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车和卡车迎面撞在了一起。
4
外国有间谍，所以英国也要有个军事情报局。但似乎军事情报局这个名称太直接，所以人们都喜欢用它的简称MI。一九四〇年，MI是陆军部的一部分。当年，这个机构的编制如杂草一样蔓延，变得愈来愈大——这是不足为奇的。MI的各单位以不同的序数来称呼：军情九处经营从战俘营通过欧洲沦陷区抵达中立国的逃亡路线；军情八处监听敌人电台的讯号，其价值抵得上六个团的兵力有余；军情六处则负责向法国派遣特工。
一九四〇年秋，珀西瓦尔·高德里曼教授加入的是军情五处。在一个寒冷的九月的上午，他来到了设在白厅内的陆军部。
在和平时期，军事情报局的人员清一色是军职人员，但这时高德里曼却发现，军事情报局里增加了许多非军职人员，而在军情五处，有一半人都是他的旧识，这使他感到很高兴。他第一天到那里就遇到了好几个熟人：和他同一个俱乐部的律师、和他是大学同学的历史学家、和他在同一所大学里工作的档案管理员以及他最喜爱的侦探小说家。
上午十时，他被带到特里上校的办公室。特里显然已经工作了好几小时：从他字纸篓里扔的两个香烟盒就可以知道。
高德里曼说：“现在我该叫你‘长官’了吧？”
“这里没那么多啰唆，珀西，叫‘安德鲁舅舅’就蛮好。坐下吧。”
特里身上那种精悍利落的劲头，是他们在萨伏伊进午餐时所没有的。高德里曼注意到，他毫无笑容，眼睛总是在办公桌上一叠没读过的电文上瞟来瞟去。
特里看了下他的表，说：“我要把情况简单地向你说明一遍，把那天午饭我开了头却没有讲完的事给讲完。”
高德里曼微微一笑：“这回我不会再那么趾高气昂了。”
特里又点燃了一支烟。接着，就滔滔不绝地讲了起来：卡纳里斯派到英国的间谍都是些废物（特里讲起这话来的样子，就像他上次跟高德里曼的谈话只是中断了五分钟而不是三个月），多萝西·奥格拉迪就是个例子：她在怀特岛上窃听军用电话时被我们抓住了，她往葡萄牙写信所用的隐形药水在玩具店里都买得到。
九月份卡纳里斯又派出了一批新间谍。他们的任务是侦查英国，为入侵作准备：把适于登陆的海滩、可供运载军队的滑翔机降落的机场，还有道路、坦克陷坑、路障和铁丝网设施等，一一标在地图上。
这批间谍是一些随便挑选、训练欠佳而又装备不良的无用之辈。最典型的例子是九月二、三日两夜到达的那四个人：迈尔、基布姆、庞斯和沃尔德伯格。基布姆和庞斯是黎明时分在海思附近着陆的，他们还在沙丘中拔不出腿、越陷越深时，就被萨玛赛特轻步兵团的二等兵托勒维抓住了。
沃尔德伯格倒是向汉堡发出过一份电文：
安全抵达。文件已毁。距海岸两百公尺处有英军巡逻。海岸上有褐色铁丝网，五十公尺外有铁路枕木。没有地雷。士兵很少。未完成的碉堡。新修的公路。沃尔德伯格。
显然，他根本不知道自己在什么地方，甚至连代号也没有一个。他这份情报质量之差，可以从他对英国法律规定的一无所知上得到佐证：他竟然在早上九点走进一家酒馆，要一夸脱的苹果酒。
（高德里曼听到这里，不禁哈哈大笑，而特里却说：“等一等——更可笑的还在后边呢。”）
酒店老板叫他十点再来，还建议他利用这一小时去看看村里的教堂。令人不敢相信的是，他竟然真的在十点整的时候回来了，当场就被两名骑自行车的警察一下子给逮住了。
（“这简直像《又是那个人》的情节了。”高德里曼说。）
迈尔是几小时后被发现的。随后几周里，又有十一名间谍落网。他们大多是踏上英国的土地没出几小时就被捕的，几乎全部被处以绞刑。
（“几乎全部？”高德里曼问。特里说：“不错，有两个人被解送到我们的B-I(a)科。一会儿我还要谈到这件事。”）
剩下的在埃里着陆，其中一个是厄恩斯特·韦伯-德罗尔，是个知名的杂技演员，在爱尔兰有两个私生子（他曾以“世界最强壮的人”的称号在爱尔兰巡回演出过）。他被警备队逮捕，罚款三英镑，然后移交给了我们的B-I(a)科。
另一个叫赫尔曼·戈茨，他跳伞误入北爱尔兰，而没有落到埃里。他遭爱尔兰共和军劫掠之后，身穿皮内衣泅渡了博伊恩河，最后吞服了自杀药片而死。他有一个手电筒，上面标着“德勒斯登制造”。
（“既然抓住这帮笨蛋这么易如反掌，”特里说，“我们又何必请像你这样足智多谋的人来抓他们呢？有两个原因：第一，我们无法知道还有多少间谍我们没抓到；第二，这和我们不处绞刑的那些人有关。B-I(a)科负责的就是这码事。但是为了解清楚，我得回到一九三六年。”）
阿尔弗雷德·乔治·欧文斯是个电子工程师，他任职的公司和政府有几项合约。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他曾数次出访德国，并把在那里搜集的零零散散的技术情报自愿提供给海军部，后来，海军情报处把他介绍给军情六处，军情六处遂把他发展成一名特工。但后来，军情六处截获了他发给一个已知的德国伪装地址的一封信，发现他差不多在同一时间也被德国情报机构吸收。显然，他是毫无气节的人，一心想当间谍。我们给他的代号是“雪”，德方则叫他“约翰尼”。
一九三九年一月，“雪”收到了德方的一封信，内容有：（1）一台无线电发报机的使用说明；（2）一张维多利亚火车站行李寄存处的存单。
战争爆发的第二天，我们就逮捕了他，他和他的发报机（装在一只皮箱里，他向寄存处出示了存单，便取了出来）被扣在旺兹沃思监狱。我们要他继续用发报机和汉堡方面联系，但他发出的全部情报都是由B-I(a)科拟就的。
德国情报机构要他与潜伏在英国的两名德国间谍联系，我们立即逮捕了那两个人。他们还给了他一套密码和无线电通讯的详细程序，这些都是无价之宝。
继“雪”之后，德国又派遣了“查理”“彩虹”“夏天”“饼干”等一批间谍，他们都与卡纳里斯保持经常联系，并显然得到他的信赖，其实他们都在英国反谍报机构的完全掌握之下。
这时，军情五处依稀瞥见一个可畏又诱人的前景：如果走运的话，他们可以控制并操作德国人在英国的整个间谍网。
“把间谍变成双重间谍而不绞死他们，有两大好处，”特里回到要点上，“由于敌方认为他们的间谍还在活动，就不会派其他间谍来取代他们。透过他们向德方发回的假情报，我们就能蒙骗敌方并误导他们的战略家。”
“恐怕不那么容易。”高德里曼说。
“当然不容易。”特里打开一扇窗子，让房间里香烟和烟斗的雾散出去。”要干，就要干得彻底，这儿要是真的留下几个没被发现的间谍，他们的情报就会与双重间谍送出的假情报相抵触，德国情报机构就会嗅出味道来。”
“听起来很激动人心。”高德里曼说。他的烟斗熄灭了。
特里笑了，这还是他在那天早上第一次露出笑脸。“这儿的人会对你说，这差事很苦——工作时间长，高度紧张，经常受挫——不过，却肯定是激动人心的。”他看了看手表，“现在我要你见见我的一个十分机灵的年轻部下。我陪你到他的办公室去吧。”
他们走出房间，上了几级台阶，穿过好几道走廊。“他叫弗雷德里克·布劳格斯，你要是拿他的姓氏开玩笑，他会恼火的。”特里继续说，“我们是从苏格兰场把他挖过来的——他原是那里的一名特警。如果你需要助手，就用他好了。你的官阶比他高，不过，我们这儿不太讲究这一套。我想这一点你用不着我来提醒。”
他们进了一间光秃秃的小屋子，窗外面对着一面空白的墙。房间里没铺地毯。墙上挂着一帧美女的玉照，帽架上吊着一副手铐。
特里介绍说：“这位是弗雷德里克·布劳格斯，这位是珀西瓦尔·高德里曼。剩下的你们自己谈吧。”
办公桌后面坐着的那个人金发碧眼，矮小结实——高德里曼心想，他的身高大概勉强刚够当警察的资格。他的领带十分刺眼，但是面孔和颜悦色，笑容很动人，握手时也很有力。
他说：“珀西，我正要赶回家吃午饭，你为什么不和我一起去呢？我太太做的香肠和马铃薯条味道不错。”他有浓重的伦敦土腔。
香肠和马铃薯不是高德里曼爱吃的饭食，但他还是去了。他们走到特拉法加广场，坐上一辆开往豪克斯顿的公共汽车。布劳格斯说：“我娶了一位很好的太太，但她做菜不大行，我每天都只能吃香肠和马铃薯条。”
伦敦东区仍然因为昨天夜里的空袭而烟雾弥漫。一群群的消防队员和志愿人员正在挖掘着瓦砾堆，向余烬上浇水，清理着街道。他俩走过他们身边，看到一个老年人正抱着一套贵重的收音机，从一栋几成废墟的住宅中出来。
高德里曼搭讪着：“看来我们要一起抓间谍了。”
“我们试试看吧，珀西。”
布劳格斯的家是有三间卧室的半栋住宅，那条街上清一色都是这种把一栋房子隔成两家的建筑，小小的前庭花园全都种了蔬菜。布劳格斯太太就是他办公室墙上照片中的那个美女，名叫克里斯琴。她面带倦容。布劳格斯说：“空袭时她开救护车去了，是吧，亲爱的？”他颇以他太太为傲。
她说：“每天早晨我回家来，都不知道这栋房子还在不在。”
“你注意到了吧，她担心的是房子，而不是我。”布劳格斯说。
高德里曼从壁炉台上的礼品盒中拿起一枚奖章，问道：“你怎么得到这个的？”
克里斯琴回答说：“他从一个邮局抢匪的手中夺下了一支滑膛枪。”
“你们可真是一对。”高德里曼说。
“你结婚了吗，珀西？”布劳格斯问。
“我是鳏夫。”
“对不起。”
“我太太一九三〇年死于肺病。我们没有孩子。”
“我们也还没有呢。”布劳格斯说，“世道这么乱，要孩子不是时候。”
克里斯琴说：“哦，弗雷德，人家对这不感兴趣！”接着便走出客厅，到厨房去了。
他们围坐在客厅中央一张方桌四周吃饭。高德里曼很为这对夫妻和那种家庭的温馨所触动，不由得想起了亡妻埃莉诺。这有点不寻常，这么多年来他已经不太伤感了。或许哪根神经终于又活跃起来了，战争总是会引发一些可笑的事。
克里斯琴的烹饪技术确实不高明，香肠煎焦了。布劳格斯把香肠泡到番茄汁里，高德里曼也愉快地照样吃着。
他们返回白厅之后，布劳格斯将档案拿给高德里曼看，里面都是些据认为仍在英国活动却尚未查明的间谍。
有关这些人的资料有三个来源。
第一是内政部的移民等级。长期以来，护照监控始终是军事情报局的一件利器——自从上次世界大战之后，他们就掌握了一份进入英国但尚未离境、又没有死亡或者加入英国国籍的外国人的名单。这次战争一爆发，这些人都受到了特别法庭的审理，被甄别为三种类型。起初，只有A类侨民受到拘留，但到一九四〇年七月，舰队街制造了耸人听闻的舆论之后，B类及C类的人的行动也受到了限制。有少数移民下落不明，将他们当中的部分人假定为间谍是合情合理的。
他们的档案在布劳格斯的案卷里。
第二个来源是无线电台发报。军情八处的C科每天夜里都在扫描天空电波，把他们无法肯定是自己一方的电文记录下来，转给政府密码学校。该校原先坐落于伦敦的伯克利大街，不久前迁往布利奇雷公园的一栋乡间别墅。事实上，这个机构根本不是什么学校，而是由国际象棋冠军、音乐家、数学家和填字游戏的爱好者组成的一个集团。军情八处相信，密码既然是人编写的，也就能由人破译。发自英国本土又不属于本国军警的无线电讯号，都被认定是间谍所发。
这些破译的电文也在布劳格斯的案卷里。
第三个可以追踪潜伏间谍的线索来源是那些双重间谍。但他们的价值实际上不如预期的那么大。德国情报机构发他们的电文提及过一些新派遣的特工的名字，还暴露了一名常驻间谍——伯恩茅斯的玛蒂尔达·克拉夫特太太。她曾经给“雪”汇过钱，后来当局将她逮捕，关押在豪格威监狱。但双重间谍无法揭露对秘密谍报机构最有价值、悄悄潜伏并作用极大的职业间谍的身份和地点。这样的间谍必然存在，一些线索证实了这一点：比如，有人从德国给“雪”带来了无线电发报机，放到维多利亚火车站的寄存处，让他去取。但德国情报机构和这些间谍本人都十分小心，双重间谍抓不到他们的踪迹。
这些线索也在布劳格斯的案卷里。
其他来源也在开发：无线电专家正在努力改进定位无线电发报地点的三角测量法；而军情六处也在设法重建在希特勒军队进攻的高潮中遭到破坏的欧洲特工网。
无论是什么片语只字的情报，布劳格斯的档案柜里全都有。
“不时会有些令人恼火的情况。”他对高德里曼说，“看看这个。”
他从档案中取出了一份有关英国派遣远征军赴芬兰的计划的长电文。“这是今年年初截获的。情报准确无误。我们正想测定他的方位时，他的发报却突然中断了，看不出明显的原因——或许他被迫停止了。几分钟之后他又继续发报，但没等我们的小伙子找到他，他的电波就又在空中消失了。”
高德里曼说：“这是什么——‘向威廉致意’？”
“恩，这很重要，”布劳格斯说。他兴奋起来了，“这是另一篇电文的记录，就是最近的。瞧——‘向威廉致意’。这次有个回电，称他为‘针’。”
“针。”
“这家伙是个行家。看看这段电文：简单扼要，但详细明确。”
高德里曼研究着第二段电文。“看来是关于空袭效果的评估。”
“他显然在东区打转。一个行家，一个行家。”
“关于这个‘针’我们还知道些什么？”
布劳格斯那种年轻人满腔热情的表情一下子不见了：“恐怕就这么些了。”
“他的代号叫‘针’，所以‘向威廉致意’结束电文，而且他还掌握着标准的情报——就是这些了吧？”
“恐怕是。”
高德里曼坐到办公桌边上，向窗外凝视着。对面建筑物的墙上，在一扇华丽的窗下，他看到了一个家雀窝：“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有多少机会抓到他呢？”
布劳格斯耸了耸肩，答道：“在这种情况下，毫无可能。”
5
“荒凉”这个字眼正是为这种地方创造的。
这是阴郁地突兀于北海的一座J形石岛。从地图上看，如同一根折断了的手杖：其弯曲的杖头朝着阿伯丁，而折口处有如锯齿般的杖身，则气汹汹地指向远方的丹麦。全岛长十英里。
沿岛的海岸多是耸立于冰冷海面之上的悬崖峭壁，没有半处适宜遨游的海滩。海浪为这种粗暴所激怒，凶猛地扑打着岩石。但小岛千百年来已习惯于这种暴戾，傲然挺立，不予理睬。
J形石岛内环中的海面比较平静。浪潮把大量的泥沙、海草、浮木、泡沫和贝壳抛到岸上，日积月累之后，居然在崖壁的脚下和海水之间，形成了一片月牙形的地面——一片多少可算作海滩的地段。
每逢夏季，崖顶上生长的植物就把不多的种子撒到海滩上，犹如一个富人把几个小钱扔给乞丐。如果冬季还算暖和、春天又早早到来的话，一些种子就会勉强生根，但其生命力绝支持不到开花结果的程度，因此，海滩年复一年地只有靠施舍度日。
在小岛上，由于峭壁阻隔了海水的侵蚀，土地上生长繁殖出了绿色植物。大多是野草，仅够喂养几只瘦骨嶙峋的羊，但足以把表土固定在岩基上。此外还有些灌木，全都是荆棘，为野兔提供了家园；小岛东端的背风坡上则挺立着一片傲岸的针叶树。
高地是石南的天下。那个人——是啊，岛上住着一个人——那个人每隔几年就会放一把火，烧掉石南，让野草得以生长，绵羊也就可以在这儿放牧了；但是过上两年，石南又会卷土重来（天晓得来自什么地方！），把羊群逼得节节后退，直到又一把火把它们烧光为止。 岛上的野兔是本来就有的，而绵羊则是人带来的。那个人所以在这里，是要放养羊群；鸟类在此栖息，是因为它们喜欢这座小岛。鸟的数量成千上万；有长脚的崖鹨，它们翱翔时啁啾而鸣，俯冲时——宛如喷火式战斗机扑向天际的麦塞施米特——又会噼啪作响；有秧鸡；那个人虽然很少见到，却知道它们的存在，因为他总是被它们的鸣叫吵得夜不能寐；有渡鸦、食腐肉的乌鸦、三趾鸥和遮天盖地的海鸥；还有一对鹫，那个人一见到它们，就开枪打，因为无论来自爱丁堡的博物学家和专家们怎么对他解释，他就是知道，这对鹫不只吃死羊的肉，也捕食活羊羔。
风是岛上的常客，大多数来自东北方向。它时常带来雪雨和寒雾这样一些不受欢迎的礼物；有时虽然是空手而来，却狂呼怒吼，把灌木连根拔起，把树木吹弯了腰，把咆哮的大海掀起阵阵卷着泡沫的怒涛。风无止境地吹着，这显然是失策的。如果它突然来访，就会让小岛措手不及，从而造成某种真正的灾难；但由于它几乎总是在这里，小岛就学会了在风中生存。植物把根扎得深深的，野兔藏身在灌木丛的深处，树木生来已经把腰弯好，准备接受狂风的鞭笞，鸟类则把巢筑在突岩的隐蔽处，而人深知狂风的肆虐，颇有匠心地把住房建得矮小坚实。
这栋房屋是由大块的黑色石头和石板建造的，颜色与大海相同。窗子很小，门镶得很紧，烟囱是松木的。房屋耸立在岛东端的山顶上，靠近“手杖”的断根处。它顶风冒雨屹立山巅，并非为了炫耀，而是便于那人俯视羊群。
十英里之外，横跨全岛的另一端，在多少算作海滩的附近，还有另一栋十分相似的房屋；但这边没有住人。这里原先还有另一个人，他自以为自己比这座小岛本身更了解这里的自然条件，以为自己有办法在这里种植燕麦和马铃薯，饲养几头乳牛。他与狂风、严寒和瘠土斗了三年，最后认输了。他走了之后，再没人想住在这里了。
这是个艰苦的地方，只有坚挺的东西才可以在这里存活：坚硬的石头、坚韧的野草、坚毅的鸟类、坚牢的房屋和坚强的人。坚硬和冰冷的东西、严酷和尖利的东西、粗壮坚定和缓慢移动东西，以及和岛屿本身一样冰冷、生硬和无情的东西。
“荒凉”这个字眼正是为这种地方创造的。
“这儿叫风暴岛。”阿尔弗雷德·罗斯说，“我想你会喜欢这地方的。”
大卫和露西·罗斯坐在渔艇的船头，眺望着波涛滚滚的海面。这是一个晴朗的十一月的日子：空气清冷、微风拂面、天高气爽，微弱的阳光照射着粼粼的海水。
“我是一九二六年买下这座岛的。”罗斯老爹继续说，“当时我们以为会有一场共产革命，需要有个地方避难，这儿是个疗养的好地方。”
露西觉得他热心得令人生疑，但还是承认这里确实可爱：清风不断，一切都自然而新鲜。而且搬到这里来也是明智的——他们必须离开双方的父母，开始婚后的新生活。大卫的父亲这时才说出来，他在苏格兰海岸边拥有一座小岛，这消息好得难以置信。
“那些羊也是我的，”罗斯老爹说，“每年春天，剪羊毛的人就到岛上来，羊毛的收入刚好与汤姆·麦卡维蒂的工资相抵。老汤姆就是那儿的牧羊人。”
“他多大年纪了？”露西问。
“他该有——哦，老天，七十岁了吧？”
“我猜他应该是个脾气古怪的人。”小船转进海湾，露西看到小码头上有两个小身影：一个人和一条狗。
“脾气古怪？要是你独自一个人生活二十年，也会和他差不多了。他只能和他的狗说话。”
露西转向小船的水手：“你多久上岛一次？”
“两周一次，太太。我给汤姆送来他买的东西，数量不大，还有他的邮件——数量就更少了。每隔一周的星期一，你只要把购物单给我，如果在阿伯丁买得到，我就给你捎回来。”
他关闭了引擎，把一根缆索抛给汤姆。那条狗吠叫着，转着圈跑，兴奋不已。露西单脚蹬在船舷上，一跃跨到码头上。
汤姆握住了她的手。他的脸如皮革般粗糙，嘴里叼着一个带盖的石南根大烟斗，个子比她矮，肩宽胸厚，看起来健康得滑稽。他穿着一件花呢外套，上面的毛是她所见过的衣料中最长的，里面的毛衣大概是由什么地方的老姐姐手工织成，头上戴的是花格呢便帽，脚下蹬着的是军用皮靴。他的鼻子又长又红，上面布满血丝。“很高兴看到你。”他彬彬有礼地说，似乎她是他今天第九位客人，而不是两周来见到的第一张面孔。
“给你，汤姆。”水手说着，从船上拿起两个硬纸箱递给他，“这次没有鸡蛋，不过有一封德文郡来的信。”
“那准是我侄女写的。”
露西心想：那件毛衣大概也是她织的。
大卫还在船里。水手站到他身后，问：“准备好了吗？”
汤姆和罗斯老爹也弯腰下船去帮忙，三个人把坐在轮椅里的大卫抬到了码头上。
“如果我现在不走，就得等上两星期，下一班船来的时候才能走了。”罗斯老爹微笑着说，“你们会看到房子已经修缮一新，东西全都安置在里面了。汤姆会一一指给你们看的。”他吻了露西的面颊，拥抱了大卫的肩膀，又和汤姆握了手，“在一起好好休息几个月，完全恢复健康后就回来，重要的战争工作还在等着你们俩呢。”
露西深知，他们不会回去的，至少到战争结束之前要一直待在这里。不过她并没有对任何人讲过这件事。
父亲回到了船上。渔船兜了个小弯，掉头走了。露西挥着手，直到小船消失在海岬后面。
汤姆推着轮椅，露西提着他那些七零八碎的行李。从码头的陆地边到崖顶，是一条又长又陡的窄坡路。推轮椅的人换成是露西，绝难自己把它推上去，但汤姆看起来毫不费力。
小屋舍看来美轮美奂。
那是一幢小巧的灰色房屋，旁边有座可资挡风的小土丘。房子的门窗都刚刚油漆过，石阶旁长着大丛的野玫瑰。从烟囱里冒出的缕缕炊烟随风散开，小小的窗子俯视着海湾。
露西说：“我喜欢这栋房子！”
室内经过油漆粉刷，又打扫过，通过风，石头地板上铺着厚厚的地毯。里面有四个房间：楼下是一间现代化的厨房和一间有石砌壁炉的客厅，楼上是两间卧室。房子的一端认真地改建了，装配了时新的管道，楼上是浴室，楼下是厨房的延伸。
他们的衣服全放在衣橱里，浴室里挂着毛巾，厨房里摆着饭菜。
汤姆说：“仓库里有些东西，我要给你们看。”
其实那只是间棚屋，而不是什么仓库，它隐在房舍的背后，里面有一辆闪闪发光的崭新吉普车。
“罗斯先生说，这辆车已经专为小罗斯先生改装过。”汤姆说，“上面装有自动排挡、手控油门和手动刹车。他就是这么说的。”他像鹦鹉学舌似的重复着那几个名词，看来他对什么是排挡、油门和刹车一窍不通。
露西说：“车子棒极了，是吧，大卫？”
“棒得没话说。不过我开着车又能往哪儿去呢？”
汤姆说：“欢迎你随时到我那儿去，抽抽烟斗，喝上一杯威士忌。我一直盼着能再有个邻居呢。”
“谢谢你。”露西说。
“这是一台发电机。”汤姆转过身来，指着说，“我也有一台，一模一样的。汽油加在这儿，发的是交流电。”
大卫说：“这可不寻常，小型发电机一般都是直流的。”
“唉，我也搞不清楚有什么不同，不过他们告诉我，这种更安全。”
“一点也不错。给交流电电到了，人会被摔到屋子那头，不过，要是给直流电电到，就连命都会没有了。”
他们回到房舍里。汤姆说：“好啦，你们需要安顿一下，我也要照看羊群了，咱们就道再见吧。哦！差一点忘了告诉你们了：遇到紧急情况，我可以用无线电和陆上联系。”
大卫惊讶地问：“你有一台无线电发报机？”
“唔，”汤姆骄傲地说，“我是皇家观察队的敌机观察员。”
“观察到什么敌机了吗？”大卫问。
露西对大卫语气中的讽刺意味，掠过一丝不满，但汤姆似乎并没有注意到。“还没有呢。”他回答说。
大卫说：“太棒了。”
汤姆走了之后，露西说：“他不过是想尽他的一份力量。”
“我们有很多人都想尽自己的一份力量呢。”大卫苦涩地说。露西反应过来，这正是症结所在。她撇下这个话题，推着她双腿残疾的丈夫进入新居。
当初，当露西被医院的心理学家找去时，她满以为一定是大卫的脑部在车祸中受了伤。结果不是。“他的头部没什么问题，只有左太阳穴上有一块较严重的瘀伤。”那位心理学家说，“不过，现在很难预测，失去双腿会给他的心理带来何种影响。他是不是很想当一名飞行员？”
露西想了想：“虽然他有点胆怯，不过我认为他是渴望着当飞行员的。”
“嗯，他需要你能给予他的所有支持和慰藉，还要有耐心。我们可以预见的一件事是，在一段时间内他会有埋怨情绪，爱发脾气。他需要疼爱和休息。”
然而，在他们上岛的最初几个月里，他似乎一无所求。他没有和她同床，或许因为他想等到伤口彻底愈合。但他并没有休息。他投身到饲养绵羊的工作之中，驾着吉普车，车后座上放着轮椅，跑遍了全岛。他沿着不牢靠的悬崖边竖起篱笆，用枪射鹫，帮助汤姆焚烧石南，还驯服了一条新狗——因为原来那条叫“贝特西”的老狗的眼睛开始看不见了；春天时，他每夜都要出去接生羔羊。一天，他把汤姆住屋附近的一株高大的老松树伐倒了，之后又花了两个星期削掉树枝，砍成一段段圆木，运回家中当木柴。他津津有味地干着艰苦的体力劳动，学会了把自己牢牢地绑在轮椅上，以便在挥舞斧头或大锤时，让身体得以保持稳定。他刻了一对哑铃，在汤姆找不到活儿让他干时，一练就是几个小时。他的两臂和背部的肌肉锻炼得十分发达，可与健美比赛冠军相比。
他直截了当地拒绝做洗碗、做饭或打扫这些家务事。
露西没有不高兴。她本来担心大卫可能会终日坐在火炉旁，愁眉苦脸地自怨自艾。他那种拼命干活的劲头也让人有点担心，不过至少日子过得不那么无聊。
圣诞节那天，她对他讲了怀孕的事。
那天上午，她送给了他一把燃油发动的锯子，他送给了她一匹丝绸。汤姆过来吃晚饭，他们吃了他打下的一只大雁。喝完茶之后，大卫开车送牧羊人回去，他返回家时，露西打开了一瓶白兰地。
这时她说：“我还有另外一件礼物给你，不过，在这五月份之前你无法打开。”
他哈哈大笑：“你到底在说什么？我才出去一阵，你又喝了多少白兰地了？”
“我怀孕了。”
他瞪着她，脸上笑意全消：“好心的上帝，我们他妈的就缺这个了。”
“大卫！”
“好啦，看在上帝的份上……见鬼，什么时候怀上的？”
“这不难推算出来，是吧？”她凄苦地说，“准是婚礼前一个星期。那次车祸中居然把胎保了下来，真是奇迹。”
“你去找过医生吗？”
“嗯——我什么时候去过了？”
“那你怎么敢肯定呢？”
“哦，大卫，别这么烦。我敢肯定是因为我的月经已经停了，乳房胀痛，早上恶心呕吐，腰围也比原先大了四英寸，你只要好好看看我，你就会肯定了。”
“好吧。”
“你是怎么搞的？你该兴奋才是啊！”
“哦，是啊。也许我们会有个儿子，到时候我可以带他去散步，和他踢足球，而他长大了则会想像他父亲那样当个战争英雄，一个没有腿的倒霉的笑柄。”
“哦，大卫，大卫。”她悄声叫着，跪在他轮椅的前面，“大卫，别那么想。他会尊敬你的。他会佩服你，因为你振作精神，重新生活了；因为你在轮椅上可以做两个男人的工作，因为你以勇气和乐观挺住了你的残疾。”
“别他妈的这么纡尊降贵吧。”他勃然大怒，“听起来你倒像个伪善的教士。”
她站起身：“好啦，用不着这样，好像都是我的不是。你知道，男人也是可以采取预防措施的。”
“在灯火管制时，对看不见的卡车，要怎么采取预防措施！”
这是个愚蠢而软弱的借口，他们俩全清楚，因此露西没有再说什么。过圣诞节的整套想法一下子全泡汤了：墙上的彩色纸屑、屋角的圣诞树，还有厨房里没吃完的大雁——这一切全都与她的生活无关了。她开始想不通了：和一个看来并不爱她，有了孩子也不想要的男人一起，在这样一座荒岛上做什么呢？她干吗不……随后她意识到她没有别的地方可去，没有别的和她生活有关的事情可做，除了当大卫·罗斯太太，没有别的身份可以充当。
最后，大卫说：“好啦，我要上床了。”他摇着轮椅到了客厅，自己拖着出了轮椅，倒着一步一退地上了楼梯。她听见他擦着地板进了房间，听见他爬上床时，床头吱嘎作响，听见他脱了衣服扔到屋角，随后听到他躺下去，把毯子拉起盖到睡衣上，最后床垫的弹簧呻吟了一声。
但她仍然不会哭。
她看着白兰地酒瓶，心想：如果我把酒全都喝完，洗个澡，也许明天早上胎儿就不复存在了。
她对这事想了好久，最后得出结论：没有大卫，没有这岛，没有婴儿，生活会更糟，因为太空虚了。
所以她没有哭，没有喝白兰地，也没有离开小岛；相反，她上了楼，爬上床，睁眼躺在她熟睡的丈夫身旁，听着风吼，竭力不去想任何事，直到海鸥开始啼鸣，落雨的灰色黎明爬上北海，把寒冷、落寞的银光洒满那小小的房间，她才终于入睡。
春天，一种平和的心情笼罩着她，似乎一切的问题在婴儿出生以前都已不复存在。二月份，冰消雪融之后，她在厨房门口到仓房之间的那块土地上种了花卉和蔬菜，尽管其实她并不认为它们能长出来。她把住宅彻底清扫了一遍，并且告诉大卫，如果在八月份之前他想再打扫一次，只好由他自己动手了。她给她母亲写了信，织了很多衣物，并邮购了尿布。他们建议她回家去生产，但她知道，她要是去了，就再也不会回来了。她常常腋下夹着一本写鸟的书，在野外长时间地漫步，直到她身子太笨重，无法走远路为止。她把那瓶白兰地放在大卫从来不用的一个橱柜里，每当感到郁闷时，就过去看看那瓶酒，这会使她回想起她几乎失去的东西。
预产期前三周，她乘船去了阿伯丁。大卫和汤姆在码头上挥手为她送行。大海翻腾着，她和水手都担心，可能等不到靠岸，她就要生产了。她住进了阿伯丁的医院，四星期之后，又带着婴儿乘同一艘小船返回了家。
大卫什么都不懂。他大概以为，女人生孩子就和母羊产羔羊一样容易。他根本不知道那种挛缩的痛苦，那种可怕的、简直不可能的肌肉扩张，以及随后的酸痛。当他看到包在洁白襁褓中的健康漂亮男婴，只说了句：“我们叫他乔纳森吧。”
是乔纳森·阿尔弗雷德·马尔科姆·汤玛斯·罗斯（阿尔弗雷德是大卫父亲的名字，马尔科姆是露西父亲的名字，汤玛斯是老汤姆的名字）。但对一个这么小的小孩子来说，无论喊他的全名或喊他乔纳森都太郑重了，所以他们都只喊他乔。大卫学会了用奶瓶给他喂奶，给他拍背让他打出嗝来，给他换尿布，有时候甚至还把他放在膝头上颠，但大卫的兴致总保持着距离，不肯有太多感情介入。他像那些护士，抱着一种公事公办的态度；他做这一切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露西。汤姆倒是比大卫对婴儿更亲。露西不让他在婴儿待的房间吸烟，这个老头子就一连几个小时把他那根带盖的石南根烟斗放在衣袋里，对小乔呵呵笑着，看着他蹬腿，或者帮助露西给他洗澡。露西委婉地提醒他，他可能忽视了那群羊。但汤姆说，羊不需要他看着它们吃草——他宁可瞧着乔吃奶。他用漂木雕了一个拨浪鼓，里面填上小石子，看到乔不用人教就抓过去摇起来，他高兴得合不拢嘴。
不过，大卫和露西依旧没有同床。
起初是因为他有伤，后来是因为她怀孕，再以后是因为她处于生产后的复原期；可是现在，这些理由都不存在了。
一天夜里，她说：“现在我已恢复正常了。”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生完孩子之后，我的身体已经复原了。我恢复正常了。”
“哦，我知道了。那很好嘛。”他躲开了。
她一心要和他一起上床，这样他就能看着她宽衣解带，但他总是背过身去。
他们躺在床上，打着瞌睡，她动弹着，以便让她的手、她的大腿或她的胸脯蹭到他，看似随意，但却是明白无误的主动表示。可是，她没有得到回应。
她坚定地相信，她没有过错。她不是个性欲狂：她并不是单单想着做爱，她只是想和大卫做爱。她十分有把握，即使岛上有另一个七十岁以下的男人，她也不会受到诱惑。她不是个性饥渴的荡妇，她是个爱饥渴的妻子。
他们终于摊牌了。那些夜里，他们总是并肩仰卧床上，两个人都没有睡意，聆听着室外的风声和隔壁乔的睡觉声。在露西看来，现在不能再拖了，他要么和她亲热，要么干脆把话说明白，解释清楚为什么不肯；看来她不强迫，他会始终回避这个问题，那么她就只好挑明，总胜似再过这种痛苦的不明不白的日子。
于是她就用一条胳膊摩挲着他的大腿。她惊讶得几乎叫了出来——她发现他已经勃起了。这么说他是办得到的！可是他为什么又不肯？她的手胜利地攥住他欲望的证据，向他更紧地靠过去，轻声道：“大卫——”
他说：“哦，看在上帝的份上！”他抓住她的手腕，把她的手从他那地方拉开，背过身去。
但这次她不打算默默迁就地忍受他的冷拒。她说：“大卫，为什么不？”
“老天爷！”他把毯子一甩，身体摆到地板上，用一只手抓着鸭绒被，拖着身子爬向门口。
露西在床上坐起身，朝他高叫：“为什么不？”
乔哭了起来。
大卫拉起他那剪掉一截的睡裤的空裤管，指着截肢上皱缩发白的截面，说：“这就是为什么不！这就是为什么不！”
他摆着身体滑下楼梯，睡到了沙发上。露西赶到隔壁房间去哄乔。
花了好长时间才哄着乔继续睡了，或许是因为她自己太需要安慰了吧。婴儿尝着她面颊上的泪水，她不知道孩子是否明白泪水的任何一点点含义：泪水难道不是婴儿最早懂得的事情之一吗？她没心思给孩子哼歌，也无法由衷地哄着他说一切都好，于是便紧紧搂着他，摇晃着，当他的温暖和偎依安慰了她，他也就在她的怀里睡着了。
她把他放回婴儿床里，站着看了他好一会儿。再回到床上去是没意思了。她能听见从客厅传来的大卫沉重的鼾声——他吃了药性极强的镇定剂，他不得不如此，不然那旧伤就会让他痛得睡不着。露西需要马上躲开他，躲到既看不到也听不见他的地方，躲到在几小时内，他即使想找也找不到她的地方。她穿上裤子和毛衣，套上厚外套和靴子，下楼，走进黑夜之中。
外面浓雾滚滚，潮湿的严寒，正是这个岛屿气候的特色。她竖起外套的领子，想回屋里去取一条围巾，但还是决定不去了。她沿着泥泞的小路咯吱咯吱地走着，让雾滴痛快地咬啮着喉咙，天气引起的小小不适，转移了她内心更大的痛楚。
她到达了崖顶，又战战兢兢地走下又陡又窄的斜坡，小心翼翼地把脚落到石板上。走到崖底后，她跳到沙滩上，向海边走去。
狂风和海水还在持续着它们那从不止息的争吵。
露西沿着坚硬的沙滩走着，让风浪的喧嚣和恶劣的天气充满她的头脑，直到水崖相接的一处尖角，海滩到了尽头，这时她转身往回走。她整夜都在海滨踱步。到天亮时，一个想法不由得进入她的脑海：大卫这一切作为，都不过是他表现坚强的一种方式罢了。
他曾经要证明某种精神，这种精神用言语表达出来，可能像陈词滥调，但如果真的让他当上了战斗机驾驶员，他就可以通过实际行动来表现这种精神。可惜那如今只能体现在伐树、竖篱、掷棒和摇轮椅上。现在，他已无法去参加战斗的考验，但他却想透过他的所作所为，告诉别人：“我是通得过考验的，只要看看我现在所能承受的就知道了。”
他忍受了创伤，勇气十足，但却无法以此为荣。如果是德国战斗机打断了他的双腿，他这部轮椅就犹如一枚勋章，是一个能表明他勇气的标志。可是目前及至终生，他都只能说：“那是在战时——不过不是作战负伤，我从未见过任何战斗，这是撞车造成的。我接受了训练，并且第二天就要参战，我还看到了我的‘风筝’，简直是个美人，我知道，我会很勇敢的……”
是啊，这是他表现坚强的方式。或许他也能够坚强起来。大卫曾经善良又可爱，现在她也许要学会耐心等待，等待他经过搏斗，重新成为原先那样完整的人。她应该能够找到新的希望、新的生活内容。很多其他女人，不就已经找到力量，去面对像亲人死亡、家园被炸、丈夫被俘这类不幸了吗？
她捡起一颗石子，出尽全力把它抛向大海。
她高呼：“我也能坚强！”
随后她便回转身，迈上通往房舍的斜坡。
已经快到喂乔吃奶的时间了。
6
在北汉堡郊外郁郁葱葱的沃尔多夫小镇上，坐落着一栋外观如同大厦的建筑，但近看却是一幢住宅。照理说，它应该是一个矿主或成功的进口商或企业家的寓所，不过，事实上它是德国情报机构的产业。决定这座建筑命运的是气候——不是这里的气候，而是东南方两百英里之外柏林的气候，那儿的环境不适合与英国进行无线电通讯联络。
住宅地底下是两个巨大的混凝土防空洞，内有价值数百万马克的无线电设备。这一电子系统是由沃纳·特劳特曼少校装配起来的，他的工作相当出色。每个防空洞设有二十个小巧的隔音监听岗，值班人员能够透过拍电报的手法，轻而易举辨认电报是出自哪个间谍之手。
这些接收装置在制造的过程中，精心选择了材料。发电文的发报机在设计上首先考虑的则是小巧坚实，而不是功率，它们大多数是小提箱式的，被称作拉克莫顿，由特利芬肯公司生产，供德国情报局长、海军上将卡纳里斯的手下使用。
这天夜里，空中电波相当安静，因此，当“针”的讯号发来时，人人都知道了。电文由一位年长的电报员接收。他发出知悉的回答后迅速把信号译出，然后走到直通电话前面，把电讯内容报告给位于汉堡索非因台地的德国情报机构总部。办完以后，他走回到他的隔间，点了一支烟。
他给了坐在隔壁的年轻人一支香烟，两个人靠在墙上，一起站了一会儿，吸着烟。
那年轻人说：“有什么消息吗？”
年长的耸了耸肩：“他每次发报来，总有些东西，不过这次东西不多。我们的飞机又没有炸中圣保罗大教堂。”
“没给他回电吗？”
“我们认为他不想等回电，这家伙一向不受约束。我训练过他的无线电技术，但我的课一教完，他就觉得自己比我还行了。”
年轻人肃然起敬：“你见过‘针’了？”
“是啊。”那个老资格说着，弹了下烟灰。
“他是个什么样子的人？”
“他是个乏味得像死鱼一样的酒友。我觉得他喜欢女人，不过是悄悄地干，至于和男人一起开怀畅饮——免谈。不过，不管怎么说，他都是我们最出色的间谍。”
“真的？”
“这没话说。有人说，从来没有过这样出色的间谍。传闻他曾花了五年时间在俄国的内务人民委员会里向上爬，一直到成了斯大林最信任的助手之一……我不知道这是不是真的，但他可真是个会干这类事的人。一个真正的行家。这一点元首也知道。”
“希特勒也听过他？”
年长的人点了点头。“有一段时间，‘针’发回来的所有电文，他都会亲自过目。我不知道他现在是不是还每电必读。不过，这对‘针’没什么区别。他对什么都不在乎。你听过人们是怎么形容他的吗？他用同样的目光看待每一个人，仿佛心里琢磨的都是同一件事情：怎样在你走错一步的时候取你的性命。”
“幸好我没有训练过他。”
“我得承认，他学得很快。”
“是个好学生？”
“最好的。他一天钻研二十四小时，等他掌握了，他就连个早安都懒得跟我说。他要不是拼命记住，准会忘记向卡纳里斯敬礼的。”
“他妈的狗屁。”
“哦，对了，你不知道吧——他总是以‘向威廉致意’来结束电文。他对阶级也就只重视到这程度。”
“向威廉致意？他妈的狗屁。”
他们抽完了烟，把烟头扔到地上踩熄。随后，那年长的又把烟头捡起来放进衣袋，因为严格地说，在地下室是不准吸烟的。电台仍然鸦雀无声。
“是啊，他不肯用他的代号。”年长的继续说，“‘针’是冯·布劳恩给他取的，他从来都不喜欢。他也从不喜欢冯·布劳恩。你还记得那次——哦，那是在你来我们这儿之前呢——布劳恩要‘针’到肯特郡法恩巴勒的机场去，回电立刻就来了：‘在肯特郡的法恩巴勒没有机场。在汉普郡的法恩巴勒才有机场。幸好德国空军的地理知识比你强，你这笨蛋。’就是这样。”
“我看这是可以理解的。我们要是犯了错误，就会把他们的性命置于险地了。”
年长的皱了皱眉。这种高见应该是出自自己的口中。“也许是吧。”他不甘心地应着。
年轻人又回到他原先那洗耳恭听的角色：“他为什么不喜欢他的代号呢？”
“他说这代号有含义，而有含义的代码是会暴露一个人的。但冯·布劳恩不管他。”
“含义？‘针’有什么含义呢？”
但这时那老资格的值班人员的无线电响了，他马上回到座位上。于是年轻人就没弄清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