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绘人内心的全部深度”总序(第3/5 页)

小说作为一种思想现象，和其他人文学科是处在同一发展长河中的，只是文学是借助着形象来表现和认识世界，它和哲学之借助于抽象和共性、概念和逻辑来演绎世界，至少在方法上是不同的。但是人类认识的发展在不同的学科中却往往有着同步性。因为人都生活在同一个历史进程里。一个有趣的现象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自己的小说里用形象演绎的母题，却在后来的哲学家和心理学家的发现里得到了印证。十九世纪德国哲学家尼采出生在一八四四年，比陀思妥耶夫斯基整整晚了二十三年，他在一八九五年出版的《权力意志》一书里的基本思想，陀氏在一八六六年出版的长篇《罪与罚》里通过拉斯柯尔尼科夫的对权力的思考，作了形象的表述。主人公基本上表达了“超人哲学”和“权力意志”的观念。

按拉斯柯尔尼科夫的理论，“人按照天性法则，大致可以分成两类：一类是低的人（平凡的人）……他们是一种仅为繁殖同类的材料，而另一类则是……具有天禀和才华的人，在当时的社会里能发现新的见解。……第一类人就是一种材料……第二类人则永远是未来的主人。第一类人保持着这个世界，增加他们的数目；而第二类人推进这个世界……”“芸芸众生，人类中的普通材料，生存在世界上只是为着经过某种努力，通过某种……血统的交配而终于生出了多少具有独立精神的人，甚至一千人中只有一个。也许一万人中出一个，……几百万人中出几个天才，而伟大的天才，也许是世界上有了几十万人以后才出现的”，“真正的统治者，他才可以为所欲为，攻破土伦，在巴黎进行大屠杀，忘记在埃及的一支军队，在莫斯科远征中糟蹋了五十万条人命，……拿破仑、金字塔、滑铁卢……”这里说的几百万人中才能出一个的人，其实就是“超人”。拉斯柯尔尼科夫说：“这种人有权利昧着良心去逾越……某些障碍，但只是在为实现他的理想（有时对全人类来说也许是个救星）……如果开普勒、牛顿的发现，由于某些错综复杂的原因，没有能够为大家所知道，除非牺牲一个，或者十个或者百个，或者更多妨碍者的生命，那么牛顿为使自己的发现能让全人类知道，就有权利，甚至有义务……消灭这十个人或者百个人。”“立法者们和人类社会的建立者们……他们无一例外都是罪犯，……他们也不怕流血，只要流血对他们有利，人类社会中多数这些超人和建立者都是非常可怕的刽子手。所有这些人都是伟大的……”这类几十万以至几百万人中才有一个的“超人”可以使千千万万人毁灭，可以踏过尸体和血泊，人们却认为这是为人类造福。

常常有人说尼采的《权力意志》是法西斯主义的理论基础，但它的出现，距陀氏演绎理论和形象描绘这种事实，已经过了好几十年。人类的认识，都差不多在同一个时期进化到一个新的境地，有时是哲学家用推理和演绎的方法先作了预示，有时却由伟大的文学家用形象来先期作了表现。陀氏之所以伟大，还因为他要比弗洛伊德更早触及了人的“潜意识”。陀氏并没有提出任何理论，但是在他作品中的人物，有许多涉及潜意识的行为。他对弑父现象的描绘，梦境的暗示，人对自己行为的文饰作用，自虐倾向，甚至后来由弗洛伊德的学生荣格探讨的人在潜意识里的自卑意念的表现等许多问题，作家都有极其精细的描写。这一点，比陀思妥耶夫斯基晚生三十多年的弗洛伊德的著作是最好的证明。作为精神病学专家兼心理学家，他一方面用医案来说明他的潜意识理论，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当然地成了他理论的佐证。他那篇著名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弑父意识》就成了《卡拉马佐夫兄弟》的注脚。关于梦的解析以及潜意识问题的解释，陀氏成了一个提供形象材料的先驱。这是很值得玩味的现象。陀氏自己说“我描绘人内心的全部深度”，以探索人类心灵的奥秘为己任，这说明他十分自觉地从人的内心、心理、意识上切入去了解人心的秘密。但他不是哲学家，也不是心理学家，不以推论的形式来表述他的看法，但他创造的文学形象是厚重的，有着充分的心理的和哲学的依据。这也是陀氏的心理剖视要高出于文学中一般心理描写的道理。

陀氏作品里常遭非议的部分是他对宗教的态度。其实宗教问题是俄罗斯文学里一个不可逾越的论题，有着深厚的俄罗斯文化历史背景。俄罗斯是欧洲最后的封建王朝，是农奴制取消最晚的国家。农奴制借着宗教的力量在民间形成很普遍的“苦难救赎”的思想，这是无助百姓的精神寄托。东正教以苦难来救赎原罪的观念根深蒂固，在人世用苦难来净化自身，用宽恕他人来寻找内心慰藉和平衡，变成了很高尚的行为准则。在陀氏的作品中，许多矛盾都是借助这种“苦难救赎”的思想来处理的。在《被伤害与侮辱的人们》中，女主人公涅莉、娜塔莎受尽侮辱与伤害，但对待“恶魔化”的瓦尔科夫斯基之流却是正教所提倡的百般容忍和承受苦难。“痛苦能洗尽一切”，这是深入俄国农民性格里的一种意识，它只能加剧恶的横行。但这种意识至少在当时已经成了俄罗斯性格的消极组成部分。当然作为一个伟大的艺术家，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小说里还是让涅莉在临死前说出了她的诅咒“我不久前读了福音书。那里说，要宽恕自己所有的仇敌。我读了，而他（瓦尔科夫斯基）我终究没有宽恕”。这一段话，和陀氏在《被伤害与侮辱的人们》以及其他小说里一再宣扬的通过受苦来净化自身的“救赎”母题是不相吻合的，这也说明艺术的逻辑在艺术家身上终究还是要起作用的。

“灵与肉”、“兽性与神性”、“理智与情欲”这些母题，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最后一个长篇《卡拉马佐夫兄弟》里都放在“偶合家庭”这个总概念下面作了详尽的探讨。由于老卡拉马佐夫令人不齿的行为，这个家庭里的成员，没有十分牢固的精神上和感情上的联系，像几个偶然相遇的人生活在一个屋檐下，在长子德米特里身上有着老卡拉马佐夫听任自然欲望的一面，也有曾经是一名军人和体面人的痕迹，在他身上明显的“灵与肉”斗争，使他完全成了一个“双重人格”的人。为了情欲，他和老父亲争夺情妇格露莘卡，甚至扬言要杀死自己的父亲。但内心却还存留着一丝做人的尊严，也思考人间的种种苦难。所谓“所多玛城的理想”与“圣母马利亚的理想”一直在他身上斗争着。所以当老卡拉马佐夫真的被杀之后，人们理所当然地认为他是凶手，但这时的德米特里却不想为自己辩白，俄罗斯人意识里那种根深蒂固的“救赎”观念竟占了上风。他决定用苦难来净化自己，自我完善。虔诚地忏悔自己的罪孽，寻求精神的“复活”，这情节很像后来托尔斯泰在一八九九年出版的长篇《复活》的基调。我们的评论，常常直言主人公的“伪善”。在俄罗斯宗教文化的背景上，这也许并非“伪善”两字可以概括的。就像德米特里被欲望驱使时候的不顾一切，在他决定“救赎”自己的时候，也是一样的认真，这也正是俄国宗教文化背景下的“俄罗斯性格”的一种表现。同一母题在二十年后由托尔斯泰的《复活》再次奏起并作为全书的主题的时候，俄罗斯人意识里这种深藏着的宗教文化积淀，是再也不该忽视了。这种宗教文化意识，它彰显为崇高一面的时候是“救赎”，露出它破釜沉舟一面的时候则是“自虐”。《白痴》中女主人公娜斯塔霞·菲立波夫娜，在无法摆脱自己被欺凌和玩弄的命运时，虽然遇见了梅诗金公爵，但终于不愿接受公爵的帮助，宁肯随粗鲁不堪的商人罗果静而去，她拒绝“新生”，却手焚十万卢布来嘲弄报复这一群心怀鬼胎的人，明白无误地表现了一种“自虐”的倾向。

在陀氏作品的母题中，也有诸如“幻想家”、“地下人”、“自然人”这样的人性概念。早期的中篇《女房东》、《白夜》、《脆弱的心》或多或少都写出当时年轻人沦为无所作为的“幻想家”的母题，但其中有些作品如《白夜》，主人公内心的纯真和善良，不计利害的自我牺牲的爱心，说明作家对这一代年轻人的期望和同情。陀思妥耶夫斯基被人称作为“残酷的天才”，因为他对人物内心解剖的犀利与无情，常常令人不寒而栗。但《白夜》里的主人公给人以一种美好的希望。人性的善良哪怕是一种“幻想”，也显得那么令人向往。这是陀氏作品里少有的充满动人诗意和明邃风格的作品。晚年的《一个荒唐人的梦》则体现了一种对于“人类黄金时代”的幻想。

在陀氏的作品中，这种不断变幻的母题旋律，是很值得注意的现象，说明作家对这个世界有着十分概括性的认识。他通过这些关键概念演绎了他对人生的思考和对社会、历史的认识。这是他的创作与其他作家十分不同的地方。陀氏的这些认识，在相当程度上还有预见性，往往会在后来的历史里找到佐证。例如被评论家阐释得很多的《卡拉马佐夫兄弟》第五卷中“宗教大法官”那一节，历来有种种解释，但这一节涉及的问题，对于人类、世界、社会秩序、暴力与奴役等等问题的探讨，无疑带着某种寓意的性质。我们习惯于对一个作家描绘的内容作出判断，陀思妥耶夫斯基却总想留下一点让人遐想的余地，包括俄国评论家定义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的“复调结构”5，正是这种特殊风格的表现。

<h2>独特创新的小说艺术</h2>

小说艺术的经典样式从文艺复兴时期到十九世纪的三百余年时间里，经过从塞万提斯、拉伯雷到司汤达、巴尔扎克、狄更斯、托尔斯泰等一大批作家的创新，已经到了相当完美的境地。陀思妥耶夫斯基却使小说的内涵层次有了更饱满的展现，并在经典的小说样式中添加了新的元素，所谓“复调”现象。

历来小说理论的着眼点，或在小说体裁的限定，如长篇、中篇、短篇；记事体、传记体、虚构体、书信体，或人物小说、事件小说、家庭小说、社会小说、历史小说、哲理小说、抒情小说、纪实小说等；或在构成小说的要素，如：情节、人物、场景、语言、风格、主题等。小说的要素是小说存在的形式，是小说之所以为小说的理由，是小说区别于其他文学体裁的依据。但小说的价值还取决于它的内涵层次，不同类型的小说有不同的内涵。陀氏的小说却通常能提供更加饱满的阅读层次。不同的读者，在陀氏作品里可以找到不尽相同的内涵。这种见仁见智的现象，虽然在其他大作家那里也不乏表现，但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绝对是一种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