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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最难抵挡的，可能是自己的私心，也可能是官场生态。王廷赞因此半推半就地「被腐化」了，继续王亶望在任时的那一套操作。

他最终的「政绩」跟王亶望不相上下，在任三年多完成了数字上的「监粮」500多万石，再虚构大大小小的灾情把这些「监粮」消化掉。

统计数据显示，王亶望、王廷赞两任甘肃布政使在六年时间里，共收捐监银两1300万两以上，其中除一小部分确实用于采买粮食投入赈灾，剩下大概有1000万两，相当于当时全国一年财政总收入的1/5到1/4，最终流入了甘肃全省大小官员的腰包。

令王廷赞和王亶望万万没想到的是，他们事后对朝廷的慷慨捐献，暴露了他们的资产与其合法收入完全不对等的问题。再加上阿桂赴甘肃平定苏四十三起义期间，甘肃连下大雨，激起了乾隆对该地连年上奏遭遇大旱的怀疑。这起被认为天衣无缝的贪腐窝案，在帝国监察机制全面失灵的情况下，最后由乾隆亲自揭发，终于掀开了盖子：「甘肃此案，上下勾通，侵帑剥民，盈千累万，为从来未有之奇贪异事。案内各犯，俱属法无可贷。」

最终处理结果，甘肃捐监一事立即停止。陕甘总督勒尔谨被赐自尽，两任甘肃布政使王亶望和王廷赞、兰州知府蒋全迪等50多名官员被处死。

按照律法，贪污1000两以上者，拟斩监候。这样一来，甘肃全省官员几乎都该杀，一省政务也要停摆了，最后乾隆只得从轻处理，将斩监候的标准提高到贪污1万两以上。

因为该案牵涉面实在太广了，乾隆在指示定罪时一宽再宽，除了50多人被处死，大部分判死的官员最终仅被处以流放充当苦差，并未处决。尽管如此，时人还是感慨说，整个甘肃官场「为之一空」。这种涉案规模，放在整个中国历史上都是极其罕见的。

在这起窝案的主犯王亶望被处死13年后，乾隆五十九年（1794年），国史馆进呈《王师传》。乾隆回想起王师的政绩和口碑，突然动了恻隐之心，说了一句：「勿令（王）师绝嗣也。」于是特赦王亶望的儿子由流放地伊犁返回山西临汾老家，继承王家香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