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4>1</h4>

西蒙斯在达拉斯同佩罗谈话的时候，帕特·斯卡利——全世界最差劲的撒谎者——正在伊斯坦布尔试图糊弄一个狡猾的土耳其人。“菲什先生”是一名旅行代理人。在十二月的撤离行动中，梅夫·斯托弗和T.J.马尔克斯“发现”了他。他们雇佣他安排被撤离者逗留伊斯坦布尔，而他表现优异。他为所有人预订了喜来登酒店的房间，还组织大巴车去机场，将他们接到酒店。抵达酒店后，饭菜已准备妥当。撤离者先行离开机场，他留下收取行李并办理通关。撤离者用餐完毕后，发现自己的行李已奇迹般地放在房间外。第二天，孩子们被安排去看电影录像，大人则被安排去观光，以此打发等待飞往纽约的飞机的时间。“菲什先生”是在大多数酒店员工都在罢工的情况下做到这一切的——T.J.发现酒店房间的床是“菲什先生”亲自铺的。机票订好之后，梅夫·斯托弗想复印一份行动指南发给每个人，但酒店的复印机坏了——“菲什先生”找来了一个电工在星期天凌晨五点来修理。“菲什先生”几乎无所不能。

西蒙斯依然对走私沃尔瑟警用手枪进入德黑兰有所担心，但听说“菲什先生”曾将撤离者的行李通过土耳其海关的检查后，他建议请“菲什先生”解决枪支的问题。斯卡利于1月8日前往伊斯坦布尔。

第二天，他在喜来登的咖啡店与“菲什先生”会面。“菲什先生”年近五十，身体肥胖，穿着土褐色的衣服，但他非常精明——斯卡利根本比不上。

斯卡利告诉他，EDS公司需要他在两方面提供帮助：“第一，我们需要一架能进出德黑兰的飞机；第二，我们需要让一批行李通过海关而不被检查。当然，我们会向你支付合理的报酬。”

“菲什先生”半信半疑：“你们为什么要这么做？”

“我们要将一批电脑系统所需的磁带送到德黑兰。”斯卡利说，“但我们想尽量降低风险。我们不能让磁带受到X光照射或者别的损伤，更不能让海关将其没收。”

“为此，你要雇一架飞机，还要海关不检查你们的包？”

“不错。”斯卡利看得出，“菲什先生”压根儿不信。

“菲什先生”摇头道：“不行，斯卡利先生。我很高兴之前能帮你的朋友，但我是旅行业者，不是走私贩。这生意我不干。”

“飞机呢？你能给我们弄一架飞机吗？”

“菲什先生”再次摇头，说：“你得去约旦的安曼，阿拉伯之翼航空公司有包机飞往德黑兰。这是我能提供的最好建议。”

斯卡利耸肩道：“好吧。”

几分钟后，他离开“菲什先生”，上楼进入自己的房间，给达拉斯打电话。

他作为营救队员的第一项任务进行得并不顺利。

西蒙斯得到消息后，决定将沃尔瑟警用手枪留在达拉斯。

他对科伯恩解释道：“不要刚开始就破坏了整个行动，我们还不清楚是否真的需要手枪。我们没必要冒这样的险，至少现在没必要。我们先去伊朗，看看具体的情况。如果我们确实需要手枪，舒维巴赫再返回达拉斯取。”

手枪被保存在EDS公司的保险库里，同时放那儿的还有西蒙斯下令购买的用于锉掉枪上序列号的工具（因为这样做是违法的，所以不到最后一刻坚决不能这么做）。

不过，他们会带上有活底的箱子，做一次非实弹演习。他们还会携带2号霰弹——由戴维斯将其装在他的豆子袋里，以及西蒙斯需要的用于将弹药重新装填进鸟枪子弹的工具——西蒙斯将亲自携带。

因为现在已没有必要中途停留伊斯坦布尔，所以西蒙斯让斯卡利去巴黎订酒店房间，并为所有人购买飞往德黑兰的机票。

1月10日上午十一点零五分，营救队的其他队员在达拉斯-沃斯堡机场登上布兰尼夫国际航空公司的341号航班前往迈阿密，然后转乘美国国家航空公司的4号航班去巴黎。

第二天早上，他们在奥利机场的餐厅与咖啡馆之间的画廊与斯卡利会面。

科伯恩发现斯卡利有些提心吊胆。他意识到，所有人都被西蒙斯传染了，对安全高度重视。尽管他们都是乘同一架飞机从美国来的，但座位却是分开的，而且互相不打招呼。在巴黎，斯卡利怀疑奥利机场希尔顿酒店的员工在窃听他的电话，于是西蒙斯——他本来就对待在酒店里感到不自在——决定他们将在画廊里会谈。

斯卡利也没有完成他的第二项任务——为大家购买从巴黎到德黑兰的机票。

“因为伊朗局势动荡，机场员工罢工，有一半的航空公司都停飞伊朗航线。”他说，“剩下的航班都被急着回家的伊朗人订完了。我得到唯一有用的消息是，瑞士航空可能在苏黎世还有航班。”

他们分成两组。西蒙斯、科伯恩、波赫和博尔韦尔将前往苏黎世，试试瑞士航空。而斯卡利、舒维巴赫、戴维斯和杰克逊将留在巴黎。

西蒙斯那组乘瑞士航空的头等舱飞往苏黎世。科伯恩坐在西蒙斯身边。整个飞行途中，他们都在享用虾和牛排。西蒙斯热情地称赞了美味而丰盛的午餐。科伯恩不禁好笑，他还记得西蒙斯说过：“饿了开罐头吃。”

在苏黎世机场，德黑兰航班的柜台被伊朗人洗劫一空。营救队只买到了一张机票。他们中谁应该去呢？他们决定选科伯恩。他将负责后勤——作为人事主管和撤离行动的策划人，他对EDS公司在德黑兰的资源了如指掌：一百五十所房子和公寓，六十辆被遗弃的轿车和吉普车，两百名伊朗雇员——只有一部分能信任——还有食物、饮料，以及撤离者留下的工具。科伯恩首先回去可以安排车辆、装备，以及队员们的藏身处。

于是科伯恩向朋友们道别，坐上飞机，朝混乱、暴力和革命的旋涡中飞去。

西蒙斯和其他队员都不知道的是，同一天，罗斯·佩罗乘英国航空公司的172号航班从纽约飞到伦敦。他也要去德黑兰。

从苏黎世到德黑兰的飞行实在太短了。

科伯恩在飞机上焦急地思考着他必须做的那些事。他不能列出一个表——西蒙斯不允许写下任何东西。

他的第一个工作是带着有活底的行李箱通过海关。箱内没有枪——如果海关检查箱子，发现了活底，科伯恩就说那是为了携带精密的摄影设备。

接下来，他必须挑选一些被遗弃的房子和公寓给西蒙斯考虑，看哪里适合做藏匿点。然后他必须弄几辆车，还有足够的汽油。

为了不把基恩·泰勒、里奇·加拉格尔和EDS公司的伊朗员工牵扯进来，他已编好了托词——就说他在准备将撤离者的私人物品运回美国。科伯恩曾建议西蒙斯将秘密行动告知泰勒，因为他将是营救队的宝贵人才，但西蒙斯说他要见过泰勒之后再作决定。

科伯恩不知道如何才能骗得过泰勒。

飞机降落后，他仍在思考这个问题。

机场内的所有员工都穿着军队制服。科伯恩意识到，在大罢工的条件下，机场还能开放，原因就在这里——它已经被军队接管了。

他拿起带活底的行李箱，穿过海关。没有人拦下他。

到达大厅就像动物园一样混乱。候机的人群完全没有秩序，军队没有用军事方式管理机场。

他好不容易才穿过人群，来到出租车扬招点。他绕过了两个为争出租车大打出手的人，坐上了下一辆车。

进城的路上，他看到沿途有许多武器装备，尤其是机场附近。坦克的数量比他离开的时候多多了。这是否是国王仍在掌控权力的标志？报纸上国王仍在发声，就像仍然大权在握一样，但巴赫提亚尔也在发声。霍梅尼也在发声——他刚刚宣告伊斯兰革命议会取代现政府，就好像他已经在德黑兰取得政权，而不是在巴黎郊外的别墅中打电话一样。事实上，伊朗出现了权力真空。尽管这妨碍了释放保罗和比尔的交涉，但很可能对营救队有利。

出租车将他载到了被称作布加勒斯特的大楼前，他在那里见到了基恩·泰勒。泰勒现在是负责人，因为罗伊德·布里格斯去纽约当面给EDS公司的律师报告情况了。泰勒坐在保罗·恰帕罗恩的办公桌后，穿着整洁的西装，仿佛与革命相隔百万公里，而不是正置身其中一样。见到科伯恩时，他大吃一惊。

“杰伊！你什么时候到这儿的？”

“刚到。”科伯恩说。

“你怎么留胡子了？你想被炒鱿鱼吗？”

“我觉得这样做可以让我看起来不像是美国人。”

“你见过留淡黄色胡子的伊朗人吗？”

“没有。”科伯恩笑道。

“那你来这儿干什么？”

“在可预见的未来，我们显然不会再带我们的人回来。所以我是来这儿把大家的私人物品收拾起来运回国的。”

泰勒向他投去怪异的目光，但没有多说什么。“你打算住哪儿？我们都搬进了凯悦酒店，那里更安全。”泰勒问。

“我能住你的老房子吗？”

“怎么都行。”

“现在谈谈那些私人物品。你有大家留下的那些信封吗？里面装着房子钥匙、车钥匙，以及如何处理私人物品的说明。”

“当然有。大家不要的东西我都卖了——洗碗机、电吹风、冰箱。我一直在搞旧货出售呢。”

“能把信封给我吗？”

“当然可以。”

“大家的车呢？”

“我把大部分车都聚集起来，停在一所学校里，交给伊朗人看管，但愿他们没把车卖掉。”

“汽油呢？”

“里奇从空军那里弄了四个五十五加仑容积的油罐，我把它们全装满了油，存到地下室里了。”

“我进来的时候似乎闻到了汽油的味道。”

“别到下面点火柴——这里会被炸入地狱的。”

“你们是怎么加满油罐的？”

“我们将两辆车做中转——一辆别克，一辆雪佛兰，油箱都很大。两名司机用一整天排队加油。加满之后，他们回来，我们就用虹吸法将汽油导入油罐，然后又把车开去加油站。有时候，你能从排在前面的人那里买油。抓住一个刚加完油的人，以原价十倍的价钱将他车里的油买走。结果等着加油的长队中形成了交易链。”

“房子供暖使用的燃料呢？”

“我找到了卖家，但他要收我原价十倍的钱，我在这儿花钱如流水啊。”

“我需要十二辆车。”

“十二辆，杰伊？”

“不错。”

“你到我家我就有地方把它们藏起来了——我家有一个院子，围着高墙。你是不是……不论出于何种原因……想把车加满油，而不让任何伊朗员工看到你？”

“当然想。”

“把车开到凯悦酒店，我会给你加满的。”

“我们还有多少伊朗员工？”

“十个最优秀的，还有四个司机。”

“我要他们的名单。”

“你知道罗斯要来吗？”

“上帝啊，不知道！”科伯恩大惊失色。

“我刚得到消息。他从科威特带来了鲍勃·扬和约翰·豪威尔，扬将取代我做行政工作，豪威尔则负责法律事务。他让我配合豪威尔，做谈判和保释的工作。”

“这是真的吗？”科伯恩真想知道佩罗在想什么，“好，我去你家。”

“杰伊，到底出了什么事？”

“我无可奉告。”

“浑蛋，科伯恩。我要知道出什么事了。”

“我能说的都说了。”

“浑蛋。你就别想我给你弄到好车——有方向盘就算你走大运了。”

“抱歉。”

“杰伊……”

“嗯？”

“你的行李箱真是古怪到家了。”

“怪就怪吧。”

“我知道你要干什么，科伯恩。”

科伯恩叹了口气，说：“我们去散散步吧。”

他们来到街上，科伯恩将营救行动告诉了泰勒。

第二天，科伯恩和泰勒一起去找藏匿点。

位于阿夫塔卜街二号的泰勒的房子非常理想。

那里距凯悦酒店很近，可以方便换车，而且处在德黑兰的亚美尼亚区，暴乱升级后这里可能不会像别处那样敌视美国人。房里有一部可用的电话，还有取暖的燃油。有围墙的院子大得可以停下六辆车；还有一个后门，如果警察从前门闯入，他们就能从后门逃走。房东并不住在这里。

在科伯恩办公室的墙上，挂着一张德黑兰的街道地图。上次撤离行动开始后，EDS员工的家庭地址就被标在了地图上。他们通过地图又确定了三个空房子，作为后备隐匿点。

白天，泰勒给车加满油，科伯恩就逐次将其从布加勒斯特开到隐匿点——四个隐匿点每个停三辆。

再次看着墙上的地图，他努力回想哪些员工的妻子在为美军工作。这些拥有内部商品购买权的家庭吃得往往是最好的。他列出了八个候选人。明天他会去拜访他们，弄一些罐头、干制食品和瓶装水，藏在隐匿点里。

他还选了第五个藏匿点，但并没去那里。那里非常安全，在出现重大紧急情况时才可启用。

那天晚上，科伯恩独自待在泰勒家时，给达拉斯打电话找梅夫·斯托弗。

斯托弗一如既往地欢快：“嗨，杰伊！你好吗？”

“很好。”

“很高兴接到你的电话，我要给你转个信儿？有铅笔吗？”

“当然有。”

“好的。Honky Keith Goofball Zero Honky Dummy——”

“梅夫。”科伯恩打断道。

“怎么了？”

“你在说什么啊，梅夫？”

“是密码啊，杰伊。”

“Honky Keith Goofball是什么？”

“H是Honky，K是Keith——”

“梅夫，H是Hotel，K是Kilo——”

“哦！”斯托弗说，“我不知道得用特定的词……”

科伯恩笑起来，“听着。”他说，“下次让人给你弄一份军用代码表。”

斯托弗自嘲道：“我会的。但我想这次咱们得将就用我这套代码。”

“好，你说吧。”

科伯恩记下了加密信息，然后——仍用斯托弗那套密码——将自己的地址和电话号码告诉了斯托弗。挂断电话后，他解码了斯托弗给他的信息。

是条好消息。西蒙斯和乔·波赫将在第二天抵达德黑兰。

<h4>2</h4>

1月11日——科伯恩抵达德黑兰和佩罗飞往伦敦那天——保罗和比尔已经在监狱里待了整整两周。

这段时间内，他们只洗过一次澡。警卫得知来热水后，就给每个牢房五分钟洗澡时间。男人们涌入澡房，享受片刻的温暖和干净，将温良谦恭让都抛到了脑后。他们不仅洗了澡，还把自己的衣服都洗了一遍。

一周后，监狱用来做饭的瓶装液化气耗尽，所以黏糊糊又缺乏蔬菜的食物只好冷着吃。幸运的是，他们被允许食用探访者带来的橘子、苹果和干果，用来补充营养。

大多数晚上都会停电一两个小时，囚犯只好点燃蜡烛或者打开手电筒。监狱中关满了副部长、政府承包商和德黑兰的商人。王后内廷的两名成员同保罗和比尔一起被关在五号牢房。最后进牢房的是夏齐博士，他曾在卫生部工作，是康复部门的经理，隶属于舍科博士。夏齐是心理学家，他利用对人类精神的了解来激励狱友。他总是会想出些游戏和分散注意力的方法，为单调的日常生活增添乐趣——他制定了一个晚餐仪式，牢房中的所有人都必须在吃饭前讲一个笑话。得知保罗和比尔的保释金额后，他信誓旦旦地说法拉·弗西【17】一定会来找他们的，因为她的老公也只有六百万身价而已。

保罗同牢房的“教父”建立了一种独特的关系。作为牢房里待得最久的囚犯，后者按传统就成了老大。他是一个矮个子，年纪五六十岁，他能帮到美国人的非常有限——顶多只是鼓励他们吃东西，还有贿赂警卫，给他们搞点聊胜于无的补给。他只知道几句英语，而保罗几乎就不懂波斯语，但他们竟能磕磕绊绊地对话。保罗得知，他曾是一名杰出的商人，拥有一家建筑公司，还在伦敦拥有一家酒店。保罗将泰勒送来的凯伦和安·玛丽的照片给他看，老人学会了念她们的名字。据保罗所知，他受到的指控可能是真实的，他真的有罪，但他对外国人表现出的关切和温暖却令人振奋。

保罗也被德黑兰的EDS公司同事的勇敢所感动。已去纽约的罗伊德·布里格斯，从未离开的里奇·加拉格尔，以及重返德黑兰的基恩·泰勒——他们每次驾车绕过暴徒来探监都冒着生命危险。他们还面临着另一个危险：达德加可能会心血来潮，把他们也抓起来当人质。听到鲍勃·扬正在赶来德黑兰，保罗感激万分，因为鲍勃的妻子刚生了孩子，此时冒险相当不明智。

保罗一开始曾想过自己随时会被释放。但他现在告诉自己，他永远也出不去了。

他们的一个狱友被释放了。他名叫卢西奥·兰多内，是意大利建筑公司“水管”雇用的施工人员。兰多内回来探监，带来两根特别大的意大利巧克力，并告诉保罗和比尔，他已经向德黑兰的意大利大使说过了保罗和比尔的事。大使答应去见美国大使，传授帮人脱狱的秘诀。

但保罗乐观的最大原因是阿哈默德·侯曼博士，他是布里格斯聘请的律师，用来取代那些在保释问题上出馊主意的伊朗律师。侯曼在他们入狱第一周时探过监。他们坐在监狱的探访区——出于某种原因，会面地点没有定在院子另一头的平房中的探访室——保罗担心这可能会妨碍律师和委托人之间的坦诚讨论，但侯曼觉得监狱警卫并不是威胁。“达德加想让自己成名。”他说。是这样吗？一名热情过头的公诉人想通过反美行为赢得上司或者革命者的青睐？

“达德加的权力很大。”侯曼继续说，“但在这件事情上，他处在孤立无援的地位。他没有逮捕你的理由，而且保释金高得太离谱了。”

保罗开始对侯曼抱有好感。这个人似乎博学而自信。“那你打算怎么做？”

“我的策略是降低保释金。”

“怎么降低？”

“首先，我会同达德加谈。我希望能让他明白，索要这么高的保释金是多么蛮横无理。但如果他继续固执己见，我就会去见他在司法部的上司，劝其命令达德加降低保释金。”

“你估计这需要多长时间？”

“也许一周。”

实际上用了不止一周，但侯曼确实取得了成绩。他回监狱通报说，达德加在司法部的上司已经同意强迫达德加让步，将保释金降至EDS公司能通过在伊朗的现金迅速而方便地支付的程度。带着对达德加的鄙视和对自己的信心，他得意扬扬地宣告，1月11日，保罗和比尔将与达德加第二次会晤，然后一切都将尘埃落定。

果不其然，11日下午，达德加来监狱了。他像上次一样，首先要求见保罗。警卫带他穿过院子的时候，保罗精神焕发。达德加只是一个急于拍马屁的公诉人，保罗想，现在他遭到上司敲打，就只能低头妥协。达德加正在等保罗，身边坐着上次那个女翻译。达德加草草点头，保罗坐下，心里犯嘀咕：他看起来可一点都不客气。

达德加用波斯语发言，诺巴什夫人翻译道：“我们来这儿是讨论你们的保释金的。”

“好。”保罗说。

“达德加先生收到了卫生和社会福利部官员的一封信。”

她开始翻译那封信。

卫生部的官员要求将两名美国人的保释金提升至两千三百万美元——几乎翻了一倍——以弥补EDS公司关掉电脑后所造成的损失。

保罗意识到，他今天是无法获释了。

这封信是早就预谋好的。达德加轻易化解了侯曼博士的进攻。这次会面只不过是在走过场。

这令他怒不可遏。

跟这浑蛋还讲什么礼貌，他想。

诺巴什夫人读完信之后，他说：“我有话要说，我要你一字不落地翻译出来。听明白了吗？”

“当然。”诺巴什夫人说。

保罗缓慢而清晰地说：“你已经把我关押了十四天。我没有接受过法庭审判。我们没有受到任何指控。你没有提供任何证明我有罪的证据。你甚至都没有指明我犯了什么罪。这难道就是你引以为豪的伊朗司法正义吗？”

出乎保罗意料的是，这番慷慨陈词似乎令达德加冰冷的目光融化了几分。“抱歉，”达德加说，“你的公司犯下错，必须由你来承担责任。”

“不不不。”保罗说，“我就是公司，我是公司负责人。如果公司犯了错，就应该我承担责任。但我们什么错都没有犯。实际上，我们还义务做了许多按规定不该我们做的事。EDS公司得到这份合同，是因为我们是世界上唯一能做这件事的公司——在由三千万自给自足的农民构成的不发达国家中建立一套全自动的软件系统——而且我们成功了。我们的数据处理系统发放社保卡，自动记录卫生部的银行存款，每天早上打印出前一天所有的社保申请，还能打印整个卫生与社会福利部的工资表，自动形成卫生部金融状况的月报和年报。你为什么不去卫生部看看打印清单呢？不，等一下。”见达德加张嘴，他立即打断道，“我还没说完。”

达德加耸耸肩。

保罗继续道：“已有现成的证据显示EDS公司履行了合同，而卫生部没有兑现他们的承诺。这证据就是：卫生部已有六个月未支付我们费用，也就是说，卫生部欠我们一千多万美元。现在想想吧，为什么卫生部不付钱给EDS公司？因为卫生部没有钱。为什么没有钱？你我都知道，卫生部在头七个月就花光了全年的预算，政府却不能追加预算。多花了钱的人难道不是不称职吗？也许他们想找借口——找一个替罪羊，为他们的错误承担责任。于是他们自然而然地想到了为他们做事的EDS公司——一个资本家的公司，又是美国的公司。在当前的政治环境中，人民渴望听到美国人是多么邪恶的传闻，会轻易地相信我们欺骗了伊朗。但是你，达德加先生，你是执法者。你不应该未有证据就相信美国人是罪魁祸首。如果我没有错误理解地方预审法官这一角色，你的工作应该是发掘真相。是时候问问自己，为什么我和我的公司会遭到诬陷，开始调查该死的卫生部了，难道不是吗？”

诺巴什夫人翻译完最后一句话。保罗观察达德加——他的表情又凝固了。他用波斯语说了些什么。

诺巴什夫人翻译道：“他想现在见另外一人。”

保罗瞪着她。

他意识到自己白费口舌。他还不如唱儿歌呢。达德加是下定决心了。

保罗万分沮丧。他躺在床垫上，看着他贴在中铺下部的凯伦和安·玛丽的照片。他想死孩子们了。看不到她们之后他才意识到，他过去忽视了她们，还有鲁丝。他看了一眼手表——美国现在正是半夜。鲁丝正在睡觉，孤独地躺在大床上。要是能爬上床躺在她旁边，紧紧搂住她，那该多好啊。他将这个念头赶出脑海——他只是在顾影自怜，令自己徒增伤悲而已。她们不在伊朗，没有危险。他知道无论发生什么事，佩罗都会照顾她们。佩罗的优点就在于此，他对你有诸多要求——他可能是最严苛的雇主了——但你需要依靠他的时候，他就会如磐石一般可靠。

保罗点燃一支烟。他感冒了。他在监狱里始终感觉不够暖和。他情绪低迷，什么事也做不了。他不想去查塔努加室喝茶，他不想看电视上含糊不清的波斯语新闻，他不想同比尔下棋。他不想去图书室看新书。他这几天都在看考琳·麦卡洛的《荆棘鸟》。他觉得那是一本感情丰富的书，写了几个家庭几代人的故事，这让他想念自己的家人。主人公是一名神父，作为天主教徒，保罗对其抱有同情。他把书读了三遍。他还读了詹姆斯·米切纳的《夏威夷》、阿瑟·海利的《机场》，还有《吉尼斯世界纪录》。他这辈子都不想再看书了。

有时候他会想自己出去后做什么，这时他就会畅想自己最喜欢的几种娱乐方式——划船和钓鱼。但越想他越沮丧。

他记不起自己成年后还有无所事事的时候。他总是忙得不可开交。在公司，通常有累积了三天的工作等着他做。他从来、从来没有躺下抽烟思考到底怎样才能找到乐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