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认为这还能改变吗，大卫？”露西问。
“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我们还能不能……恢复原先那样，像结婚以前？”
“我的腿再也长不出来了，如果你指的是这个。”
“哦，天啊，你难道不知道我不在乎那个？我只想得到爱。”
大卫耸耸肩。”那是你的问题。”他没等她哭起来就出去了。
母亲没有再多待两个星期。第二天，露西送她一路走下码头。雨下得很大，她们母女俩都穿着雨衣。她们默默地站着，等候那艘小船，望着大雨落到海面上，砸出点点涟漪。母亲抱着小乔。
“你知道，时候到了，事情自然会改变的。”她说，“四年对一场婚姻来说算不上什么。”
露西说：“我看他不会变，但是除了试试看，我也没别的办法。有小乔，还有这场战争，而大卫又残废了——我怎么能离开呢？”
船到了，露西把三盒食物和五封信从船上取下来，让母亲上去。海面很不平静。母亲坐进小小的船舱。他们站在海角那里向她挥手告别。露西觉得十分孤独。
小乔哭了起来：“我不想让外婆走！”
“我也不想。”露西说。
10
高德里曼和布劳格斯并肩走在一条被轰炸过的商店街道上。他们是外形很不相称的一对：教授戴着水晶眼镜，叼着烟斗，鸟似的弓腰驼背，也不看路，只迈着碎步；布劳格斯金发碧眼，身穿侦探喜欢的风衣，头戴式样夸张的便帽，步伐坚定稳健。
高德里曼说：“依我看，‘针’大有来头。”
“为什么？”
“不然的话，他不能如此胆大妄为又不受惩罚。就是那行‘向威廉致意’，准是指的卡纳里斯。”
“你认为他是卡纳里斯的心腹吗？”
“反正他是某个人的亲信——也许是比卡纳里斯更有权势的人呢。”
“我觉得这条线索会给我们一些什么。”
“有来头的人一般是在中学、大学或者军校里建立起来的关系。看看那个。”
他们正好在一家商店外面，原先的玻璃橱窗如今成了一个大空洞。一个粗制滥造的招牌，钉在窗框上，上面一行用手写的字：“比先前更开放。”
布格劳斯哈哈大笑，说：“我在一个挨了炸弹的派出所外面看到过一个牌子：‘乖一点，我们还在办公’。”
“这倒成了一门小型艺术了。”
他们继续走着。布劳格斯说：“这么说来，如果‘针’确实与某个高层人物同过学，又怎么样么？”
“上学的时候，人们总喜欢合影。在肯辛顿的地下室——那栋房子战前是军情六处的办公室——米德温特收集了成千张德国军官的照片：在学校的留影、军官聚会的合影、毕业检阅典礼、和希特勒握手、报纸上刊登的照片——应有尽有。”
“我懂啦，”布劳格斯说，“如果你是对的，而且‘针’上过德国的伊顿和桑赫斯特这类学校，我们很可能找得到他的照片。”
“几乎可以肯定找得到。间谍通常忌讳照相，但他们在成年当上间谍之前不会。我们在米德温特的档案里找到的将是一个年轻时的‘针’。”
布劳格斯说：“但我们怎么认出来他呢？谁也没见过他啊。”
“不，有人见过。加顿太太的房客对他很熟。”
那幢维多利亚式的红砖住宅矗立在俯瞰伦敦的一座小山上。布劳格斯认为，那样子像是忿忿然地盯视着希特勒对它的城市造成的破坏。住宅高高在上，是发射电波的好地方。“针”大概是住过顶层。布劳格斯想不出，在一九四〇年的黑暗日子里，“针”从这里向汉堡发过什么秘密情报：飞机工厂和炼钢厂的地图参数？海岸布防详情？政治传闻？防毒面具？防空洞和沙包？英国人的士气？轰炸破坏报告？“干得好啊，老兄，你们终于把克里斯琴·布劳格斯给炸死了——”别想了。
一个身穿黑色上装和条纹裤子的老年人打开了门。
“早安，我是苏格兰场的布劳格斯探长。我要和屋主说句话，劳驾啦。”
布劳格斯看到那人的眼睛里跳动着恐惧，随后门洞里出现了一位年轻妇女，说：“请进来吧。”
地面铺着花砖的门厅泛着地板蜡的气味。布劳格斯把他的帽子和外衣挂到一个立架上。老人消失在房子的深处，女人领着布劳格斯进了一间客厅。屋里摆着贵重的家具，有一种旧式陈设的富丽。在一辆小推车上有一瓶瓶的威士忌、杜松子酒和雪利酒，全都是未打开过的。那女人坐到一把雕花的扶手椅上，架起二郎腿。
布劳格斯说：“那个老人为什么害怕警察？”
“我公公是个德国犹太人。他在一九三五年为了逃避希特勒的迫害来到这里，一九四〇年你们却把他关进了集中营。我婆婆见前途无望，就自杀了。他刚刚才从马恩岛被释放出来。他有一封国王给他的信，对给他造成的不便深表歉意。”
布劳格斯说：“我们没有集中营。”
“集中营确实是我们英国人发明。在南非。你难道不知道吗？我们埋首研究自己的历史，却老是忘记历史中的点点滴滴。我们实在善于对不愉快的事实眼不见为净。”
“那也不见得是件坏事。”
“怎么说？”
“一九三九年，我们何尝不是对这样一个不愉快的事实眼不见为净：我们不可能打赢一场与德国人的战争——但看看后来的演变。”
“我公公也是这么说的。他不像我那么犬儒主义。我们能帮苏格兰场做些什么？”
布劳格斯很喜欢和这位女士像这样谈话，但现在他不得不把注意力回归到工作上。“是有关四年前在这里发生的一宗谋杀案。”
“都那么久以前的事了！”
“冒出来了一些新的证据。”
“我当然知道那宗谋杀案。这里原先的房主被一个房客谋杀了。她没有继承人，我丈夫从她的遗嘱执行人手里买下了这栋房子。”
“我想找当年的房客问问情况。”
“好的。”那女人的敌意消失了，她那张聪慧的脸上现出正在努力回想的表情，“我们刚搬进来时，原先住在这儿的三个房客还在：一名退役的海军军官、一位推销员和一个约克郡的小伙子。那个小伙子后来参了军——他还给我们写信。那位推销员应征入伍，死在了海上。我了解这些情况，因为他的五位太太中有两位与我们还有联系！至于那退役军官，现在还住在这儿。”
“还住在这儿！”真是好运气，“我想见见他，劳驾。”
“没问题。”她站起身，“他有一把年纪了。我来带你到他的房间去吧。”
他们走上铺了地毯的楼梯，来到二楼。她说：“你先跟他聊聊，我去找参军的那小伙子最近来的那封信。”她敲起门。布劳格斯苦笑想着，我的房东太太才懒得为自己找这种麻烦。
一个声音在屋里回答：“门开着呢。”布劳格斯走了进去。
那位退役军官坐在窗边的一把椅子上，膝上裹着一条毯子。他穿着一件运动夹克，戴着衬领，打着领带，架着眼镜。他的头发稀疏，胡子灰白，曾经很坚毅的脸上如今皮肤松弛，布满皱纹。这房间成了一个靠回忆度日的男人的家：有几幅航船的绘画、一台六分仪和一架望远镜，还有他本人年轻时在“文契斯特号”军舰上的留影。
“你瞧瞧这个，”他头也不回地说，“告诉我那小子为什么不参加海军。”
布劳格斯走到窗口。屋外路边上停着一辆马拉的面包店送货车。那个所谓的“小子”是个穿裤子留短金发的女人。她有着硕大的胸脯。布劳格斯笑了。“那是个穿裤子的女人。”他说。
“哎呀，果然是！”那军官转过身来，“你知道，这年头是男是女可真说不准。女人居然穿裤子！”
布劳格斯作了自我介绍。“我们重新审理了一九四〇年在这里发生的一宗谋杀案。我相信你和那个叫亨利·费伯的凶嫌，曾经同时住在这儿。”
“没错！我能帮什么忙吗？”
“你对那个费伯记得清楚吗？”
“清楚极了。高大的个子，深色的头发，谈吐文雅，举止安详。穿得相当破旧——你要是以服装取人，可就要看走眼了。我也不是不喜欢他，只是我没那份心思去好好了解他，而且他似乎不想让人了解。我估算他的年纪大概和你相仿。”
布劳格斯忍住没笑：他已经习惯人们只因为他是警探就把他的年纪估计得偏大了。
那军官又补充说：“我肯定他没干那事。你知道，我对人的性格还有点了解——你不学点这方面的本领，是没法指挥一艘军舰的——那个人要是色情狂的话，我就是赫尔曼·戈林了。”
布劳格斯突然联想到，这老头儿把穿裤子的金发女人误认为男人，还错估了他的年龄，肯定是不中用了，不禁感到失望。他说：“你知道，你总该要求看一看警察的证件的。”
那老军官有点吃惊：“那好吧，咱们看看吧。”
布劳格斯把打开皮夹，把克里斯琴的相片给他看：“请看。”
老军官端详了一会，然后说：“拍得真不错。”
布劳格斯叹了口气。老头子的眼睛几乎全瞎了。
他站起身。“这次就谈这些吧。”他说，“谢谢你。”
“欢迎你随时来，我一定尽力相助。如今我对英格兰没有多少价值了——连国民军都不要的人，确实够不中用的了，唉。”
“再见。”布劳格斯向外走。
那女人在楼下的客厅里。她递给布劳格斯一封信。“地址是一个军队信箱号码，”她说，“毫无疑问，你能找得到他在哪儿。”
“你知道，老军官没什么用啦。”布劳格斯说。
“我猜也是。不过，有个客人，他这一天过得总算有点意思。”她打开门。
布劳格斯一时冲动，说：“你肯赏光和我一起吃顿晚饭吗？”
她脸上掠过一道阴影。“我丈夫还在马恩岛呢。”
“对不起——我原以为——”
“没关系。我感到荣幸。”
“我想请你放心，我们不是盖世太保。”
“我知道你不是。一个孤单的女人难免会变得刻薄。”
布劳格斯说：“我妻子死在空袭中。”
“那你应该了解，战争会引起一个人的恨意。”
“对，”布劳格斯说，“它会引起一个人的恨意。”他走下台阶。门在他身后关上了。开始下雨了。
克里斯琴死的那天也有雨。布劳格斯因为和高德里曼翻阅一些新资料，回家晚了，他拼命往家里赶，希望可以在克里斯琴出去开救护车之前，和她一起待上半小时。天黑了，雨已经下起来了。
布劳格斯为她感到骄傲，很骄傲。和她一起工作的人都说，她这样的一个女人胜过两个男人。她在灯火管制的伦敦街上开车驰骋，像个老兵似的拐弯时只用两轮着地，尽管这城市四处起火，她却吹着口哨，谈笑风生地穿行其间。人们都说她无所畏惧。布劳格斯比他们更了解她：她心里是害怕的，只是不表露出来罢了。他之所以会知道，是因为早晨他起床而她上床时，他看到了她的眼睛。这种时候，夜里的可怕情景已经过去了几小时，她也不用再那么强撑着了。他知道，她并非不害怕，但却勇气十足，他感到骄傲的正是这个。
他从火车上下来时，雨下得更大了。他向下拉了拉帽子，把衣领竖起来。他在一个商店给克里斯琴买了香烟——她像很多妇女一样，最近也抽起烟来了。店主只卖给他五包烟，因为货源短缺。
一名警察拦住了他，要验看他的证件——又耽搁了两分钟。一辆救护车驶过他身边，很像是克里斯琴开的那辆，那是一辆征用来的水果运输卡车，漆成了灰色。
他走进家门时，心情开始紧张起来。爆炸声听着越发近了，而且他还能清楚地听到飞机声。今天夜里，东区又会伤痕累累，看来他又得要在莫瑞森防空洞睡觉了。很近的地方又有一次爆炸，他加快了步伐。他连晚饭也要在防空洞里吃了。
他拐进自己那条街，看到了许多辆救护车和救火车，赶紧拔腿跑起来。
有炸弹落在了他家的街上，离街的中央部位不远，应该就在他家附近。老天爷，可千万不要是我家，不要——
屋顶上被直接命中，房子彻底被炸平了。他向人群冲过去，那儿聚着邻居、消防队员和志人员。“我太太没事吧？她出来了吗？她还在里面吗？”
一名消防队员同情地看着他：“没人出来，老兄。”
救护人员在翻着瓦砾堆。突然，一个人叫道：“在这儿了！”随后他又说，“倒大霉啦，是无所畏惧的克里斯琴！”
布劳格斯冲到那人身前。克里斯琴在一大堆砖头下面。可以看得见她的脸：她双眼紧闭。
那个救护人员叫着：“吊车，哥儿们，赶快。”
克里斯琴呻吟了一声，动了动。
布劳格斯说：“她还活着！”他跪到她身边，把手伸到一块大砖垛的下面。
那个救护人员说：“你抬不动的，孩子。”
但那块砖垛却被抬了起来。
那个救护人员说：“天哪，你会砸死自己的。”一边说一边赶紧弯腰来帮忙。
大砖垛抬起离地面两英尺高时，他们用肩膀扛住了它。现在重量不再压住克里斯琴身上了。又来了一个人，再来了一个。四个人一起把大砖垛撑了起来。
布劳格斯说：“我把她抬出来。”
他爬到斜坡砖顶的下面，把妻子搂在怀里。
有人叫道：“该死，往下滑啦！”
布劳格斯把克里斯琴紧紧搂在胸前，赶紧往外爬。他刚刚出来，那几个救护人员就松开了砖垛，跳到了一边。砖垛落在地上，发出震耳欲聋的轰响。布劳格斯意识到，这块大砖垛刚才就是这样落到克里斯琴身上的，心里明白她是没救了。
他把她抬到救护车上，车子马上开走了。她死前又睁了一次眼，并且说：“你们只好靠自己来赢这场战争，我可帮不上忙了，孩子们。”
一年多后，当他从海格特顺着下坡走到伦敦市区时，泪水又涌了出来，和落到脸上的雨水交织在一起，他想起刚才女主人说的那句至理名言：战争会引起一个人的恨意。
十八岁的比利·帕金，本该在他父亲开在斯卡伯罗的皮革厂中当学徒，却因为战争的需要被军队按二十一岁接收，并一路被提升为中士。现在，帕金正受命率领他的先遣班穿过一座燥热的树林，向一个尘土飞扬的意大利村庄前进。
意大利人已经投降，但德国人还没有，正是德国人在意大利抵御着英美联军。联军在向罗马挺进，对帕金中士这个班来说，这是一次长途行军。
他们在一座山顶上走出树林，卧倒在地，观察位在山脚下的村庄。帕金取出他的望远镜，说：“我现在他妈的要是能喝上一杯茶该有多好。”他学会了喝酒、吸烟、睡女人，说的话和其他当兵的人没两样，也不再参加祈祷会了。
这些意大利的村庄有的有设防，有的没设防。既然不知道哪里有设防哪里没设防，在接近这些村庄时就一概得小心翼翼。这得消耗掉不少时间。
山的下坡上没有多少隐蔽之处——只有几片灌木丛。村子的外围有几栋白色的房舍，然后是一条河，河上有座木桥，然后是更多的房子，中间有个小广场，边上有镇公所和钟楼。从钟楼到木桥视野开阔：如果这里驻有敌人，一定在办公所里。周围的田地里有几个人影在干活。天晓得他们是谁：可能是地道的农民，也可能是法西斯党徒、黑手党分子、游击队员、共产党人……甚至可能是德国人。在没有开火之前，你根本无法知道他们会站在哪一边。
帕金说：“上吧，下士。”
五分钟之后，瓦特金斯下士踏在通往村庄的土路上，头上戴了一顶便帽，军装外面裹了一条肮脏的旧毯子。他肩上扛着一个包袱，里面装的什么东西说不上，从一口袋洋葱到一只死兔子都可能。他跌跌撞撞地，不像是在走路。到了林边，消失在一座低矮的农舍黑乎乎的屋里。
过了一会儿，他出来了。贴墙站着，这样从村子方向便看不到他了。他向山顶上的士兵们望过去，挥起手：一次，两次，三次。
全班爬下山坡，进了村子。
瓦特金斯说：“所有的房子都是空的，中士。”
帕金点点头。
他们从房子之间运动到河边。帕金说：“该你了，哈德森。把这条小河当作密西西比河游过去吧。”
二等兵哈德森把他的装备整齐地堆放在一起，摘下钢盔，脱下皮靴和紧身军上衣，溜进窄窄的溪流。
他在对岸露出水面，爬上岸去，消失在房舍中间。这次等候的时间长些，因为要察看的范围更大。最后，哈德森走回木桥这边。“要是这儿有德国人，他们也都藏着呢。”他说。
他重新装备整齐，全班通过木桥，进入村子。他们靠着街道两侧，向广场前进。一只鸟从一间屋顶上飞起，惊动了帕金。他们经过一座座房舍时，有人踢开了一些房门。里面没有人。
他们站在广场边上。帕金向办公所点了下头。“你到那里边去过了吗，哈德森？”
“去了，长官。”
“这样看来，这村子是我们的了。”
“是的，长官。”
帕金向前走，准备通过广场，这时，猛烈射击爆发了。随着枪声大作，子弹冰雹般落在他的周围。有人尖叫了一声。帕金躲闪着，弯腰低头地奔跑着，在他前面的瓦特金斯用手掐着腿，痛得直叫；帕金把他抱了起来。一颗子弹“砰”的一响，掠过他的钢盔。他冲向最近的一间房舍，撞开门，摔进了屋里。
射击停止了。帕金冒险向门外窥视。有一个人受伤倒在广场上：是哈德森。真不公平。哈德森动了一下，跟着就响了一枪。随后他便不动了。帕金说：“这些该死的杂种。”
瓦特金斯叫着：“唔！”随后龇牙一笑，举起了什么东西，“不在里面了。”
帕金又向外面看去。“他们在钟楼里，”他说，“那儿没大空间，不会有很多人的。”
“不过他们可是会开枪的。”
“是啊，他们把我们困在这儿了。”帕金皱了皱眉，“有炸药吗？”
“嗯。”
“咱们看看。”帕金打开瓦特金斯的背囊，取出了炸药，“有了。给我装一支十秒钟的引信。”
其余的战士在街道对面的那栋房子里。帕金向他们叫着：“哎！”
那门口露出一张脸。“中士？”
“我打算扔个番茄。我一声令下，你们立刻开枪掩护我。”
“好的。”
帕金点燃一支香烟。瓦特金斯递给他一包炸药。帕金大叫：“开火！”他用香烟点着引信，跨到街上，抡开手臂，把炸药投向钟楼，然后立即转身，钻回屋里。自己人的火力在他耳中轰轰作响。一个子弹擦过门框，激起的木屑擦着了他的下巴。继而是炸药的爆炸声。
没等他看，街对面就有人喊：“炸个正着！”
帕金走出屋外。那座古老的钟楼坍塌了。就在烟尘落到废墟上时，听到了一声不合时宜的钟声。
瓦特金斯说：“你以前是打板球的吧？那一下掷得可真他妈的准。”
帕金走到广场的中央。看来，那些被炸得七零八碎的尸体拼凑起来刚好是三个德国人。他说：“这钟楼也实在太不结实了。就算我们一块朝它打喷嚏，大概也会震塌的。”他转过身去，说道，“多活一天，多赚一天的美金。”这是美国大兵的俚语。
“中士，您的电话。”通讯员说。
帕金走回来，从他手中接过话筒。“喂，我是帕金中士。”
“我是罗伯茨少校，中士。从现在起解除你的实际职务。”
“为什么？”帕金的第一个念头是他们发现了他的真实年龄。
“上面要你回伦敦。别问我为什么，因为我也不知道。把你的班交给你的下士负责，返回基地来。路上有车接你。”
“是的，长官。”
“命令还说，你绝对不准以任何理由拿你的生命冒险。懂了吗？”
帕金咧嘴一笑，想到了钟楼和炸药。“懂了。”
“好吧。上路吧。你这个走运的小子。”
布劳格斯想，别人之所以都叫帕金小子，是因为他们认识他，都是在他参军之前。毫无疑问，帕金如今已道道地地是个男人了。他迈着优雅和自信的步伐，用锐利的目光四下张望，与上级军官在一起不卑不亢。布劳格斯知道他在年龄上撒了谎。倒不是因为他的模样和举止，而是由于每当提及年龄时他流露出来的细小反应——那种小反应，像布劳格斯那样经验丰富的刑讯官，会出于职业习惯一下子注意到的。
他们刚告诉他要他看一些照片时，他还挺开心。现在，他到米德温特先生在肯辛顿布满灰尘的地下室里的第三天，那种开心已经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乏味。最让他烦恼的则是不准吸烟的规定。
其实，布劳格斯更烦，因为他不得不坐在旁边看着帕金。
有一天，帕金说：“你们不会把我从意大利叫回来帮着破一宗四年前的谋杀案吧？那完全可以等到打完仗再说。还有，这些照片大多是德国军官。要是这宗案子需要我守口如瓶，你们最好告诉我。”
“你的确该守口如瓶。”布劳格斯说。
帕金又回去看照片了。
那些照片全是些旧照片，大多数都已发黄、褪色，许多还是从书籍、报刊上剪下来的。有时候，帕金还要使用米德温特先生周到地提供的放大镜，更仔细地辨认合影中的小面孔；每逢这种时候，布劳格斯的心就怦怦直跳，直到帕金把放大镜放在一旁，拿起另一幅照片时，他的心跳才缓和下来。
他们到附近的一家酒馆去吃午饭。和战时的大多数啤酒一样，这儿的啤酒很淡，但布劳格斯依然认为，应该明智点，只让年轻的帕金喝上两品脱——要是任他喝，他会一口气灌下个一加仑的。
“费伯先生是个不爱多说话的人。”帕金说，“你不会认为他有那种动机。跟你说，女房东长得不错，而且她还想干那种事。回想起来，要是我当时懂得怎么上手，搞不好我自己就会把她占有啦。嘿，我当年只有——十八岁。”
他们吃了面包和起司，帕金吞下了一打腌洋葱。他们回去时，在大门外停留了一阵子，以便帕金再抽一支香烟。
“他是个大个子，长相漂亮，谈吐优雅。但我们都没怎么重视他，主要是因为他的衣着很差，骑着一辆自行车，而且也没钱。我猜想这可能是一种巧妙的伪装。”他带着询问的意味，扬起了眉毛。
“可能吧。”布劳格斯说。
当天下午，帕金足足找出了三张费伯的照片。
其中一张是九年前才拍的。
米德温特先生把这几张照片翻拍了。
海因里希·鲁道夫·汉斯·冯·穆勒-古德（“咱们还是叫他费伯好了。”高德里曼说着，笑了一声）于一九〇〇年五月二十六日出生于西普鲁士一个叫作奥伦的村子里。他家世代都是当地殷实的领主，父亲是家中的次子，他本人也是次子。次子都是要做军官的。他母亲是第二帝国一位高级军官之女，生来就受到教育，要做贵族夫人，也果真如愿以偿。
他十三岁的时候，进入了巴登的卡尔斯鲁赫军校，两年后转入柏林附近更有名望的格罗斯-李奇特菲尔德军校。两所军校都以艰苦训练、纪律严明著称，学员的思想是靠藤条、冷水澡和粗劣的食物来磨炼的。海因里希在那里学会了讲英语和法语，还学习了历史，最后以本世纪以来的最高分通过了毕业考试。在他就学的经历里，只有另外三条记录：在一个严寒的冬天，他反抗当局，直至半夜溜出校门，步行一百五十英里到了他姑妈家；在一次训练中，折断了他的摔跤教官的手臂，还因为不服从上级挨过鞭子。
一九二〇年，他作为见习军官在韦塞尔附近的腓特烈菲尔德中立区短期服役，一九二一年在梅兹的军校接受军官训练，并于一九二二年被授予少尉军衔。
（“你那次用的什么字眼？”高德里曼问布劳格斯，“‘相当于伊顿和桑赫斯特的德国贵族学校’，对不对？”）
随后的几年里，他在五六处地方短期执勤。他也是个成绩出众的田径运动员，尤其是在长跑项目上。
他和人从不深交，从未结过婚，还拒不参加纳粹党。由于国防部一位中校军官的女儿怀孕这件事不明不白地牵连到他，他晋升为中尉一事被延迟了，但最终在一九二八年他还是当上了中尉。他和上级军官谈话时仿佛是同级，这一习惯之所以得到接受和原谅，是因为他是个步步高升的年轻军官，而且是普鲁士的贵族。
二十年代末，威廉·卡纳里斯海军上校成为海因里希的伯父奥托的挚友，并多次在他家的奥伦庄园中度假。一九三一年，还没上台当总理的阿道夫·希特勒曾是那里的座上客。
一九三一年，海因里希晋升为上尉，并到柏林执行秘密使命。这是他最后一张照片拍摄的时间。
大约从那时起，他似乎就不复存在了。
“剩下的我们可以推测，”珀西瓦尔·高德里曼说，“德国情报机构训练他掌握了无线电发报、使用密码、测绘地图、盗窃、讹诈、破坏和暗杀。他在一九三七年前后来到伦敦，有充分时间为自己弄到可靠的掩护身份——也许是两个。他的孤独习性是间谍生涯磨炼出来的。战争一爆发，他就认为已获准杀人了。”他看着他办公桌上的照片，“他是个挺帅的家伙。”
那是第十汉诺威狙击营长跑队的合影。费伯的位置居中，举着一只奖杯。他有着高高的额头和长长的下巴，蓄着短短的头发，一张小嘴上缀着窄窄的胡须。
高德里曼把照片递给比利·帕金。“他变化大吗？”
“他的样子要老多了，不过也可能是他……装的。”他沉思着端详着那照片，“他的头发现在长多了，胡须也不见了。”他隔着桌子把照片递过去，“不过这就是他，没错。”
“档案里还有两条，都是推断。”高德里曼说，“第一，他们说他可能在一九三三年进入了情报机构——一名军官的履历没有明显的原因而中断时，一般都会这么猜测。第二条是谣传，未经任何可靠来源证实，说他当过几年的斯大林亲信顾问，用的名字是瓦西里·赞可夫。”
“这难以置信。”布劳格斯说，“我不相信。”
高德里曼耸了耸肩。“在希特勒上台的那段时间，有人劝说斯大林处决了他的军官中的精英。”
布劳格斯摇了摇头，换了个话题：“我们下一步该往哪里走呢？”
高德里曼想了想。“咱们把帕金中士调过来。他是我们所知唯一一个亲眼见过‘针’的人，他了解的情况很多，我们不能让他在前线冒险了。另外，把这幅照片好好复制一下，由一位修版师把他的头发加厚，把胡须去掉。然后我们就把照片分发下去。”
“我们要大张旗鼓地通缉他吗？”布劳格斯疑惑地说。
“不，目前我们要悄悄地动手。如果我们一登报，他就会闻风而遁。当前只要把照片送到警察部队就可以了。”
“只做这些？”
“我想就这些。除非你另有主意。”
帕金清了清喉咙。“长官？”
“嗯。”
“我当真宁愿回部队去，我不适合做行政工作。希望你明白我的意思。”
“你没有选择的余地。中士。在这个斗争的舞台上，多一个少一个意大利村庄没有什么不同——但这个叫费伯的人却可能使我们输掉这场战争。用美国人的话说：‘我不是在开玩笑。’”
11
费伯钓鱼去了。
他平躺在一艘三十英尺长的小船甲板上，四肢伸展开，享受着春天的阳光。船以每小时三海里的速度沿运河漂流，他的一只手懒洋洋地握着舵杆，另一只手放在鱼竿上，鱼线拖在船后。
整整一天，他也没钓到一条鱼。
除了钓鱼之外，他还观鸟。这两件事都令他觉得乏味，不过却给了他携带望远镜的借口。这一天一早，他还看到了一只翠鸟的巢呢。
诺维奇船厂的人巴不得把船租给他半个月。如今生意萧条，他们只有两艘船，其中一艘从敦刻尔克撤退以来还没派过用场。费伯为了做样子，故意讨价还价了一番。最后他们把一箱罐头食品扔上船，这才成交。
他在附近一家商店买了鱼饵，渔具则是他从伦敦带来的。他们说了一些祝他满载而归之类的话，没有人要求看他的身份证。
到此为止，一切顺利。
困难的事就会到来了，因为估计一支军队的战斗力谈何容易。你首先要找到那支军队。
在和平时期，军队会挂起自己的路牌来帮助你。现在，路牌都摘掉了，不光是军队的，什么路标都不见了。
简单的解决方法是加上一辆汽车，尾随着你遇到的第一辆军车，直到军车停下为止。可惜，费伯没有汽车，一个平民百姓要租车也简直不可能；而且，就算你有辆车，也弄不到汽油。更何况，一个平民百姓跟在军车后面到处转，张望军营，肯定会被捕的。
于是他便选择船。
几年前，当出售地图还合法的时候，费伯就发现英国有上千英里的内河水路。原有的河网在十九世纪又被蛛网似的运河加长了。在某些地方，河道几乎和公路一样多。诺福克郡就是这样的一处地方。
驾船有许多优越性。在公路上，一个人总要有行驶的目标；而在河上，可以无目的地漂流。在停着的汽车中睡觉，会引人生疑；但在泊着的船上睡觉则很自然。水路上人迹稀少。再说，谁听说过河上有关卡的呢？
但也有不利之处。机场和营房都得靠近公路，选址时从不考虑靠近水边。因此，费伯只好在夜间上岸，去侦察田野。他离开停泊的小船，在月色下探勘山坡，一夜疲惫地往返四十英里。但由于天黑或根本来不及去察看每一平方英里，很容易就会错过他寻找的目标。
每当天亮后几小时回到船上时，他就一觉睡到正午，然后继续前行，偶尔停下来，爬上附近的一座小山，四下巡视一番。在船闸处、在孤独的农舍和河畔酒馆中，他总要和人们攀谈，巴望着能够探听出驻有军队的线索。到目前为止，仍然一无所获。
他开始怀疑，他是不是找错了地方。他曾经设身处地地想，如果自己就是巴顿将军，要在东英格兰找一处进攻法国的基地的话，会找哪里？显然要在诺福克郡——这里有广袤的僻静乡野、大面积的平地供飞机起降，而且面临大海，便于出发；沃什湾更是军舰集结的理想之地。不过，他的这番猜测可能——出于某种他所不知道的原因——是错误的。可能很快他就得考虑穿越田野到一个新地区去：也许就是芬斯。
他的前方出现了一道船闸，他调整船帆，减慢船速，缓缓地滑进闸区，轻轻撞到闸门上。闸门看守员的房舍就在岸上。费伯用双手拢着嘴呼喊了一声，然后便定下心来等候着。他已经听说，看闸门的人都是催不得的。更何况，现在是午茶时间，在这种时候，他们更是难得一动。
一个女人来到房子的门口，向他招手。费伯挥手作答，然后便跳到岸上，把船拴好，走进屋去。闸门看守员只穿着衬衫，坐在厨房的餐桌旁。他问：“你不忙吧，嗯？”
费伯微微一笑：“一点不忙。”
“给他倒杯茶，玛维斯。”
“不必了，真的。”费伯客气地说。
“没什么，我们刚刚沏了一壶。”
“谢谢。”费伯坐下去。小小的厨房通风又洁净，给他端来的茶盛在一只漂亮的瓷杯里。
“钓鱼度假吗？”看船闸的问。
“钓鱼和观鸟。”费伯回答，“我正打算收拾起来，在陆地上待上两天。”
“哦，这样。那你最好把船泊在对岸。河的这一边是禁区。”
“真的？我可不知道原来这一带驻有军队！”
“嗯，从这儿再过去半英里左右就进入禁区范围了。至于是不是军队，我不知道。他们也不会告诉我。”
“对，我们没必要知道。”费伯说。
“嗯。那就喝茶吧，待会儿我来送你过闸。谢谢你让我把茶喝完。”
他们离开了房子，费伯下到船里，解开缆绳。他后面的闸门慢慢关上了，随后，闸门看守员把泄水的闸门打开。小船随着闸内的水位逐渐下降，这时看闸门的人又打开了前面的闸门。
费伯扬帆驶出。看闸门的人向他挥手告别。
他在四英里左右之外的地方再次停了下来，把船缆系在岸上一株粗树上。他等着黑夜降临，吃了一罐罐头香肠和一些饼干，喝了一瓶瓶装自来水当晚餐。他穿起他的黑衣服，把他的望远镜、照相机和一本《东英格兰的稀有鸟类》装进一个肩袋，把指南针放进口袋，拿起了手电筒。一切都已准备就绪。
他关了防风灯，锁好舱门，跳上岸去。用手电筒光照了一下指南针，便钻进了沿运河的一带树林里。
他从船上向正南方走了大约半英里，碰上了一道铁丝网：有六英尺高，编成方格状，顶上绕着带刺勾的铁丝。他往回退进树林，爬上了一棵高树。
天空上飘着朵朵浮云，月亮时隐时现，铁丝网之外是一片缓缓升高的开阔地。费伯先前在奥德肖特的比金山及其他一大片南英格兰军事区做过这类事情。这种军事区一般有两种防范措施：沿铁丝网巡逻的哨兵和在军事设施旁的固定岗哨。
只要有耐心和警觉，这两种哨兵都是可以回避的。
费伯从树上下来，回到铁丝网前面。他在一片树丛后面伏下来，守候着。
他需要弄清楚流动哨经过这一地点的时间。如果到黎明还没有走过来，他只好第二天夜里再来了。如果他走运，哨兵会很快走过。从警戒区表面的面积来看，他估计他们每夜只能转上一圈。
他很走运。十点刚过，他就听到了脚步声，三个人在铁丝网的内侧迈步走了过去。
五分钟之后，费伯越过了铁丝网。
他向正南方走去——当各个方向都有同等价值时，直线便是最佳选择了。他没有用手电筒，尽可能靠近土岗和树林，而避免在高处行走，以防突然露面的月亮会照出他的身影。这一片荒野全是黑色、灰色和银色的交织。脚下的土地有些水汪汪的，就像附近有沼泽。他面前有一只狐狸穿越而过，像灰色猎犬一样迅疾，像猫儿一样优雅。
夜里十一点半的时候，他遇到了第一处军事设施的迹象——但那些迹象看起来有些古怪。
月亮出来了，他看到在他前方大约四分之一英里的地方有好几排平房，排列之整齐，一眼就可断定是军队营房。他立刻卧倒，但随即怀疑这眼前景象的真实性，因为那里既无灯光也没声响。
他一动也不动地趴了十分钟，想看看出现什么情况可以解释他的怀疑，但什么事情也没发生，只有一只獾笨拙地爬进他的视野，看了看他，就又溜掉了。
费伯匍匐向前。
他凑得更近时才看明白，那些营房不仅没有主人，而且根本还没有盖好。大多数建筑只是几根角柱撑起一个屋顶，有些有一面墙。
一个突然的响声惊动了他，他卧倒不动：原来是一个人在笑。他静卧着观察。一根火柴划着了，又熄灭了，余下了两个红光点——在一座未完成的房子里有两名哨兵在吸烟。
费伯触了触袖中的锥形匕首，然后又继续向前，向远离哨兵的营地另一侧爬去。
那些建了一半的营房既没铺地板，也没打地基。附近没有建筑车辆，没有手推车，没有水泥搅拌机，没有铁铲，也没有砖堆。从营房有一条泥路穿越田野，但从车辙里长满的野草表明，这条路已好久没车经过了。
似乎有人曾一度决定在这里驻扎上万的军队，但在动工兴建营房几个星期之后又改变了主意。
不过这地方有些情况无法这样解释。
费伯蹑手蹑脚地四下走动，以免惊动哨兵。在营地中央有一批军车。辆辆破旧生锈，而且全是空壳，没有一辆引擎或任何机件。如果有人想拆卖车辆零件，为什么不把外壳也一起当废铁呢？
那些有一面墙的房子，全都位于最外圈，而且一律面朝外。看起来倒更像是电影布景，而不像是建筑工地。
费伯觉得他已经把这地方侦察得一清二楚了，他向营地的东端走去，然后再卧倒爬行，直至来到一道土坡背后不被人看见。他往前又走了一英里，来到一个土岗的顶部，再回头望去。现在，刚才他到过的那地方看上去又活脱脱像一座兵营了。
一个念头在他头脑里闪过，不过他还需要时间去消化。
地面依然比较平展，只是略有起伏。这里有一片片的林地和沼泽灌木丛，费伯可以充分利用。有一处地方，他还不得不绕过一座湖，在月光下，湖面有如一面银镜。他听到一只猫头鹰在哀鸣，便朝那个方向望去，看到远处有一座颓败的仓房。
再向前五英里，他看到了机场。
停放在这里的飞机比他原先估计皇家空军所拥有的全部飞机加起来还要多。这里有投掷照明弹的“开拓者”，还有进攻前轰炸用的“兰斯洛特”和美国的“B-17”，有用于侦察投射的“旋风式”“喷火式”和“蚊子”。这些飞机足够供应一次登陆作战所需。
这些飞机的起落架毫无例外地都陷入了软土之中，肚皮贴着泥地。
这里也是既无灯光又无响声。
费伯仍采用先前的步骤：向机群匍匐前进，直到看见哨兵。在机场的中央有一顶小帐篷。微弱的灯光从帆布中透出。那儿有两个人，也许是三个。
费伯向机群靠过去，那些飞机似乎变得扁平了，仿佛都给压过似的。
他接近最近的一架飞机，伸手一摸，吃了一惊。原来那只是一块半英寸厚的三夹板——它被切割成“喷火式”战斗机的外形，涂上了伪装，用绳子系在地面上。
别的飞机也都一样。
足足有一千多架。费伯站起身，用眼角的余光瞥着那顶帐篷，只要稍有动静，就卧倒在地。他绕着伪装的机场走了一圈，看着那些伪造的战斗机和轰炸机，思索着他所发现的这一切的含意。
他明白，如果他继续侦察，他就会发现更多这样的机场，更多建了一半的营房。如果他到沃什湾去，他会看到一支由三夹板的驱逐舰和运输舰组成的舰队。
这是一场精心策划而又耗资巨大的骗局。
这些伪装不大可能长时间地欺骗一个旁观者，但设计的目的不是为了蒙蔽地面观察者的眼睛。
它是做给空中侦察看的。
即使一架装有最新型摄影机和高速底片的低空侦察机，拍到的也只是足以表明确有集结的照片。
难怪总参谋部会认定登陆行为将出现在塞纳河以东了。
他推测，还有其他手段来加强这种欺骗行为。英国人会使用明知要被破译的密码和美国第一集团军进行通讯联络。这种手法不一而足。
英国人花费了四年时间武装自己，准备这次反攻欧洲大陆的行动。大部分德国军队这时正在和俄国人作战。盟军一旦在法国的土地上得到一个立足点，将势不可挡。德国人的唯一机会就是在海滩逮住他们，趁他们从运输舰上下来时一举予以歼灭。
如果德国人守候在错误的地点，他们就会失去这唯一的机会。
整个战略一下子清晰了。简单，但具有极大的破坏力。
费伯必须通知汉堡。
他不清楚，他们会不会相信他。
战争的部署很少会因一个人的一句话而改变。他的话相当有分量，但有分量到那个程度了吗？
他需要取得证据，然后带到柏林。
他需要照片。
他要把这支庞大的假军队给拍照下来，然后到苏格兰去与潜艇会合。他要把照片亲手交给元首。
拍照需要光源，他只好等待天亮。刚才来的路上不远处有一座破仓房，他可以在那里度过下半夜。
他看了看指南针，便出发了。仓房比他想象的要远，他足足走了一个小时。它是座旧木板建筑，顶棚上有些洞。由于没有粮食，连老鼠也早就离开了这里，但在储草料的顶棚上还有蝙蝠栖息。
费伯躺倒在一些模板上，却无法入睡，因为他想到，如今凭他一人之力，就能改变历史上这场最伟大的战争的结果。
黎明应在五点二十分到来。四点二十分，费伯离开了仓房。
虽然他没有睡觉，但两个小时躺着不动，使他的身体得到休息，头脑也冷静了，现在他的精神又饱满了。西风扫清了残云，尽管月亮已经落下，但星光灿然。
他的时间把握得很准。在“机场”进入他的视野时，天空已经亮得可以让人看清事物了。
哨兵还在他们的帐篷里。要是走运，他们大概在睡觉——费伯从自己的经验中体会到，执勤的时候，最后这几小时最难坚持。
万一他们出来，他就只好杀掉他们了。
他选好位置，在照相机里装上三十六张一卷的三十五毫米底片。他希望底片的感光药剂没有失效，因为那已经是从战前就一直保存在他箱子里的了。如今，在英国是买不到底片的。他一直把它们保存在防光袋内，不让它受热，应该是还能用的才对。
当太阳的红边露出地平线时，他开始拍照。他从各种有利角度和不同距离拍了一连串的照片，最后拍了一张假飞机的近景：这些照片会把假象和实情都表现出来。
他在拍摄最后一张照片时，从眼角瞥到一点动静。他卧倒在地，爬到一架“蚊子”式飞机下面。一个士兵从帐篷中出来，走了几步，在地上小便。那人伸了个懒腰，打了个哈欠，然后点燃了一支香烟，向机场周围看了一圈，打了个冷战，回到了帐篷里。
费伯站起身，跑了起来。
跑出了四分之一英里之后，他回头看了看。机场已经出了视线。他朝西向军营走去。
这可远远不是一般的间谍活动。希特勒一向独断专行。如果有人能带来证据，再次说明元首正确而所有的专家都错了，那他所能够得到的褒奖绝不仅仅只是在后背轻拍一下而已。费伯深知，希特勒早已把他列为德国情报机构最出色的特工：这次成功很可能会让他得到卡纳里斯的职务。
他加快了步伐，慢跑了二十码，走上二十码，又慢跑了二十码，这样他在六点三十分到达了“军营”。这时天已大亮，他无法过于靠近，因为那些哨兵不再待在帐篷里，而是进了一处没墙的营房中，对四周看得一清二楚。他卧倒在一道土坎旁边，从远处拍照。普通照片只能看出营房，但放大之后，就可揭示骗局的细部。
他返回去，朝小船走，这时他已拍好了三十张照片。他又匆忙走起来，因为此时的他十分令人生疑——一个身着黑衣的人背着一袋设备，在禁区的荒野中慢跑。
一个小时后他来到铁丝网前面，他四下张望，除了大雁之外，不见别物。他攀过铁丝网，一颗提着的心才放下来。出了铁丝网，他便处于有利的地位了——他可以恢复他那观鸟、钓鱼、划船的角色了。最危险的时刻已经过去了。
他溜达着穿过那一带林地，然后站定，顺一下呼吸，让整夜里都绷得紧紧的精神松弛下来。他决定把船先向前开几英里，再停下来睡上几小时。
到达运河边的时候，他心想：好啦，一切都过去啦。小船在晨曦中看着那么漂亮。他打定主意，一上路就要沏上一杯茶，然后——
一个穿军服的人从船舱走出来，说：“嗯？喂，你是什么人？”
费伯站着一动也不动，让他的冷静和本能发挥出来。闯到他船上的人穿的是国民军的上尉军装。他有一支手枪，插在皮带上的枪套里。他高大瘦削，不过看样子快六十岁了，帽子下露出白发。他没做拔枪的动作。费伯把这一切都看在眼里，便说：“你在我的船上，所以依我看，该由我来问你是什么人。”
“国民军上尉斯蒂芬·兰厄姆。”
“我是詹姆士·贝克。”费伯站在岸上不动。他知道，一名上尉是不会独自巡逻的。
“你在做什么？”
“在休假。”
“你到哪儿去了？”
“在观鸟。”
“在天亮以前吗？把枪对准他，沃森。”
一个身穿粗斜纹棉布军装的年轻人，手持滑膛枪从费伯的左边靠上来。费伯四下扫了一眼。还有一个人在他右边，他身后还有第四个人。
上尉叫道：“他从哪个方向来，下士？”
回答来自一颗橡树的顶部。“从禁区来，长官。”
费伯在心里快速算了一下双方的人数对比：四比一。还不算要从树上下来的下士。他们只有两支枪：指着他的那支滑膛枪和上尉的手枪。而且他们都不是正规军人。小船也有帮助。
他说：“禁区？我只看到了一段铁丝网。喂，请把那支大口径老枪对准别处好吗？它会走火的。”
上尉说：“没人在夜间观鸟的。”
“如果在黑暗的掩护下找好藏身之地，鸟醒来时就看不见你。这是公认的好办法。喂，我说，国民军精忠爱国、精明干练是没错，但做事也不要做得太过火，好吗？检查检查我的证件，再打个报告，不就行了吗？”
上尉脸上掠过一层疑云：“你那帆布袋里有什么？”
“望远镜、照相机，还有一本参考书。”费伯的手伸向袋子。
“你不要动。”上尉说，“沃森，看看那里面。”
这就是外行的过失了。
沃森说：“举起手来。”
费伯把双手举过头顶，右手贴近左衣袖。费伯盘算着接下来几秒钟的行动：千万不能有枪响。
沃森端着枪对准他，从费伯的左边靠上来，打开了费伯的帆布袋的盖子。费伯从衣袖中抽出锥形匕首，越过沃森的防卫线，把匕首从上向下捅进了他的脖子，直至没柄。费伯的另一只手从年轻人的手中把滑膛枪扭了过来。
岸上的另外两名士兵向他奔来，那名下士开始噼噼啪啪地从橡树枝上下来。
费伯从沃森的脖子上拔出匕首，那人随即瘫倒在地。上尉慌乱地掀着枪套的盖。费伯跳到船上。船摇晃起来，上尉立脚不稳。费伯用匕首向他刺去，但上尉离他太远。刀尖顺着上尉军上衣的翻领上向上一滑，扎到他的下巴上。他那只拔枪的手离开枪套，去捂住伤口。
费伯转过身来，面对河岸。一个士兵跳了过来。费伯向前进了一步，右臂直挺挺地伸出。跳过来的士兵撞到了八英寸长的锥刀上。
这一撞使费伯站不住脚，手也松开了锥形匕首。那士兵倒在了匕首上。费伯跪起身——上尉已经打开枪套，他来不及去拔匕首了。费伯向上尉跃过去，一只手直奔军官的面部。手枪抽出来了。费伯的两个拇指抠向上尉的一只眼睛，他痛得大叫，用力推开费伯的手臂。
第四名士兵这时“砰”的一声跳到了船上。费伯即时转过身去——上尉这时即使能打开手枪保险栓，也因看不见而无法开火了。第四个人握着一根警棍，用力朝下打来。费伯向右一闪。警棍没打到他的头，却击中他的左肩，让他的左肩登时麻木了。他用右手的掌侧向那个人的脖子劈下去，那是有力而准确的一击。奇怪，那人居然挺住了，又举起警棍砸下来。费伯靠上去。他的左臂恢复了知觉，疼得钻心。他的双手掐住了那士兵的脸，连推带扭。那人的脖子随着咔啪一响断了。警棍也同时落了下来，这次砸到了费伯的头上。他头昏眼花地转过身。
上尉跌跌撞撞地朝他扑了上来，费伯把他一推。他往后一绊，帽子飞出，随后他翻过船帮，落入运河，溅起大片水花。
下士从橡树六英尺高的地方跳到了地上。费伯从先前撞上来的卫兵身上抽出了锥形匕首，跃上岸去。沃森还活着，但拖不了多久了——血从他头部的伤口上喷涌而出。
费伯和下士面对着面。下士握着一支枪。
他给吓坏了。就在他爬下树的短短瞬间，这个陌生人已经杀掉他的三个伙伴，还把上尉扔进了运河。他的眼睛中闪着恐惧的亮光。
费伯看了一眼那支枪。枪很旧——样子像是博物馆中的展品。那个下士要是对那支枪还有信心，早就开火了。
下士向前迈了一步，费伯注意到他特别在意他的大腿——大概是在从树上跳下来时受了伤。费伯在左侧移动，迫使下士在转身瞄枪时，把身体的重心放在伤腿上。费伯用靴尖挑起一颗石子。趁下士的眼睛向石子一转的瞬间，费伯扑了上去。
下士扣了扳机，没有打响。那支老枪卡住了。即使枪响了，也不会射中费伯——下士的眼睛正看着石子，伤腿让他站不稳，而且费伯也已经移开了。
费伯刺中他的脖子，杀死了他。
只剩上尉了。
费伯一看，瞧见上尉正在河对岸露出水面。他找到一块石头，抛了过去。石头击中了上尉的头，但他上了岸，跑了起来。
费伯跑到河岸，跃入水中，划了几下水，便到了对岸。上尉已经在百码之外，还在跑着，但他毕竟上了年纪。费伯追了上去。他一步步逼近。终于，上尉放慢了速度，随后瘫倒在一棵灌木上。费伯来到他面前，把他翻转过来。
上尉说：“你是个……恶魔。”
“谁叫你看到了我的脸。”费伯这样说着，随之把他杀死。
12
一架机翼上涂着卐字徽记的Ju-52型三引擎运输机，在东普鲁士森林中的拉斯登堡被雨淋湿的跑道上跳了一下，停住了。一个身材矮小而五官硕大的人走下飞机，快步穿过柏油跑道，来到一辆等候着的奔驰轿车前面。
汽车在阴暗潮湿的森林中行驶着。德军元帅欧文·隆美尔摘下帽子，用一只神经质的手沿着退去的发线揩抹着。他知道，几周之后，将有另一个人走这条路，那人的皮包里装着一枚炸弹——炸弹要对付元首本人。于是德国的新领袖——最可能就是隆美尔自己——就可以强硬的立场同盟国谈判。
汽车行驶十英里之后，到达了“狼穴”：希特勒和他周围那伙越来越紧张的将军们现在的大本营。
毛毛细雨不停地下着，雨珠从院中高大的针叶树上滴下。在希特勒私人宅邸的门前，隆美尔戴上帽子，下了汽车。党卫军元首卫队队长拉登休伯默默地伸出手，接过隆美尔的手枪。
会议将在地下室举行，那是个阴冷潮湿而不透气的水泥遮蔽所。隆美尔走下台阶，进入了屋内。里面已经坐定了十多个人，等候着中午的会议：希姆莱、戈林、冯·里宾特洛甫、凯特尔都在座。隆美尔向他们点头致意，坐到一把硬椅上等候着。
希特勒进来时，大家都站起身。希特勒穿一件灰色上衣和一条黑色裤子，隆美尔观察到，他益发弓腰驼背了。他径直走到地下室的尽头，那儿的水泥墙上，钉着一张西北欧的大地图。他面露倦容，显得烦躁不安，开门见山地讲起了正题。
“盟军将入侵欧洲大陆，就在今年。英美联军准备从英国出发，在法国登陆。我们将在高潮线上把他们一举消灭，这一点没有商量的余地。”
他的目光巡视了一周，似乎在揣摩有哪个部下敢提出异议。一阵沉默。隆美尔打了个冷战：这间地下室冷得像地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