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罗的圣诞节与几名同事在帕特·斯卡利家平淡地度过了。斯卡利是一名志愿返回德黑兰的年轻经理。斯卡利的妻子玛丽也回来了，给大家做圣诞晚餐的就是她。保罗开始想念鲁丝和孩子们。

圣诞节过去两天后，大使馆打来电话，说他们已经为保罗和比尔约到了地方预审法官侯赛因·达德加，双方将于12月28日早晨在艾森豪威尔大街的卫生部大楼会面。

九点刚过，比尔·盖洛德就来到了保罗的办公室。比尔端着一杯咖啡，穿着EDS公司的制服——商务西装、白衬衫、素净的领带、黑色布洛克皮鞋。

比尔与保罗一样，都是三十九岁，中等身材，体型偏胖。但外形上的相似之处仅此而已。保罗的肤色更黑，眉毛浓密，眼窝深陷，鼻子很大。穿便装时，他经常被误认为是伊朗人，直到他张嘴说出带纽约口音的英语。比尔的脸又圆又扁，皮肤白皙，任何人一见他都会认为他是盎格鲁-撒克逊人。

他们有许多相似之处。两人都信仰罗马天主教，但比尔更加虔诚，他们都喜爱美食，都接受过系统工程师的培训，并在六十年代加入EDS公司——比尔1965年入职，保罗1966年入职，都取得了骄人的业绩——尽管保罗稍晚一年入职，现在的职位却高于比尔。比尔对卫生保健行当了如指掌，而且在“管人”方面技术一流，但他没有保罗那么强势而活跃。比尔是一个深邃的思想者和谨慎的组织者。保罗从不担心比尔会搞砸一场重要的宣讲，因为比尔总会字斟句酌，精心准备。

他们配合得天衣无缝。保罗急躁冒进的时候，比尔就会让他停下来反思。比尔畏首畏尾的时候，保罗就会让他大胆往前闯。

他们在美国就已经相识，但他们的关系在过去九个月里更加熟稔。去年三月，比尔刚到德黑兰时就住在保罗家里。直到妻子和孩子也来了，比尔才搬走。保罗很内疚，几乎想让比尔回国，因为他觉得自己有责任保护比尔，而伊朗这儿除了一大堆问题外什么都没有。

对骚乱和枪击，比尔比大多数人都忧虑——也许是因为他未在这儿待太久，也许是因为他天生就爱忧虑。他认为护照的问题非常严重，保罗却不以为然。有一次，比尔甚至建议他和保罗乘火车前往伊朗东北边境，从那里进入苏联，因为没有人会想到美国商人会经由苏联逃跑。

比尔也非常想念艾米丽和孩子们，保罗觉得自己多多少少要为此负责，因为是他让比尔来伊朗的。

不过，一切就要尘埃落定了。他们将在今天见到达德加先生，取回他们的护照。比尔订了明天离开伊朗的航班，艾米丽正在策划元旦前夜为他举行接风宴会。用不了多久，这场噩梦就会结束了。

保罗笑着问比尔：“准备好了吗？”

“随时都可以走。”

“叫阿波尔哈桑来吧。”保罗拿起话筒。阿波尔哈桑是职位最高的伊朗雇员，在如何同伊朗人做生意方面为保罗提供了许多建议。他的父亲是一名出色的律师，他的妻子是美国人，他能说一口流利的英语。他的一项工作就是将EDS公司的合同翻译成波斯语。今天，在保罗和比尔同达德加会面时，他将担任翻译。

阿波尔哈桑立即来到保罗的办公室，一行三人出发了。他们没有带律师。根据大使馆的说法，这是一次例行会面，讯问也是非正式的。带律师去不仅没有必要，而且可能引起达德加先生的不满，让他怀疑保罗和比尔有所隐瞒。保罗希望大使馆的人也能在场，但戈尔兹拒绝了这一请求——大使馆派代表参加这样的会议不合乎常规程序。然而，戈尔兹建议保罗和比尔携带相关文件，以证实他们来伊朗的时间、正式的职务以及职责的范围。

车在德黑兰一如既往的疯狂车流中穿梭，保罗心情压抑。能回家固然值得高兴，但他不愿承认失败。他是EDS公司派来伊朗开展业务的，而现在他却在亲手结束业务。无论怎么看，公司的第一次海外投资都失败了。伊朗政府资金短缺不是保罗的错，但如此安慰自己作用不大，因为借口是产生不了利润的。

他们沿着同美国高速公路一样又宽又直的艾森豪威尔大街前进，两侧都是行道树，最后驶入一座十层高的大楼前的院子。大楼远离公路，由手持自动步枪的士兵把守。这里就是卫生和社会福利部的社保组织所在地。该组织本应成为把伊朗建设为福利国家的推动者。就在这儿，伊朗政府和EDS公司携手合作，建立了社保系统。EDS公司占据了第七层的全部房间——比尔的办公室就在里面。

保罗、比尔和阿波尔哈桑出示了通行证，进入大楼。走廊肮脏，没什么装饰，整栋楼里寒气逼人——暖气又停了。一行人被领到了达德加的办公室。

办公室不大，四面墙壁脏兮兮的，达德加就坐在一张古老的银灰色金属桌后。他面前的桌上放着一本笔记本和一支钢笔。透过窗户，保罗能看到隔壁房间EDS公司正在建造的数据中心。

阿波尔哈桑介绍了双方。一个伊朗女人坐在达德加桌旁的椅子里，她是诺巴什夫人，达德加的翻译。

他们都坐在破烂的金属椅中。茶端了上来。达德加开始用波斯语发言，声音轻柔但又十分深沉，脸上没有表情。保罗趁翻译的间隙仔细打量达德加。他五十多岁，又矮又胖，不知为何让保罗联想到阿奇·邦克【4】。他黑皮肤，头发往前梳，仿佛要掩盖即将秃顶的事实。他留着小胡子，戴着眼镜，穿着一套朴素的西装。

达德加说完，阿波尔哈桑翻译道：“他警告说，如果发现你的回答不令他满意，他有权逮捕你。他还说，你最好推迟接受讯问，让你的律师准备好保释金。”

保罗对形势的变化深感震惊，但他立刻以商人的机敏做出了分析判断。好吧，他想，最糟的结果也不过是他不相信我们，然后逮捕我们——但我们不是杀人犯，二十四小时后我们就可以获得保释。但我们会被扣留在这个国家，不得不同律师商量应对之策……这并不比现在的状况更糟。

保罗盯着比尔问：“你怎么看？”

比尔耸了耸肩，说：“戈尔兹说，这是一次常规会面。提到保释金也似乎是按规矩行事——就像事先宣读你有何权利一样。”

保罗点头：“我们可不想会面延期。”

“那就不理会保释金什么的吧。”

保罗转向诺巴什太太说：“请告诉达德加先生，我们两人从未犯下罪行，也不知道鄙公司有其他什么人犯了罪，所以我们相信我们都不会被起诉，我们希望能在今天之内结束讯问，以便能返回美国。”

诺巴什如实翻译。

达德加说他首先想讯问保罗，比尔应该先离开，一个小时后再回来。

比尔离开了。

比尔上到七楼自己的办公室。他拿起话筒，打电话给布加勒斯特的罗伊德·布里格斯。布里格斯是仅次于保罗和比尔的三号人物。

“达德加说他有权逮捕我们。”比尔告诉布里格斯，“我们可能需要支付保释金。打电话问伊朗律师，这番警告意味着什么。”

“好的。”布里格斯说，“你在哪儿？”

“在卫生部我的办公室里。”

“我问清楚了回你电话。”

比尔挂上电话等待。自己会被捕吗？这一想法太荒谬了。尽管如今伊朗腐败成风，但EDS公司从未通过行贿获取合同。即便公司曾经贿赂过伊朗官员，比尔也不是经手人——他的工作是提供产品，而不是赢得订单。

几分钟后布里格斯回电话了。“没什么好担心的。”他说，“就在上周，有个被指控谋杀的男子支付了一百五十万里亚尔【5】的保释金就被释放了。”

比尔迅速计算起来，那相当于两万美元，EDS公司应该拿得出这么多现金。几个星期来，他们积累了大量现金，一方面是因为银行罢工，另一方面也是为撤离做准备。“公司保险箱里有多少钱？”比尔问。

“大概七百万里亚尔，还有五万美元。”

这么说，比尔心里盘算，即使我们被捕，也能立刻支付保释金。“谢谢。”他说，“我感觉好多了。”

在楼下，达德加记录了保罗的全名、出生的时间和地点、上过的学校、电脑方面的经验和资格。他认真检查了正式任命保罗为EDS公司伊朗分公司总经理的文件。现在，他要求保罗陈述EDS公司是如何获得卫生部合同的。

保罗做了下深呼吸，说道：“首先，我想指出的是，合同谈判和签署的时候，我并不在伊朗工作，所以对于这个问题，我不是很了解。但我可以告诉你，我理解的谈判程序是什么样的。”

听了诺巴什夫人的翻译，达德加点了点头。

保罗继续发言，语速缓慢，表达规范，以帮助翻译能够理解，他说道：“1975年，EDS公司的一名管理人员保罗·布查了解到，伊朗卫生部正在寻找一家有医保和社保经验的数据处理公司，于是布查先生来到德黑兰，同卫生部的官员会面，商定了卫生部希望完成的工作的性质和规模。卫生部告诉他，路易斯·伯杰、马什和麦克伦南、伊朗信息系统、联合公共数据四家公司已投标，凯捷咨询公司也有投标意向。布查先生说，EDS是美国领先的数据处理公司，而且我们公司的专长正是卫生保健领域。他主动提议为卫生部免费做初步研究。卫生部同意了。”

保罗停下等诺巴什夫人做翻译，却发现她似乎并没有全部译出来，而达德加记下来的更少。保罗开始说得更慢，而且更频繁地停顿：“卫生部显然喜欢EDS公司的提议，因为他们要求我们进行一项花费二十万美元的详细研究。1975年10月，我们向卫生部提交了研究结果。卫生部接受了我们的方案，双方开始合同谈判。1976年8月达成了最终协议。”

“一切都是光明正大地进行的吗？”达德加透过诺巴什问。

“当然。”保罗说，“达成协议之后，又经过漫长的三个月，才获得了所有政府部门的许可，包括国王内廷的同意。每个步骤都是执行到位了的。合同到年末正式生效。”

“合同费用是否过高？”

“合同约定了最高20%的税前利润，如此大规模的合同，一般都要给足这么大的利润空间，这是世界各国的通行做法。”

“EDS公司是否履行了合同规定的义务？”

对这个问题，保罗再清楚不过了。“是的，我们履行了。”

“你能提供证据吗？”

“当然。合同详细规定了我必须隔一段时间就与卫生部官员会面，汇报进度。我按照规定做了汇报，卫生部也做了会议记录。合同还规定了EDS公司无法履行义务时卫生部的投诉程序，但他们从未走过这样的程序。”

诺巴什夫人翻译完后，达德加没有写下一个字。这些他一定都知道，保罗想。

“看看窗户外面。”保罗接着说，“那里是我们的数据中心。去看看吧。里面有电脑。摸摸它们，它们在运转，它们在生成信息。读读打印出的结果。电脑正在被使用。”

达德加做了简单的记录。保罗不知道他到底想干什么。

接下来的问题是：“你们同马哈维集团有什么关系？”

“刚到伊朗的时候，我们得知必须有伊朗合作伙伴才能在这儿做生意。马哈维集团就是我们的合作伙伴。然而，他们的主要任务是给我们提供伊朗员工。我们定期同他们会面，但他们基本不参与经营。”

达德加问：“为什么卫生部一名叫托里阿提的人在EDS公司领工资？这难道没有利害冲突吗？”

终于接触到实质性问题了。保罗可以理解，托里阿提的身份看起来确实不寻常，但这很好解释。他说：“合同规定，我们出钱请专家顾问，协助卫生部充分利用我们提供的服务。托里阿提博士就是这样一位顾问。他有数据处理的知识背景，熟悉伊朗和美国的商业模式。由EDS公司而不是卫生部给他发工资，是因为卫生部的工资太低，无法吸引到他那样的人才。不过，合同也规定，卫生部必须对我们做出相应的补偿。所以，准确地说，他的工资不是我们发的。”

达德加又草草地记了两笔。这些情况他大可从文件中获知啊，保罗想，很可能他已经知道了。

达德加问：“那为什么托里阿提博士会开发票给卫生部？”

“这很好解释。”保罗答道，“他从未开过发票。他顶多只会验收一些门外汉完全搞不懂的高科技项目，然后通知部长项目已经完成。”保罗微笑着继续，“他非常认真地履行对卫生部的责任——他是我们最辛辣的批评者，总是在验收项目前问许许多多的尖刻问题。我有时候倒真的希望能控制他。”

诺巴什夫人开始翻译。保罗暗忖：达德加到底想干什么？他先是问我来伊朗之前的合同谈判的事，然后又提到了马哈维集团和托里阿提博士，似乎他们都非常重要一样。也许达德加自己也不知道要找到什么——或许他只是在多方试探，希望发现非法行为的证据。

这出闹剧究竟要持续多久啊？

比尔就在外面的走廊里，穿着轻便大衣御寒。有人给他端上一杯茶，他双手捧着杯子，一边啜饮一边暖手。大楼里又暗又冷。

一见到达德加，比尔就惊讶地发现他与普通伊朗人不同。他冷漠、粗野、不友善。大使馆的人说达德加对比尔和保罗“怀有好感”，但比尔可没有这样的感觉。

比尔思考着达德加在玩什么把戏。他是在威胁他们，还是当真在考虑逮捕他们？无论如何，见面都没有按照大使馆的预期进行。大使馆的建议——不带律师或大使馆代表来——现在看起来错了。也许他们只是想置身事外。保罗和比尔如今只能靠自己了。这一天可不会太愉快，但这天结束的时候，他们也许就能回家了。

透过窗户，比尔看见艾森豪威尔大街上有些喧闹。就在这条大街的另一头，持不同政见者正在拦截过往车辆，将霍梅尼的画像贴在挡风玻璃上。保卫卫生部大楼的士兵则拦下车辆，将画像撕下来。士兵们的情绪愈发激昂，他们打碎了一辆车的前灯，又砸破了另一辆车的挡风玻璃，似乎是想好好教训司机。接着，他们将司机从一辆车里拖出来，狠狠揍了一顿。

他们又选中了一辆出租车——橘红色的德黑兰出租车。那辆车当然径直开过去了，连停都没有停，士兵们被触怒了，追上去，还开了枪。出租车和追出租车的士兵都从比尔的视野里消失了。

一番闹腾后，士兵们结束了令人沮丧的游戏，回到了院子里的岗位上，那里位于卫生部大楼的前部，四周围着墙。这场既幼稚又野蛮的闹剧折射出了伊朗的现状。这个国家正每况愈下。国王大权旁落，反对者决心驱逐他或者干脆杀了他。对车中的人，比尔深感同情。他们是无辜的受害者，除了祈祷局势好转外什么也干不了。如果伊朗人的人身安全都得不到保障，那美国人就更危险了，比尔想。我们必须离开这个国家。

走廊里还有两个无所事事的伊朗人，他们也在观看着艾森豪威尔大街上的骚乱，震惊程度丝毫不亚于比尔。

讯问从上午进行到了下午。比尔午餐吃了块三明治，配上更多的茶。他很想知道审讯室里的状况。他对被迫等待并不意外——在伊朗，“一个小时”的意思就是“晚些时候”，并不是精准的描述。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他愈发不安起来。保罗在里面遇到麻烦了吗？

那两个伊朗人整个下午都待在走廊里，什么都没干。比尔隐隐怀疑他们的身份。他没有同他们说话。

他希望时间能飞快地过去。他订了明天的航班。艾米丽和孩子们在华盛顿，他的父母和岳父母都住在那儿。他们要在元旦前夜为他举办一场大派对。他迫不及待地想见到他们。

他几个星期前就该离开伊朗，那时已有人开始扔燃烧弹。一名家里被燃烧弹袭击的受害者是他在华盛顿念高中时的同学，她嫁给了美国大使馆的一位外交官，比尔同他们谈论了这次袭击。幸运的是，没有人受伤，但大家都很害怕。我当时就该警醒，立刻离开这里，他想。

最后，阿波尔哈桑打开门叫道：“比尔！请进来。”

比尔看了看表——下午五点。他进了屋。“真冷啊。”他边说边坐了下来。

“坐在椅子里还挺暖和的。”保罗苦笑道。比尔看着保罗的脸——他似乎很不舒服。

讯问比尔前，达德加喝了一杯茶，吃了一个三明治。比尔注视着他，心想：小心！这家伙打算让我们掉进陷阱里，那样他就能阻止我们离开伊朗了。

讯问开始了。比尔说出了自己的全名、出生的日期和地点、上的学校、工作资格和经验。达德加问话和做笔记的时候一直板着脸——他就像一台机器，比尔想。

他开始明白为什么对保罗的讯问进行了这么久。每一个问题都必须从波斯语翻译成英语，而每一个回答又必须从英语翻译成波斯语。翻译主要由诺巴什夫人负责，但阿波尔哈桑会不时打断她，做出说明或更正。

达德加就EDS公司执行与卫生部合同的情况讯问了比尔。比尔做了详尽细致的答复，但这个话题十分复杂，技术性相当高，他断定诺巴什夫人不怎么听得懂他在说什么。总之，没人能仅凭几个普通的问题就搞清楚整个项目有多么复杂。谁会这么傻啊？比尔想，为什么达德加要坐在冰冷的房间里，问一整天愚蠢的问题？这是一种伊朗仪式，比尔判断。达德加需要尽可能完善记录，表明他做过细致的调查，以免日后被指责放走了他们。但他顶多只能让他们滞留伊朗一段时间。他们早晚都会离开的。

达德加和诺巴什夫人看上去都不友善。这场讯问变得更像是法庭盘问。达德加说EDS公司给卫生部的进度报告造假，借此诈骗卫生部为未完成的工作付款。比尔指出，卫生部的官员能够掌握项目的进度，而且从未表示报告不准确。倘若EDS公司未能尽责，卫生部为什么不投诉呢？达德加可以去查阅卫生部的文件。

达德加又问到了托里阿提博士，比尔解释了托里阿提扮演的角色，但诺巴什夫人在达德加还没有说任何可供翻译的话之前，就说比尔的解释不可信。

接着是一堆八竿子打不着的问题，其中一个完全不知所谓：EDS公司有没有雇佣希腊员工？比尔说没有，不知道这问题有什么意义。达德加似乎丧失了耐心。也许他希望比尔同保罗的回答能自相矛盾，但现在他大失所望，只好装模作样地走过场。他的提问马虎而仓促，也没有在比尔作答后追问或要求进一步澄清。一个小时后，他结束了讯问。

诺巴什夫人说：“请你们在达德加先生的笔记本上的每一对问答旁签字。”

“但他是用波斯语写的——我们一个字都不认识！”比尔抗议道。他知道这是陷阱，这些文字是达德加给他们编造的谋杀、间谍或别的什么罪名，签了字就等于招供。

阿波尔哈桑说：“我会检查一下笔记的内容。”

保罗和比尔等待阿波尔哈桑检查笔记。他看起来读得很粗略。他将笔记本放在桌上，说：“我建议你们签字。”

比尔知道自己不应该签，但他别无选择。如果他想回家，就必须签字。

他看着保罗。保罗耸耸肩。“我想我们还是签了吧。”

他们轮流拿过笔记本，将名字写在了一堆看不懂的波斯文字旁边。

签完字后，房间里的空气骤然紧张起来。现在他得让我们回家了吧，比尔想。

达德加将资料放入一堆整齐的文件里，一边同阿波尔哈桑用波斯语聊了几分钟。然后他离开了房间。阿波尔哈桑转身面对保罗和比尔，满脸严肃。

“你们被捕了。”他说。

比尔心一沉。这意味着没法坐飞机回华盛顿，没法见到艾米丽，没法参加元旦前夜的派对了……

“保释金是九千万托曼，保罗六千万，比尔三千万。”

“天啊！”保罗说，“九千万托曼就是……”

阿波尔哈桑在一张纸上算了出来。“差不多是一千三百万美元。”

“开什么玩笑！”比尔说，“一千三百万？杀人犯的保释金才两万。”

阿波尔哈桑说：“他问你是否准备交保释金。”

保罗大笑道：“告诉他我手头有点儿紧。我得去银行取钱。”

阿波尔哈桑没有答话。

“他不是认真的吧？”保罗说。

“他是认真的。”阿波尔哈桑说。

比尔突然怒不可遏——达德加、洛·戈尔兹，还有这个该死的世界，都他妈的不是东西。这明明是个陷阱，他们却生生地掉了进去。为什么？他们主动来到了这里与达德加见面，见面是美国大使馆安排的。他们没有干坏事，也没有人拿得出他们干坏事的证据，但他们还是要进监狱，而且是伊朗的监狱！

阿波尔哈桑说：“你们可以每人打一通电话。”

就像电视上的警匪片一样——打一通电话，然后就进监狱。

保罗拿起话筒拨号：“请找罗伊德·布里格斯。我是保罗·恰帕罗恩……罗伊德？我今天不能回来吃晚饭了。我被逮捕了。”

比尔想，保罗到现在还不相信自己真会被关进监狱。

保罗听了片刻，说：“先给盖登打电话怎么样？”比尔·盖登和比尔·盖洛德的名字十分相近，前者是EDS公司的全球总裁，保罗的顶头上司。一旦消息传回达拉斯，比尔想，这些不知天高地厚的伊朗人就会见识到EDS公司的厉害了。

保罗挂断电话，换比尔打电话。他致电美国大使馆，要求总领事接听。

“戈尔兹吗？我是比尔·盖洛德。我们刚才被逮捕了，保释金是一千三百万美元。”

“怎么会这样？”

比尔对戈尔兹冷静而从容的声调大为光火。“是你安排了这场会面，你还说我们可以离开！”

“如果你们没有干坏事，我肯定——”

“你说‘如果’是什么意思？”比尔怒吼道。

“我会尽快派人来监狱。”戈尔兹说。

比尔挂上电话。

那两个在走廊晃荡了一整天的伊朗人进了屋。比尔发现他们高大魁梧，多半是便衣警察。

阿波尔哈桑说：“达德加说不必给你们上手铐。”

保罗说：“真是谢谢啊。”

比尔忽然想起那些关于国王监狱中虐待囚犯的传说。他尽量不去多想。

阿波尔哈桑说：“你们要把公文包和钱包交给我吗？”

他们将包交了出去。保罗留下了一百美元。

“你知道监狱在哪儿吗？”保罗问阿波尔哈桑。

“你们将前往司法部设在海亚姆街的临时拘留所。”

“赶紧回布加勒斯特，向罗伊德·布里格斯汇报详情。”

“好。”

一名便衣警察打开了门。比尔看着保罗。保罗耸耸肩。

他们出了门。

警察押送他们下楼，进入一辆小车。“我想我们得在监狱待上几个小时。”保罗说，“大使馆和EDS公司需要那么长时间才能派人来把我们保释出去。”

“他们可能已经到监狱了。”比尔乐观地说。

两名警察中更壮的那名坐进了驾驶席，他的同事坐在副驾驶席上。他们驶出院子，进入艾森豪威尔大街，车速很快。他们突然转弯，进入一条狭窄的单行道，以最快的速度逆行。比尔紧抓住面前的座椅。他们左转右拐，回避从对面驶来的轿车和公交车，其他司机纷纷鸣笛挥拳。

他们朝南稍偏东的方向前进。比尔想象着到达监狱时的情形。EDS公司或大使馆的人会来商量降低保释金，让他们直接回家而不用蹲监狱吗？大使馆的人肯定对达德加的所作所为备感愤怒。沙利文大使会出面斡旋，让他们立刻获释。毕竟，将两名没有犯下任何罪行的美国人关进伊朗监狱，并将保释金定为一千三百万美元是极其不公正的。整件事都荒唐透顶。

但他现在却坐在这辆车的后座里，静静地注视着窗外，思考着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车继续向南行驶，透过车窗看到的景象让他更加惊惧。

美国人在城北生活和工作，在那里骚乱和斗殴还是偶发现象，但这里——比尔现在意识到——混乱却已是常态。被焚毁的公交车的黑色残骸在街上冒着烟；数百示威者大肆破坏，高喊着，唱着圣歌，纵火，建路障；十多岁的少年朝汽车抛掷着莫洛托夫鸡尾酒——一种以碎布为引信的装满汽油的酒瓶。他们的目标似乎是随机的，下一个遭袭击的可能就会是我们，比尔想。他听见了枪声，但光线昏暗，他没有看见谁在朝他们开枪。司机驾着车一路狂奔，从未减速。路上几乎每隔一条街都被暴徒、路障或燃烧的汽车所堵塞，司机只好绕行，不顾任何交通信号灯，沿着小路以疯狂的速度绕过阻碍。我们不可能活着到看守所了，比尔一边想，一边摸了摸兜里的念珠。

这段路似乎永远也走不完，但就在这时，小车突然拐进了一个圆形院子，停了下来。壮实的司机一言不发地下了车，进了楼。

司法部很大，占据了整整一个街区。黑暗中——街灯都熄了——比尔隐约看见一栋五层高的大楼。十或十五分钟后，司机出了大楼，钻进驾驶席，绕到了大楼后面。比尔猜他已经在大楼里做了囚犯入监登记。

车在大楼后驶上路沿，在人行道上停了下来，旁边是一道又长又高的砖墙，墙上有一扇双开铁门。右侧很远的地方，隐约看得见一个小公园或花园的轮廓。司机下了车，一扇铁门上的窥视孔打开了，司机同门后的人用波斯语聊了两句，然后门开了，司机示意保罗和比尔下车。

他们走进铁门。

比尔环顾四周。他们处在一个小院子里。他看见十到十五个配有自动武器的警卫分散在院内。面前是一个环形车道，上面停着轿车和卡车。左侧有一座平房，紧挨着砖墙，右侧则是另一扇铁门。

司机来到第二扇门边，敲了敲门。窥视孔打开，他又同里面的人用波斯语说了几句。然后门开了，保罗和比尔被推了进去。

他们来到登记处，那里放着一张桌子和几把椅子。比尔环顾四周。没有律师、没有大使馆员工，也没有EDS公司的管理人员来救他们。我们无人相助，他想，这将会很危险。

一个警卫站在桌后，手握一支圆珠笔和一叠表格。他用波斯语问了个问题，保罗估摸着答道：“我叫保罗·恰帕罗恩。”然后拼读了一遍。

填写表格用了将近一个小时。一个能说英语的囚犯被带出来做翻译。保罗和比尔填写了他们在德黑兰的住址、电话号码、出生日期，还列出了他们的随身物品。他们的钱被没收了，每人只能保留两千里亚尔，大概相当于三十美元。

他们被带到邻近的房间里，被要求脱掉衣裳。他们脱得只剩下内裤。警卫搜查了他们的衣裳和身体。他们吩咐保罗穿上衣裳，但没对比尔这么说。这里非常冷——这里的暖气也停了。比尔光着身子，瑟瑟发抖，不知接下来会发生什么。监狱里显然只有他们两个美国人。他之前读过报道，还听人说过，伊朗的监狱堪比地狱。警卫会对他和保罗做什么？其他囚犯会怎么对他们？但愿有人早点来解救他们。

“我能穿上外套吗？”他问警卫。

警卫没有听懂。

“外套。”比尔说，做了一个穿外套的动作。

警卫将他的外套递给他。

不一会儿，另一名警卫进来让比尔穿好衣服。

他们被带回了登记处。比尔再次环顾四周，期待看到律师或朋友，但他再次失望了。

警卫领他们穿过登记处。又一扇门打开了。他们沿着台阶进入地下室。

地下室里寒冷、阴暗、肮脏。几间牢房里挤满了囚犯，他们全都是伊朗人。尿骚味令比尔闭上嘴，用鼻子浅浅地呼吸。警卫打开了九号牢房的门，保罗和比尔走了进去。

十六个胡子拉碴的囚犯好奇地瞪着他们。保罗和比尔也瞪着他们，心中恐怖不已。

牢门在他们身后“砰”地关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