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戒塔里的警卫开始朝监狱内射击了。

保罗和比尔转身跑进八号楼。他们站在窗户旁，观察着监狱里愈发混乱的局面。这太讽刺了——几个星期里，他们朝思暮想何时才能自由，但现在他们可以离开的时候，却都犹豫了。

“你认为我们该怎么办？”保罗说。

“我不知道。是这儿危险还是外面危险？”

保罗耸了耸肩。

“嘿，是那个亿万富翁。”他们看到了八号楼里的富人囚犯——他有自己的房间，饭也是从外面送进来的——跟着两个心腹穿过监狱。他剃掉了茂密的八字胡，穿着衬衣和裤子，而不是貂皮衬里的骆驼绒大衣——之所以如此打扮，是为了行动方便。他在朝北走，与监狱大门的方向相反——这是否意味着有一道后门可以出去呢？

八号楼的警卫现在全都穿上了平民衣服，穿过小院子，朝门外逃去。

大家都在逃，但保罗和比尔还在犹豫。

“看到摩托了吗？”保罗问。

“看到了。”

“我们可以骑摩托走。我过去骑过。”

“但骑摩托怎么翻过高墙呢？”

“哦，是啊。”保罗也对自己的考虑不周感到好笑。

他们的狱友找来了两个大袋子，他开始收拾衣服。比尔感到必须立即行动，离开这里——不管这是不是EDS公司计划的一部分。自由近在咫尺。但外面枪林弹雨，攻击监狱的暴徒很可能是反美的。另一方面，如果政府重新掌控监狱，保罗和比尔将失去逃跑的机会……

“他妈的，盖登跑哪儿去了？”保罗说，“我来伊朗就是拜他所赐。”

比尔看着保罗，意识到他只是在开玩笑。

底楼医院的病人涌入了院子——肯定有人打开了他们的门。比尔听到街对面的女囚区传来震天动地的哭喊声。越来越多的人逃了出来，朝监狱大门涌去。比尔看到大门的方向升起了浓烟。保罗也看见了。

比尔说：“如果他们要放火烧了这个地方……”

“我们最好还是离开。”

火让他们下定了决心。

比尔环顾牢房。他们没什么东西可拿。比尔想到了过去四十三天他认真书写的那本日记。保罗罗列了他回美国后将做的事，还在一页纸上计算了鲁丝购房的开支。保罗和比尔都有家人寄来的信，他们已经读过了无数遍。

保罗说：“我们最好不要携带任何显示我们是美国人的东西。”

比尔已经拿起了日记，但闻言放了下来。

“你说得对。”他勉强承认。

他们穿上外套——保罗穿的是蓝色“伦敦雾”雨衣，比尔穿的是毛领大衣。

他们每人都有两千美元，那是基恩·泰勒带给他们的。保罗带了些烟。他们没有拿走别的东西。

他们离开大楼，穿过小院子，在门口踌躇了片刻。街上人山人海，就像刚从大体育馆看完比赛一样，或走或跑，朝监狱大门涌去。

保罗伸出手。“祝你好运，比尔。”

比尔同他握了握手。“祝你好运。”

也许几分钟后我们俩都会死，比尔想，多半死于流弹。他悲哀地意识到，自己永远也看不见孩子长大成人了。一想到玛丽不得不独自抚养孩子，他就怒火中烧。

但奇怪的是，他并不感到恐惧。

他们迈出小门后，就没时间细想了。

他们被裹挟进了人群中，就像树枝掉进了湍流里。比尔紧跟保罗，挺直身子，避免被踩踏。枪声依旧。似乎有一名警卫在坚守岗位，从警戒塔中朝人群射击。两三个人倒下了——其中一个是他们之前见过的美国女人——但说不清他们是中弹了，还是仅仅摔了一跤。我还不想死，比尔想，我还想同家人做许多事，还想在工作上有所作为，现在是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我不能死，我都拿了一手怎样烂的牌啊……

他们再次经过军官俱乐部——三个星期前，他们才在这里同佩罗见过面，但此时却感觉那是很多年前的事了。复仇的囚犯打烂了俱乐部，破坏了外面军官的车。这样做有什么意义？一瞬间，眼前的一幕不真实起来，就像是一个梦，一个噩梦。

监狱大门附近更为混乱。

保罗和比尔停下脚步，试图脱离人群，以免被挤成肉饼。比尔想起，有些囚犯已经在这里关押了二十五年。在被禁锢如此之久后，他们一闻到自由的味道，就都发狂了。

监狱大门似乎仍锁着，因为许多人正试图翻越巨大的外墙。有些人站在被推到墙边的轿车和火车上。其他人爬上树，小心翼翼地在高悬的树枝上爬行。更多的人将木板搭在砖墙上，奋力攀登。少数人通过这种或那种方式抵达了围墙顶部，将绳索和床单往下放，但绳子不够长。

保罗和比尔站在一旁，看着这一切，寻思着自己该怎么做。八号楼的一些外国囚犯围在他们身边，其中一个被指控走私毒品的新西兰人笑开了花，仿佛他非常欣赏整件事一样。空气中充斥着歇斯底里的喜悦，比尔也渐渐被其感染。我们一定会活着出去的，他想。

他环顾四周。大门右侧的建筑在燃烧。左侧稍远处，一个伊朗囚犯在招手，就像是在说：跟我来！那一带似乎在搞建设——围墙外侧即将修好一座建筑——墙上有一扇铁门，通过铁门可以进入建筑工地。再仔细一看，比尔看见挥手的伊朗人已经将铁门打开了。

“嘿——瞧那边！”比尔说。

“咱们走。”保罗说。

他们跑过去。几个囚犯跟着他们跑。他们穿过门，发现自己被困在没有门窗的房间里。空气中飘荡着水泥的味道。建筑工具扔得到处都是。有人抓起一把镐头，朝墙上砸去。还没完全凝固的水泥掉落下来。两三个人加入进来，用能找到的任何物品猛砸。很快，墙上出现了一个足够大的洞——他们扔掉工具，爬出了洞。

他们现在处在两面监狱墙壁之间。他们身后的内墙有二十五到三十英尺高，将他们与自由阻隔开的外墙只有十到十二英尺高。

一个身手矫健的囚犯攀到了外墙顶部。另一个囚犯站在墙根边招手，第三个囚犯冲了上去，地上的人推他，墙上的人拉他，那人顺利地越过了墙头。

眨眼之间，这一过程就完成了。

保罗也朝墙冲去。

比尔紧随其后。

比尔的大脑一片空白。他感觉有人往上推了他一把，然后有人顺势一拉，他就到了墙顶，然后他跳了下去。

他落到了路面上。

他站起身。

保罗就在他身边。

他们自由了！比尔想。我们自由了！

他简直想跳起舞来。

科伯恩放下话筒，说：“是马吉德打来的。暴徒攻陷了监狱。”

“好。”西蒙斯说。他那天一大早就告诉科伯恩，把马吉德派到加斯尔广场去。

西蒙斯真冷静，科伯恩想。就是今天——今天就是越狱之日！他们终于可以离开公寓，开始行动，实施“逃出伊朗”计划。但西蒙斯却没有表现出半点兴奋。

“我们现在做什么？”科伯恩说。

“什么也不做。马吉德在那里，拉西德也在。如果他们两个都照顾不了保罗和比尔，我们肯定也不行。如果天黑了保罗和比尔都没有出现，我们就去做之前商议好的事，你和马吉德骑摩托车出去找。”

“还有呢？”

“严格执行计划。按兵不动，耐心等待。”

美国大使馆乱作一团。

威廉·沙利文大使接到了美国军事援助顾问团长官加斯特将军的紧急求助电话。美国军事援助顾问团的总部被暴徒围攻。坦克被部署到大楼外，双方正在交火。加斯特和他的军官们，以及伊朗参谋部的大部分军官都躲到了大楼下的地堡里。

沙利文让大使馆所有健壮的男人打电话寻找有能力命令暴徒撤退的革命领袖。沙利文桌上的电话响个不停。他在混乱中接到了华盛顿的副国务卿牛森的电话。

电话是从白宫的战情室打来的，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正在主持一个关于伊朗的会议，他让沙利文提供对伊朗当前状况的分析。沙利文简单描述了几句，然后告诉他，自己正在全力以赴营救驻伊朗的美国高级军官。

几分钟后，一名大使馆工作人员打电话告诉沙利文，他找到了霍梅尼的密友易卜拉欣·雅兹迪，后者表示愿意帮忙。这时，牛森又打来了电话。

牛森说：“国家安全事务顾问问你，伊朗军队是否有可能发动政变，从摇摇欲坠的巴赫提亚尔政府手中夺走权力？”

这个荒谬透顶的问题让沙利文再也按捺不住。“让布热津斯基去死吧！”他说。

“说这种话可没什么用。”牛森说。

“你想我翻译成波兰文吗【24】？”沙利文说着就挂断了电话。

在布加勒斯特的楼顶，谈判组看见大火在郊区也蔓延开来。枪声也越来越近了。

约翰·豪威尔和阿波尔哈桑结束同达德加的会面回来了。“那杂种怎么说？”盖登问豪威尔。

“他不让他们走。”

“浑蛋。”

几分钟后，他们全听到了如同子弹呼啸而过的清晰声音。不一会儿，他们又听到了这种声音。他们决定离开楼顶。

他们回到办公室，透过窗户观看。他们看到下面的街上出现了不少拿枪的男孩和年轻男人。看样子，暴徒似乎攻入了附近的军火库。这些暴徒离得他们太近了，让他们感觉很不舒服——是时候放弃布加勒斯特去远离市中心的凯悦酒店了。

他们下楼，跳上两辆车，全速驶往沙汉沙希高速公路。街上拥堵不堪，洋溢着狂欢节的氛围。

人们从窗户中探出身子，高喊着：“真主伟大！”大多数车都朝市中心战斗激烈的地方驶去。泰勒直接穿过了三个路障，但没有人拦截他们——那些人全在跳舞。

他们到了凯悦酒店，聚集在十一楼的拐角套房里，佩罗走后将这个房间留给了盖登。里奇·加拉格尔的妻子凯茜带着她的贵宾犬布菲也来了。

盖登将EDS公司撤离者家中的酒都搬到了这里，现在这里成了德黑兰最好的酒吧，但没有人想喝酒。

“我们接下来做什么？”盖登问。

没有人知道。

盖登给达拉斯打去电话，那里现在是凌晨六点。汤姆·沃尔特接起电话，盖登给他讲了这里的大火和战斗，以及街上扛着自动武器的孩子。

“我要报告的就这些了。”盖登说。

沃尔特用亚拉巴马人缓慢的声调说：“除了这些，还是平静的一天，对吧？”

他们讨论了电话断了之后怎么办。盖登说他会通过美军传递信息——凯茜·加拉格尔为美军工作，她认为自己可以搞定这件事。

基恩·泰勒进卧室躺下，他想到了自己的妻子玛丽，她在匹兹堡同他的父母待在一起。泰勒的母亲和父亲都年过八十，体弱多病。玛丽之前打电话说，他母亲被紧急送进了医院——她的心脏出问题了。玛丽想让泰勒回家。泰勒同父亲聊过，父亲暗示说：“你知道自己该怎么做。”他说得对，泰勒知道自己该留下来。但这对他和玛丽来说都是煎熬。

他正在盖登床上打瞌睡的时候，电话响了。他伸出手，拿起床头柜上的电话话筒。

“喂？”他带着困意说。

一个伊朗人上气不接下气地说：“保罗和比尔回来了吗？”

“什么？”泰勒说，“拉西德——是你吗？”

“保罗和尼尔回来了吗？”拉西德重复道。

“没有。你是什么意思？”

“好，我来了，我来了。”

拉西德挂断电话。

泰勒下床进入客厅。“拉西德刚刚打电话来了。”他告诉其他人，“他问我保罗和比尔是不是回来了。”

“他是什么意思？”盖登说，“他从哪儿打来的电话？”

“我只听懂了这些。他非常兴奋，你知道他一兴奋英语就说得很糟。”

“他还说了别的什么没有？”

“他说：‘我来了。’然后就挂了电话。”

“浑蛋。”盖登转向豪威尔，“给我电话。”

豪威尔坐在那里，话筒紧贴着耳朵，一言不发——他们一直跟达拉斯保持着通话。电话另一头是EDS公司的电话总机接线员，正等着这头的人发话。盖登说：“让我再同汤姆·沃尔特谈谈。”

盖登给沃尔特说了拉西德的电话，泰勒开始思考这是怎么回事。为什么拉西德认为保罗和比尔在凯悦酒店呢？他们不是在监狱里吗？

几分钟后，拉西德闯进了房间，浑身脏兮兮的，散发着火药的味道，G3机关枪的弹夹还从口袋里掉了出来。他连珠炮似的说了一通，没有人听得懂一个字。泰勒劝他冷静下来。最后他说：“我们袭击了监狱，保罗和比尔都不见了。”

保罗和比尔站在监狱外墙的墙根边，四下打量。

街上的情景让保罗想到了纽约的新年游行。监狱对面公寓楼里的人都来到窗口，边看囚犯逃跑边欢呼鼓掌。街角的一个小贩正在摆摊卖水果。不远处就有交火，但他的近旁没有人开枪。然后，仿佛是要提醒保罗和比尔他们并没有摆脱危险一样，一辆满载革命者的轿车呼啸而过，每一扇窗户里都伸出了枪管。

“赶紧离开这里。”保罗说。

“去哪儿？美国大使馆？法国大使馆？”

“凯悦酒店。”

保罗开始朝北走。比尔跟在他身后几步远的地方，外套衣领翻起，头缩着，将自己苍白的美国人面庞遮掩起来。他们来到一个交叉口。这里没有车也没有人。他们开始过马路，然后就听到一声枪响。

他们埋下身子，朝来路跑去。

去凯悦酒店可没那么容易。

“你怎么样了？”保罗说。

“还活着。”

他们又退回监狱。那里的情形依旧——至少官方还没有组织起来，将逃犯都赶回去。

保罗在街上先向南走再向东走，希望能绕一圈，重新向北走。

每个地方都看得到男孩，有些只有十三岁或十五岁，拿着自动步枪。每个拐角都有沙袋堆出的掩体，把街道分割成不同的区块。他们必须从一群或尖叫或唱诵的歇斯底里的人群中挤出去——保罗躲避着旁人的目光，因为他不想别人注意到他，更不想他们同他说话——如果他们知道人群中混入了两个美国人，那保罗和比尔就死定了。

暴乱并没有同样的形态。就像在纽约，你只需要多走几步，绕过拐角，就能发现街道的风格完全变了。保罗和比尔在一片安静的区域走了半英里，然后遭遇了一场战斗。倾覆的汽车堆成的路障背后，一群年轻人正用步枪朝对面的军事设施射击。保罗迅速转身，唯恐被流弹击中。

每次他们试图往北走都会遇到障碍。他们现在比刚出发时离凯悦酒店更远。他们正朝南移动，而南边的战斗总是很激烈。

他们在一座未完工的建筑前停下来。“我们可以进去暂避，晚上再出来。”保罗说，“天黑了就没人会发现你是美国人。”

“但宵禁了之后外出的话，会被射杀的。”

“你觉得还有宵禁？”

比尔耸耸肩。

“我们走到这一步都还算顺利。”保罗说，“再多走一段吧。”

他们继续前进。

经过两个小时——穿过人群，经过街头战斗，躲过狙击枪——他们终于可以往北走了，然后景象就变了。枪声退去，他们发现自己来到了一个相对繁荣的别墅区。他们看见一个骑自行车的孩子，孩子穿着的T恤上印着关于南加州的文字。

保罗累了。他在监狱里待了四十五天，而且大部分时间还在生病——他的身体无法支撑自己连续行走几个小时。“我们搭便车怎么样？”他问比尔。

“可以试试。”

保罗站在路边，朝下一个开过来的车挥手（他记得不能像在美国那样伸出大拇指——这在伊朗是一种淫秽的手势）。车停下来了，里面坐着两个伊朗人。保罗和比尔坐进了后座。

保罗决定不提酒店的名字。“我们要去塔杰里什。”他说。那是城市北部的市场区。

“我们可以载你们一截，但我们不去那儿。”司机说。

“谢谢。”保罗将烟递给他们，然后感激地坐进后座，给自己点上一支。

伊朗人将他们甩在塔杰里什以南几英里的库罗什-厄-卡贝尔。那里离保罗住的地方不远。他们在主街上，周围有许多车和人。保罗决定不要因为自己搭便车而来就引起太多的关注。

“我们到天主教传教团避难。”比尔建议道。

保罗想了想，官方也许知道威廉姆斯神父两天前到加斯尔监狱探访过他们。“达德加可能首先就去传教团找我们。”

“有这可能。”

“我们应该去凯悦酒店。”

“他们也许已经不在那儿了。”

“但那里有电话，我们在那儿才买得到机票。”

“还能洗热水澡。”

“对。”

他们继续前进。

突然有人大喊起来：“保罗先生！比尔先生！”

保罗的心脏都停跳了。他环顾左右，看见一辆装满人的轿车缓慢驶来。他认出了其中一个乘客——他是加斯尔监狱的一个警卫。

这个警卫换上了平民衣服，似乎加入了革命阵营。他大大的笑容仿佛在说：不要泄我的密，我也不会揭穿你们。

他挥了挥手，然后车就加速驶离了。

保罗和比尔也笑了起来，虽然惊讶，却也放松了不少。

他们进入一条安静的街道，保罗又打算搭便车，站在路上招手，比尔则留在路边，这样开车的人就会认为要搭车的只有一个人——一个伊朗人。

一对年轻人停了下来。保罗上了车，比尔紧接着跳上车。

“我们要去北边。”保罗说。

女人看着男人。

男人说：“我们可以把你们带到尼阿福隆宫。”

“谢谢。”

车开动了。

车外的景象又变了。他们听到了更多的枪声，路上的车更多了，开得也更野了，所有车都在不停地按喇叭。他们看见新闻摄像师和电视报道组站在车顶拍照。暴徒正在纵火烧毁比尔住处附近的警察局。伊朗夫妇驾车缓缓穿过人群时，显得非常紧张——在这样的氛围中，车上坐着的两个美国人会给他们带来麻烦。

天色开始暗下来了。

比尔探出身子。“我说，有点晚了。”他说，“如果你们能把我们带去凯悦酒店就最好不过了。我们愿意为此而给你们一些报酬。”

“好啊。”司机说。

他们并没有问报酬有多少。

他们经过了尼阿福隆宫，那里是国王的冬宫。宫殿外像往常一样停着坦克，但现在他们在天线上绑着白旗——他们已经向革命阵营投降了。

车继续行驶，经过残破的建筑，不时遇到路障而掉头。

最后，他们看到了凯悦酒店。

“上帝啊。”保罗动情地说，“一个美国酒店。”

车开进了前院。

为表示自己的感激之情，保罗给了那对伊朗人两百美元。

车开走了，保罗和比尔对他们挥手告别，然后走进酒店。

突然，保罗希望自己穿着EDS公司的商务西装和白衬衫，而不是这身粗蓝布监狱服和脏雨衣。

富丽堂皇的门厅里冷清极了。

他们走到服务台。等了一会儿，才有人从办公室里出来。

保罗询问比尔·盖登的房间号。

办事员查了查，然后说登记入住的人里没有叫那个名字的。

“那鲍勃·扬呢？”

“没有。”

“里奇·加拉格尔？”

“没有。”

“杰伊·科伯恩？”

“没有。”

我把酒店搞错了，保罗说。我怎么可能犯下这种错误？

“约翰·豪威尔呢？”他想起了那名律师。

“查到了。”办事员终于说，然后告诉了他们一个十一楼的房间号。

他们进电梯上楼。

他们找到了豪威尔的房间，敲了敲门。没有人应声。

“你说我们该怎么办？”比尔问。

“我要入住。”保罗说，“我太累了。为什么我们不住进来，吃顿饭呢？然后我们可以给美国打电话，说我们从监狱里出来了。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好。”

他们又朝电梯走去。

根据拉西德的叙述，基恩·泰勒渐渐了解到发生了什么事。

他在监狱大门内侧站了大概一个小时。场面混乱不堪，一万一千名囚犯往出口涌，女人和老人惨遭践踏。拉西德一直等着，思考见到保罗和比尔后说什么。一个小时后，人流大大减小。他推断大多数人都出去了。他开始问出来的人：“有没有看见美国人？”有人告诉他，所有外国人都被关在八号楼。他去那里看了，但那里已人去楼空。他搜索了监狱里的每座楼，然后他选择保罗和比尔最有可能走的路线返回凯悦酒店。一路上他时而走路时而搭便车，但始终都在寻找保罗和比尔。到凯悦酒店的时候，他被禁止入内，因为他还拿着枪。他将枪交给了身边最近的年轻人，然后进入酒店。

他同泰勒讲话的时候，科伯恩也到了，他决定搭马吉德的摩托去找保罗和比尔。科伯恩有一个带面甲的防撞头盔，可以将他的白色面庞藏起来。

拉西德提议，在科伯恩去暴徒中冒险之前，他开一辆EDS公司的车在酒店和监狱之间再沿路找一遍。泰勒将车钥匙交给他。盖登打电话给达拉斯，报告最新的进展。拉西德和泰勒离开套房，走进走廊。

突然，拉西德大声叫了起来：“我以为你们都死了！”然后狂跑过去。

泰勒看到了保罗和比尔。

拉西德拥抱着他们，高喊着：“我找不到你们！我找不到你们！”

泰勒也跑上去拥抱保罗和比尔。“感谢上帝！”他说。

拉西德跑回了盖登的套房，大叫着：“保罗和比尔回来了！保罗和比尔回来了！”

不一会儿，保罗和比尔走进来，房间顿时炸开了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