫穷、难民营及非洲在战火停止前的围困生活。就在几天前，还是西柏林的喧闹和繁华。就在几分钟前，还是约瑟夫家相对舒适且井井有条的厨房。而此刻，他身处市场，穿行在变化多端的昏暗灯光——烟气腾腾的火把、防风灯、气灯——之间，兴致盎然地寻找果腹之物，希望能将自己的需求压低再压低。他知道，用不了多久，在他去了树林或乡下之后，这样的市场也会变成遥不可及的奢望。等着他的会是其他食物、其他苦行：他会时刻准备迎接它们的到来。他已经把自己想象成一个苦行者、一个探索者。他从未经历过这样的情景——非洲的艰难岁月与此截然不同，那时候只有磨难——这令他头晕目眩。
他花了大概一便士买了一份辣味鹰嘴豆。这些豆子已经炖了好几个小时，总该安全了吧。豆子盛在一个用细枝固定的干叶碗里，端到了他面前。辣味灼着他的舌头，但他吃得津津有味，完全沉醉于这崭新的简单生活。回到里维埃拉，肚子里的暖意很快就带他返回了被打断的睡眠。
第二天威利就搬到了新阿纳德宾馆，在里维埃拉度过兴奋的一夜之后，随后的几天他遭遇了从未领教过的空虚和折磨，整日守在光秃秃的四壁包围着的臭味汹涌的房间里，等待着素不相识的人来引他走向命中注定的地方。墙壁呈现出一种古怪、斑驳的颜色，似乎吸收了各种各样的肮脏液体；椰席下面的灰尘足足有四分之一英寸厚；吊在天花板上的灯泡黯淡无光。起先，他以为自己应该一直待在房间里等人来找他。后来他才想到，那个来找他的人应该有时间，对等待有心理准备。于是他就在城里逛开了，不知不觉和许多人一起到了火车站，兴致勃勃地看火车，看人来人往，听小贩刺耳的叫卖声，听挨了打或受了伤的狗哀号。
一天晚上，他在站台上看见一个旋转小书架，插了几本旧的美国平装书，是些被遗弃的藏书，灰尘似乎已经渗入光亮的封面，有点儿像偶尔会出现在非洲某些商店里的古旧的电子产品，说明书因为年深日久已经泛黄了。他不想要任何会让他想起那个他已弃绝的世界的东西。他挑了又挑，终于发现了两本看起来符合他的要求的书。一本写的是五十或六十年代的纽约黑人区的事，叫《酷世界》，是第一人称叙述的小说；另一本是写秘鲁印卡人的，叫《王室述评》，作者有印卡王室血统。威利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运气会这么好。
回到新阿纳德宾馆，他向他们要了一盏防风灯读书。他本想要几支蜡烛，有些老派的浪漫情调，可是人家根本没有蜡烛。然后，他很快就支持不住了，就像之前尝试研读那些数学书时那样。读《王室述评》需要有一点儿背景知识，他可不具备，因此不久就不知所云了。而《酷世界》则太遥不可及，太美国化，纽约味太重，满篇都是他看不明白的典故。
威利想：“我得明白这一点，对我现在的冒险来说，书都是骗人的。我得靠我自己的力量。”
他在新阿纳德宾馆的日子仍旧不好过。于是他转而有意识地集中精神思考他的基于每时每刻的瑜伽，把每一个小时、每一个行动都当作重要的考验。任何一段时间都不能浪费。一切都是他的新准则的一部分。按照这新准则，必须摒弃焦急地等待外部事件的念头。
他过得很充实；他开始全神贯注于内心。他发现自己开始思考时间。
接下来某一天，信使来了。信使非常年轻，差不多还是个小男孩。他身着当地的腰布和长摆衬衫。
他告诉威利：“七天后我再来找你。我还得去找其他人。”
威利问：“我该穿什么？”
信使似乎没听懂。他问：“你都有些什么衣服？”他说不定还是个大学生。
威利就用对大学生说话的口气问他：“我穿什么最合适？是该穿帆布鞋，还是打赤脚？”
“请不要打赤脚。会惹麻烦的。地上有蝎子和各种危险的东西。当地人都穿牛皮拖鞋。”
“那带什么吃的呢？你得告诉我该准备点儿什么。”
“就带点儿撒吐吧。是一种烤熟的谷物粉末。市场上有卖的。干的时候就像沙子。饿的时候你就往里面掺点儿水。一点点水就能把它泡软了。很好吃，很久都不会坏。人们出门在外都带这个。另外你还需要一条这里的毛巾或者叫披巾。这里人人都有这么一条。大概四五英尺长，两头带流苏，宽两英尺左右。你可以把它围在脖子上或者披在肩上。质地轻薄细滑。洗过澡可以用来擦身，晾上二十分钟就干了。我七天后来找你。同时我还要向上面报告我已经找到你了。”
威利去市场买撒吐。可是事情不像他想的那么简单。有各种各样的撒吐，用不同的谷物做的。
威利此时的心境已经不同了，他想：“多有仪式感！多美！”
七天后那个大学生回来找他了。大学生说：“其他那些家伙浪费了我许多时间。他们不是真的有兴趣。他们只是随口说说。其中一个是独生子，对家庭更忠诚。另一个只喜欢过舒服日子。”
傍晚时分，他们去了火车站，上了一趟客车。客车都是慢车，所有的小站都要停。每次靠站都是一阵混乱和喧嚷，推推搡搡，嘁嘁喳喳的抱怨、争吵和客套话。每个小站都是尘土飞扬，充斥着过期烟草、破旧衣衫和累日汗水的气味。大学生几乎睡了一路。威利刚上路的时候想：“我一到目的地就去洗个澡。”后来他想他不会去洗了：希望每时每刻都干净舒适的想法属于另一种生活，另一种经历。还是让尘土、污渍和臭味待在他身上吧。
客车开了一夜，但其实走得并不远；然后，在明媚的晨光里，大学生留下威利走了，他说：“会有人来这里接你的。”
候车室在纱门和厚墙的后面，黑咕隆咚的。有人躺在长椅和地板上睡觉，从头到脚裹着毯子和肮脏的灰布床单。那天下午四点钟，威利的第二位信使来了，是个瘦高个儿，肤色黝黑，系着当地的方格图案腰布。他们出发了。
走了一个小时，威利想：“我已经不知道自己在哪儿了。我已经找不到回去的路了。我现在落到他们手里了。”
他们已经离火车停靠的那个小城很远了，离城市很远了。他们已经深入乡间，此时天渐渐黑了。他们到了一个村子。即便在黑暗中，威利也能看清茅草屋顶边缘精心修葺过的屋檐，那是村里要人的房子。村子里，宅子和棚屋背靠背肩并肩混杂在一起，其间狭窄曲折的小巷纵横交错。他们走过所有那些好房子，在村子边上一处大门敞开的棚屋前停下来。主人是个受排斥的人，肤色很黑，是约瑟夫所说的那种蟋蟀人，几百年的奴隶制、压迫和营养不良的产物。威利觉得他并不怎么好客。他家屋顶的茅草很乱，没有修葺过。这个棚屋大概十英尺见方，一半用作起居和洗涤之所，另一半带个阁楼，是睡觉的地方，睡人，也睡牛和鸡。
威利想：“这就是纯粹的自然了。我什么事都得在树丛里做了。”
随后，他们吃了一种米粥，又稠又咸。
威利想：“他们这样过日子已经好几百年了。我练瑜伽不过几天，就已经深陷其中。他们练习的是一种更加深奥的瑜伽，每一天、每一顿饭都是练习。这种瑜伽便是他们的生活。当然也会有什么都吃不上的日子，连这种米粥也吃不上。但愿我有力量承受我所见到的一切。”
那天晚上是威利有生以来第一次满身污垢地入睡。第二天，主人外出干活，他和他的向导则一直待在棚屋里休息。到了下午，他们又上路了。晚上他们在另一个村子投宿，又是和牛、鸡一道在棚屋过了一夜。他们吃了薄米饼。没有茶，没有咖啡，也没有热水。他们喝的水很脏，是从一条浑浊的小溪里打来的。
两天之后，田地和村庄被抛在了身后，他们来到一片柚树林里。那天晚上，他们乘着月光来到树林中的一块空地上。那儿支着许多低矮的橄榄绿塑料帐篷，围着一块清理过的地面。没有灯光，没有篝火。月光下，所有的影子都浓重而清晰。
威利的向导说：“不许说话。不许提问。”
那天晚上他们吃得还不错，花生、薄米饼，还有野味。早上，威利仔细打量着他的同伴们。他们都有些年纪了，而且都是城里人，每个人都出于各自的原因离开那个庸庸碌碌的世界，参加了游击队。
白天的时候威利在想：“坎达帕里竭力鼓吹群众路线。坎达帕里希望村民和穷人起来为自己而战。在这个营地里，我不是同穷人和村民们在一起。肯定是哪儿搞错了。我来到了错误的人中间，加入了错误的革命阵营。我不喜欢这些面孔。但现在我得和他们待在一起。我得给萨洛姬妮或者约瑟夫传个信儿。但我不知道该怎么做。我已经完全落到这帮人手里了。”
过了两夜之后，一个穿军装的粗鲁的男人来找他，说：“非洲来的人，今天夜里你去站岗。”
那天夜里，威利哭了，泪水里既有愤怒，也有恐惧，黎明时分他听到了孔雀的叫声，那是它在树林中的水池里喝了水之后发出的鸣叫，令他对整个世界满怀悲哀。
<hr/><ol><li>[8]金斯莱·马丁（1897-1969），英国记者，《新政治家》主编。​</li><li>[9]C.E.M.乔德（1891-1953），英国哲学家。​</li><li>[10]哈罗德·拉斯基（1893-1950），英国政治学家，经济学家。​</li><li>[11]美国作家沃伦·米勒（1921-1966）的作品。​</li><li>[12]西班牙与印卡混血历史学家印卡·加西拉索·德拉维加（1539-1616）的作品。​</li></o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