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斯科的罗西亚大酒店是欧洲最大的酒店，拥有5738个床位、十英里长的走廊，可是没有空调设备。

亚斯夫·哈桑在那里睡得非常不好。

“突击队应该抢在狄克斯坦之前劫持那条船”，这句话说起来简单，但是他越想就越觉得可怕。

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简称“巴解”）在1968年时并非像它佯称的那样是个紧密的政治实体，甚至也不是一个由各个战斗小组协同配合的松散的突击队，倒更像是一个有共同志趣的人们组成的俱乐部：它虽然代表其成员，但并不控制他们。各个游击小组可以通过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发出同一个声音，但他们不能也未曾一致行动。因此，当马赫莫德说突击队会有所作为时，他指的只是他的小队。何况，在这种情况下，哪怕要求巴解合作，都是不明智的。巴解从埃及人那里得到了资金、设备和落脚点，但是也受到他们的渗透，要是想对阿拉伯集团保密，就不能对巴解透风。当然，在行动之后，全球新闻界关注那条载有核物质的被劫船只时，埃及人就会知晓，而且可能会怀疑突击队有意对他们隐瞒，但马赫莫德会装聋作哑，而埃及人也只好跟着一起欢呼突击队粉碎了以色列人的一次进犯行动。

无论如何，马赫莫德相信他不需要别人的帮助。他的突击队与巴勒斯坦之外的世界有最好的联系，有最好的欧洲装备和相当多的资金。他现在在巴加西先安排借一条船的事，他的国际小队正在从世界各地集结过来。

然而，最关键的任务却交给了哈桑：如果突击队要赶在以色列人的前面登上阔帕列里号，他就要确定狄克斯坦劫船的确切时间和地点。就此，他需要克格勃。

他此刻感到在罗斯托夫身旁极度不安。直到拜访马赫莫德之前，他一直能够告诫自己，他在为了同一个目标为两个组织工作着。如今，他毋庸置疑是个双面间谍，只是伪装成为埃及人和克格勃合作，实际上却在破坏他们的计划。他的感觉大不一样了——他在某种意义上成了叛徒——他担心罗斯托夫会在他身上注意到这种变化。

哈桑飞抵莫斯科的时候，罗斯托夫本人也感到不自在。他事先说过，他的公寓里没有哈桑可住的地方，其实哈桑知道他家的其他成员全都外出度假了。看来罗斯托夫在隐瞒某些事情。哈桑怀疑他在约会什么女人，不想要他的同僚碍事。

哈桑在罗西亚大酒店辗转反侧了一夜之后，到位于莫斯科环形线的克格勃大厦的菲利克斯·沃伦佐夫的办公室里会见了罗斯托夫。那里也有一股暗流。哈桑进屋的时候，那两个人正在争论什么，尽管他们当即闭上了嘴，屋里仍然弥漫着说不出口的敌对的僵持气氛。不过，哈桑忙于自己的秘密行动，没顾上对他们多加留意。

他坐了下来。“有什么进展吗？”

罗斯托夫和沃伦佐夫交换了一下眼色。罗斯托夫耸了耸肩。沃伦佐夫说道：“斯特罗姆堡号上安装了一个十分强大的无线电信标。那条船现在已经离开干船坞，向南穿过比斯海湾，估计会驶往海法，让摩萨德特工船员在那地方登船。我认为我们可以对我们的情报搜集工作感到满意了。这个项目现在已进入积极行动的阶段。事实上，我们的任务已经变成指令性的而不是描述性的了。”

“他们在莫斯科总部都这么说。”罗斯托夫不屑地说。沃伦佐夫瞪了他一眼。

哈桑说：“什么行动？”

“罗斯托夫就要去敖德萨登上一条叫作卡尔拉号的波兰商船。”沃伦佐夫说，“那条船表面上是普通的货运船，但实际上速度很快，而且还有些附加的装备，我们时常使用它。”

罗斯托夫抬头看着天花板，那是他脸上的一种稍显厌恶的表情。哈桑猜想，罗斯托夫不想让埃及人知道这些细节，大概这正是他和沃伦佐夫争论的事情。

沃伦佐夫继续说：“你的任务是弄到一条埃及船，并且在地中海跟卡尔拉号联系上。”

“然后呢？”哈桑追问道。

沃伦佐夫刚要开口，罗斯托夫抢先说：“我想让你告诉开罗一个打掩护的说法。”他对哈桑说，“我想让你们的人认为我们对阔帕列里号一无所知，我们只知道以色列人计划在地中海干些事情，我们还在设法弄清楚到底是什么。”

哈桑点点头，脸上还是无动于衷的表情。他必须知道那是什么计划，而罗斯托夫并不想告诉他！他说：“是的，我会这样跟他们说。不过，你要告诉我计划的具体内容。”

罗斯托夫瞥了沃伦佐夫一眼，耸了耸肩。沃伦佐夫说：“劫船之后，卡尔拉号会对准狄克斯坦的那条载铀的船。卡尔拉号要撞上那条船。”

“撞船！”

“你的船要目睹这次撞船，发出报告，并且要观察到船上的水手是以色列人，装的货是铀。这些事实都在报告之列。国际上会对这次撞船事故追踪溯源。船上的以色列人和盗窃来的铀无疑会成为铁证。与此同时，那些铀会归还给合法的货主，而以色列人就要蒙羞受辱。”

“以色列人会动武的。”哈桑说。

罗斯托夫说：“还巴不得呢，有你的船在场看到他们攻击我们并且帮助我们击退他们。”

“这个计划蛮不错。”沃伦佐夫说，“简单易行。他们只消撞船，余下的就顺理成章了。”

“不错，真是个好计划。”哈桑说。跟突击队的计划完全符合。与狄克斯坦不同的是，哈桑知道图林就在阔帕列里号的船上。突击队劫持阔帕列里号并伏击以色列人之后，他们可以把图林和他的电台设备抛进海里，这样罗斯托夫就没法确定他们的方位了。

但是，哈桑需要知道狄克斯坦打算执行他的劫持行动的时间和地点，以便确保突击队得以先期到达。

沃伦佐夫的办公室很热。哈桑走到窗前俯视莫斯科环形线上的过往车辆。“我们需要确切掌握狄克斯坦劫持阔帕列里号的时间和地点。”他说。

“为什么？”罗斯托夫做了个摊开两手、掌心向前的姿势，“我们有图林在阔帕列里号上，还有无线电信标在斯特罗姆堡号上。我们随时都知道这两条船的方位。我们只需要待在近处，到时候把船开上去就是了。”

“我的船必须在关键时刻处于合适的海域啊。”

“那就尾随着斯特罗姆堡号，保持在海平线的距离上，能够收到那条船的无线电信号就成。或者也可以同卡尔拉号上的我保持联系，或者双管齐下。”

“万一信标失灵，或者图林暴露了呢？”

罗斯托夫说：“这种风险应该以我们摊牌的危险来衡量，如果我们重新开始跟踪狄克斯坦——假定我们能够找到他的话。”

“不过，他还是有个漏洞的。”沃伦佐夫说。

这次轮到罗斯托夫瞪眼了。

哈桑解开了他的领口。“我可以开窗户吗？”

“窗户打不开。”沃伦佐夫说。

“你们听说过空调吗？”

“在莫斯科？”

哈桑转过脸去跟罗斯托夫说话：“想想看吧。我要有百分之百的把握，我们盯死了这些人。”

“我已经想过了。”罗斯托夫说，“我们已经尽力做到把握十足了。回到开罗去，安排好那条船，同我保持联系。”

哈桑心想，你这个摆臭架子的无赖。他又转向沃伦佐夫：“说句掏心窝子的话，除非我们消除了剩下的不确定的点，我无法告诉我们的人，我对这个计划已经感到满意。”

沃伦佐夫说：“我同意哈桑的想法。”

“哎，我不同意。”罗斯托夫说，“何况目前这个计划已经得到安德罗波夫的批准。”

直到此刻之前，哈桑认为，既然沃伦佐夫站在他的一边，而且沃伦佐夫又是罗斯托夫的上司，他就要占据上风了。可是提及克格勃的首脑，似乎棋局出现了制胜的一步：沃伦佐夫几乎一下子就怯阵了，而哈桑则不得不再次隐瞒他的绝望。

沃伦佐夫说：“计划是可以更改的。”

“那也只有经过安德罗波夫的批准。”罗斯托夫说，“而且这种改变你是不会得到我的支持的。”

沃伦佐夫的嘴唇咬得紧紧的。哈桑心想，他痛恨罗斯托夫，我也一样。

沃伦佐夫说道：“那好吧。”

哈桑在他的情报生涯中，始终身处某一个专业机构——埃及情报局、克格勃，甚至是突击队。总有资深的说话算数的人对他发号施令，并且负起最后的责任。此时此刻，当他离开克格勃大厦返回宾馆时，他意识到他要自己做主了。

他得单枪匹马地找到那个善于隐身、机警过人的人，发现他的戒备森严的秘密。

他有好几天都忙得不可开交。他返回开罗，向他们报告了由罗斯托夫编造的那个打掩护的故事，安排了罗斯托夫所需要的那条埃及船。他依旧面临的首要问题就像是他对着一座悬崖峭壁，在他至少看到登顶的部分通路之前，他是无法起步攀登的。他不由自主地从他的过往经历中搜寻使他能够应对这样的任务，并能独立行动的态度和办法。

他只好回到很久以前的道路上去。

先前，亚斯夫·哈桑曾经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人。他原本是一个富有的、甚至是贵族般的阿拉伯人，全世界都在他的脚下。他曾经抱着他能够多少成就一番事业的态度四下走动，并且认为他已经这样起步了。他到英国去学习，虽说是异国他乡，却毫无晕眩之感，而且他还融入了那里的社会，并不在意甚或虑及别人会如何看他。

即使在当时，也有几次他需要学习的时候；但他仍学得得心应手。有一次，一个本科的同学，是位有着子爵什么头衔的人物，邀请他到乡下去打马球。哈桑从来没有涉足过那项运动。他请教了规则，并且观察了一阵别人的玩法，注意着他们如何握球槌、如何击球、如何传球及其道理，随后他就下场了。他握球槌的样子笨拙，但他骑起马来风驰电掣，他打得像模像样，完全享受着其中的乐趣，他们那个队还获胜了。

眼下，在1968年，他自问：我能做成任何事情，可是我跟谁竞争呢？

当然，对手就是大卫·罗斯托夫。

罗斯托夫有主见、有自信、有能力、聪明绝顶。他甚至在狄克斯坦销声匿迹、无处可寻的时候，也能够找得到。他曾经两次成功。哈桑回忆起：

问题：狄克斯坦为什么在卢森堡出现？

想一想，我们什么时候得知的卢森堡？那地方有什么？

那里有股票交易所、银行、欧洲议会、欧洲原子能共同体——

欧洲原子能共同体！

问题：狄克斯坦消失了——他可能到什么地方去呢？

不知道。

不过，我们知道他认识的什么人吗？

只有牛津的阿什福德教授——

牛津！

罗斯托夫的方法是搜出只鳞片爪的信息——什么都算，无论多么不起眼——以便接近目标。

麻烦的是，他们似乎用尽了所掌握的全部零零碎碎的情报。

哈桑想，我得另辟蹊径。我能办成任何事情。

他绞尽脑汁回忆着从他们在牛津同窗以来的一切往事。狄克斯坦曾经打过仗，他下棋，他的服装破旧——

他有母亲。

可她已经过世。

哈桑从来没有遇到过他的兄弟姐妹，任何亲戚。他们当年就不算亲密，何况如今又时隔多年。

然而，毕竟有一个人可能对狄克斯坦有所了解，那就是阿什福德教授。

于是，亚斯夫·哈桑在绝望之中又回到了牛津。

一路之上，从开罗起航的飞机上、从伦敦机场到帕丁顿火车站的出租车上、在开往牛津的火车上、在驶向河边那栋绿白相间的小房子的出租车上，他都在琢磨着阿什福德。说实在的，他看不起这位教授。教授年轻的时候或许是个冒险家，可是后来变成了一个懦弱的老者，政治上半瓶醋，一个连老婆都看不住的书呆子。一个戴绿帽子的人是得不到别人尊敬的——而英国人却不这样看待，这只能增加哈桑的轻蔑。

他对阿什福德的弱点忧心忡忡，出于对亦生亦友的狄克斯坦的不二情谊，可能会使教授误入彀中。

他想不好该不该端出狄克斯坦是犹太人这一事实。早在他在牛津读书的时代，他就知道，英国的上层社会是最能容忍排犹观念的，私下里仍然反对犹太人的伦敦俱乐部都在西区，而不在东区。但阿什福德在那里是个例外。他热爱中东，而这种亲阿拉伯的姿态在动机上是伦理学而非种族的。不，那条途径是走不通的。

最终，他决定单刀直入：告诉阿什福德他为什么想找到狄克斯坦，并希望阿什福德肯于出自同样的理由助他一臂之力。

他们握手并倒了雪莉酒之后，就在花园里就座，这时，阿什福德说：“什么风把你这么快就又吹回到英国来了？”

哈桑说出了实情：“我在跟踪纳特·狄克斯坦。”

他俩坐在花园里河边树荫下由篱栅隔开的小角落里，多年前，哈桑就是在那里亲吻了漂亮的艾拉。那个角落遮蔽着十月的凉风，还有点秋日的阳光温暖着他们。

阿什福德警觉又谨慎，他面无表情：“我觉得你最好告诉我是怎么回事。”

哈桑注意到，在这个夏季里，阿什福德实际上有些时髦了。他修饰了面颊两侧的胡须，让乱糟糟的头发边缘长长了些，还穿上了粗斜纹布的牛仔裤，扎了宽皮带，外罩的仍是旧的花格呢上衣。

“我要跟你说。”哈桑说道，感觉很有些尴尬，换了罗斯托夫会更加巧妙的。“不过我得要你保证，不再向别人传播。”

“同意。”

“狄克斯坦是一名以色列间谍。”

阿什福德的眼睛眯了起来，不过没有吱声。

哈桑深入下去：“犹太复国主义者计划制造核弹，但他们没有钚。他们需要秘密供应的铀来填充他们的反应堆，以便生产钚。狄克斯坦的任务是窃取铀，而我的工作则是找到他并且制止他。我想让你帮我一把。”

阿什福德盯着他的雪利酒，然后一饮而尽。“这个命题有两个问题。”他这样说着，哈桑意识到阿什福德准备将这件事当作学术问题来探讨，这是心有余悸的学术式的典型防卫。“一个是我能否提供帮助，另一个是我该不该这么做。我认为，后一个是前提，反正从道义上说是如此。”

哈桑自忖：我可以抓着你的脖子，把你提起来，摇晃你。也许我能那么做，至少是比喻一下。他说：“你当然应该。你相信我们的事业。”

“没有那么简单。要求我的是干预两个民族的竞争，而双方都是我的朋友。”

“可是只有一方是正义的。”

“因此，我应该帮助正义的一方——而背叛非正义的一方咯？”

“当然啦。”

“在这件事上没什么‘当然’……假如你一旦找到了狄克斯坦，你会怎么办呢？”

“我在为埃及情报机构工作，教授。而我忠于的是——而且，我相信，你也一样——巴勒斯坦。”

阿什福德拒不上钩。“说下去。”他保持着不偏不倚的态度说。

“我得弄清狄克斯坦计划窃取这批铀的确切时间和地点。”哈桑迟疑地说，“突击队要赶在狄克斯坦下手之前到达那里。”

阿什福德的眼睛一亮。“我的天。”他说，“妙极了。”

哈桑心想，他就要到位了。他既害怕又激动：“对你来说忠于巴勒斯坦很容易，不过是在牛津这儿做做演讲，参加一下会议。而对我们这些要在外面为祖国而战的人们来说，就要困难多了。我到这里来要求你做些关乎你的政治的具体事情，决定你的理想有没有意义。这就是你和我要弄明白，阿拉伯的事业对你而言是不是超出了一个浪漫概念而已。这是考验啊，教授。”

阿什福德说：“也许你是对的。”

而哈桑却想：我拿住你了。

苏莎决定告诉她父亲，她跟狄克斯坦恋爱了。

起初，连她自己都拿不准是不是动了真情。他俩在伦敦共同度过的几天是狂热、幸福和爱恋的，但事后她意识到那些情感可能是一时兴之所至。她打好主意先不做决定。她将以平常心来对待，静观事态的终局。

在新加坡发生的一件事使她改变了想法。该次航行的两位男乘务员是同性恋，只占用分配给他们的两间宾馆房间的一间，这样机组就能使用空出的那间举行聚会。在聚会的时候，驾驶员对苏莎调情。那人是个金发男子，笑口常开、态度安详、骨架清秀，还有些令人愉悦的奇特的幽默感。女乘务员们一致认为他是个浪荡哥儿。通常，苏莎会不假思索地跟他上床。可是她拒绝了，这让所有的同事都感到吃惊。她过后反思，决定再也不能有求必应了。她已经抛弃了那一套观念。她所想要的只是纳撒尼尔。就像是……有点像五年以前第二个甲壳虫歌集问世的时候，她翻遍了她的埃尔维斯、罗伊·奥比森和埃佛利兄弟的录音存货，意识到那些熟悉的老曲调已经听得太多，对她已经失去了吸引力，不想再放送了，如今她需要的是更高档次的音乐。嗯，有点像那种感觉，只是还要更丰富些。

狄克斯坦的来信是定音的一锤。那封信天晓得是在哪里写的，反正是在巴黎的欧利机场投递的。他的字体小而工整，g和y两个字母的弯笔写得有些别扭，他把自己的心血投入到每一笔一画当中，一个平素沉默寡言的汉子写出这样的信就益发沁人肺腑。她读信的时候，热泪盈眶了。

她巴望自己能够想出一种方式向她父亲说清这一切。

她知道他不赞成以色列人。狄克斯坦是个老学生，她父亲真心诚意地高兴见到他，而且准备忽略这个老学生站在敌对一方的事实。可是，如今她打算让狄克斯坦成为她生活的长期伴侣，家庭的一员。他在信中说“我想要的是永远”，而苏莎想迫不及待地告诉他：“啊，是的；我也这样想。”

她认为中东的双方都不对。难民的出逃是不公和可怜的，不过她认为他们应该定居下来，创建自己的新家园。这么做虽然困难，但总比打仗容易，而且她不推崇这么多阿拉伯人觉得不可抗拒的大喜大悲的英雄行为。另一方面，整个的该死的混乱局面显然要归咎于犹太复国主义分子，是他们夺取了原本属于别人的国家。这样的愤世嫉俗的观点对她父亲毫无影响，他看到的是一方正确、一方错误，他妻子的漂亮的阴灵恰恰是在正确的一方。

这对他是艰难的抉择。她早已粉碎了他挽着身穿白色婚纱的女儿走在廊道上的梦想，不过他仍偶尔谈及她定居下来给他生个外孙女的话题。这个外孙竟然是以色列裔对他会是个沉重的打击。

苏莎进家门的时候心想，话说回来，这就是做家长的价值。她叫道：“爸，我回来了。”一边脱下大衣，放下她的飞行箱。没有回应，但他的公文包放在前厅：他一准是在花园里。她把水壶坐到火上，走出厨房，下坡前往河边，脑子里还在选词择句，如何把她的新闻告诉他。或许她该从这次航行谈起，再慢慢绕到……

她在走近篱墙时，听到了说话的声音。

“而你打算拿他怎么办呢？”是她父亲的语音。

苏莎停住了脚步，想不好该不该打扰他们。

“只是跟踪他。”另一个声音说，听着陌生，“当然，狄克斯坦不到事后是不该被杀死的。”

她用手捂住嘴，堵住自己的失声惊叫。随后，她惊骇不已地转身，轻手轻脚地跑回房子。

“那好吧。”阿什福德教授说，“按照我们权且称作罗斯托夫的方法，咱们来回忆回忆我们所了解的与狄克斯坦相关的一切。”

哈桑想着，随你怎么做，但是看在真主的份上，拿出点什么就好。

阿什福德继续说：“他出生在伦敦东区。他幼时父亲就去世了。母亲怎么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