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封地址写得歪歪斜斜的信在非洲大陆手手相传，之后被盖上一个歪歪斜斜的戳，终于在某一天被送上一辆红色小邮车，到达了目的地夏洛滕堡。六个星期之后，威利也到了那里。积雪覆盖着人行道，中间是黄沙和盐铺成的小径，雪上散落着狗屎。萨洛姬妮住在一套宽敞阴暗的公寓里，上去得爬两段楼梯。沃尔夫不在。威利没见过他，也不想见他。萨洛姬妮只是说：“他在他另一个家里。”威利对这状况很满意，没再追问。
这公寓看上去已经多年乏人照料，让威利想起刚刚抛下的庄园大宅，心情沮丧。萨洛姬妮说：“从战前到现在这儿一直就没有装修过。”油漆陈旧灰暗，刷过多次，暗淡的颜色一层摞着一层，石膏和木头上的装饰花纹被糊住了，许多地方漆皮剥落，露出黑色的旧木头。安娜的房子里摆满家传的厚重家具，萨洛姬妮的大公寓却空荡荡的。只有很少几件最基本的家具，还都是二手货，而且似乎是随手选的。杯盘刀匙都很廉价。每一件东西都像临时拿来凑合的。萨洛姬妮在后面一间充斥着霉味的小厨房里做饭，威利吃得兴味索然。
她已经放弃了穿纱丽罩开衫着短袜的风格。现在她穿着牛仔裤和厚毛衣，行事比威利记忆中更加雷厉风行。威利想：“所有这些都埋藏在我留在家乡的那个女孩体内。要不是那个德国人把她带出来，所有这些都不会萌芽。如果没有他，她和她的灵魂是否就会那么腐烂下去直至化为虚无？”现在她很有魅力——在静修处的时候，这是无法想象的——而且，从她说的一些话里威利渐渐听出来，自他们上次见面以后，她有过许多情人。
到柏林没几天，他已经开始依赖妹妹。离开非洲后，他喜欢寒冷的地方，她就带他出去散步，尽管人行道很难走，尽管他仍然颤巍巍的。有时候他们去餐厅，会有泰米尔小男孩跑来兜售长枝玫瑰。他们面无笑容，身负使命，为千里之外的泰米尔战争筹款。他们的眼睛几乎不看威利兄妹俩。他们是另一代人，可威利在他们身上看到了自己。他想：“我在伦敦就是这个样子。我现在仍是这个样子。我并不像自己以为的那么孤独。”接着他又想：“可是我错了。我不像他们。我四十一了，人到中年。他们要比我小十五到二十岁，而且世道变了。他们已经宣告了自己是谁，并且愿意为此冒一切风险。我却总是躲避自己。没有冒过任何风险。而现在，我生命中最美好的时光已经过去。”
傍晚，他们有时候会看见非洲人在亮着蓝光的电话亭里假装打电话，其实不过是想在里头多待会儿。萨洛姬妮说：“东德人把他们赶到东柏林，然后他们就到这儿来了。”威利想：“现在这儿有多少我们这种人啊！多少像我这样的人！这儿能容得下我们所有人吗？”
他问萨洛姬妮：“我的朋友珀西·卡托怎么样了？很久以前你写信提到过他。”
萨洛姬妮说：“他同切还有其他人相处得很好。后来他变得愤怒。他很小的时候离开巴拿马，对南美大陆保持着儿时的印象。回去后他开始以另一种眼光看那里。他开始痛恨西班牙人。你可以说，他就像波尔布特。”
威利说：“像波尔布特是什么意思？”
“他认为西班牙人用最野蛮的方式强奸、劫掠了南美大陆，如果不把西班牙人和准西班牙人杀光，那里就不会有希望，革命就是在浪费时间。这想法让人很难接受，但其实很有趣，总有一天解放运动将考虑到这一点。拉丁美洲让你心碎。但珀西不懂如何表达自己的想法，他也会忘记自己是在和西班牙人共事。他应该更讲求技巧。我想他不愿意过多地为自己辩解。他们和和气气地把他打发走了。他们背地里叫他‘黑矮子’。最后他回了牙买加。据说他在那里为革命工作，可后来我们发现他在北部海岸开了一家招徕游客的夜总会。”
威利说：“他以前不怎么喝酒，但他的心思一直在那种工作上：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
威利曾听父亲讲述自己的经历，而如今，在柏林漫长的冬天，在咖啡馆、餐厅和空荡荡的公寓里，威利也开始向萨洛姬妮慢慢讲述他在非洲的经历。
在安娜庄园的第一天（威利说），你想它有多长就有多长。宅子里的一切，颜色、木头、家具、气味，对我来说都很新鲜。浴室里的一切也是如此：所有那些略带古董味道的器具，以及老式的烧水锅炉。房间是别人设计的，器具是别人安装的，白色的墙砖也是别人挑选的——有几块墙砖已经开裂，裂缝和胶泥上长了霉菌或者积了污垢，黑乎乎的，墙面也有些不平整。别人习惯了所有这些，当它们是这宅子里舒适的一部分。而在那个房间里，我尤其觉得自己是陌生人。
我设法挨过了这一天，无论是安娜还是其他人都没有猜到我内心的感受，自从离开英格兰，我就一直深感疑虑。到了夜里，发电机开始工作。它发出的电力时强时弱。宅子内外的灯泡时明时暗，灯光似乎与脉搏呼应，这一刻充满房间，下一刻就退到墙边。那天夜里我一直在等着灯光稳定下来。将近十点钟的时候，灯光变得非常微弱。几分钟后更加微弱，又过了一会儿，便彻底熄灭了。发电机的呜咽声越来越低，我注意到它的声响。耳朵里嗡嗡作响，接着仿佛是蟋蟀在夜色中鸣叫，然后是沉寂和黑暗携手降临。再后来，就只看见后院仆人房里油灯昏黄的光晕。
我感到离自己所熟知的一切分外遥远。在那幢白色混凝土宅子里，在所有那些古怪的葡萄牙殖民地旧家具和我没见过的老旧的浴室器具中间，我是一个陌生人。当我躺下睡觉的时候，我再次望见——比白天看到的时间更长久——那奇异的锥形巨岩，那笔直的柏油路，以及行走的非洲人。
我从安娜身上，从她的力量和她不容置疑的态度中汲取安慰。正如现在，你可能已经注意到了，萨洛姬妮，正如现在我依赖你一样，那个时候，自从安娜同意我跟她一起回非洲，我就一直依赖她。我尤其相信她的运气。这部分是因为她把自己交给了我。我相信她有神明引导和保护，只要和她在一起，我就不会受到伤害。这也许是因为在我们的文化中，男人总是想依赖女人，虽然表面看来并非如此。而且，如果你不习惯依靠政府、法律、社会甚或历史，那么你当然只能相信运气或星象，不然你只有去死。我知道你继承了我们母亲的叔叔的激进基因，有不同的想法。我不想和你争论。我只是想告诉你我为什么会跟着一个并不熟悉的人前往非洲某个殖民国家，那地方我几乎一无所知，只知道它有种族和社会难题。我爱安娜，我相信她的运气。这两个念头交织在一起。我知道，萨洛姬妮，你对爱有自己的看法，所以我想解释一下。安娜对我来说很重要，因为有了她，我才觉得自己是个男人。你懂我的意思，而我想这就是爱。所以，我爱安娜，因为她给了我这件了不起的礼物，我也同样相信她的运气。我会跟着她去任何地方。
刚到非洲的第一个或第二个星期，有一天早上，我在起居室里看见一个非洲小女仆。她很瘦，脸庞发亮，穿着薄薄的棉布裙子。她用过分亲热但又极讲究的口吻说：“这么说你就是安娜从伦敦带回的男人。”她将扫帚靠在高背软垫扶手椅上，在椅子上坐下，就像坐在宝座上似的，两条胳膊平放在破旧的包了软垫的扶手上，开始和我彬彬有礼地一问一答起来。她背书似的说道：“你旅途愉快吗？”又说：“你是不是已经看了看这个国家？你对这儿感觉如何？”他们的语言我已经学过一阵子，因此能够同样一本正经地和这小女仆谈话。安娜走了进来。她说：“我以为是谁呢。”小女仆放下庄重的派头，从椅子上爬下来，拿起扫帚。安娜说：“她爸爸就是木匠朱利奥，是个酒鬼。”
朱利奥我见过。他是个混血儿，长了一双笑眯眯的叫人难以信赖的眼睛，就住在仆人房里。他喝酒后的情状已经成了仆人们的笑柄，而我也逐渐学会了不那么害怕。他周末才喝酒，星期五、星期六或星期天的傍晚，他的非洲妻子经常会跑到主宅的花园里，独自一人惊慌失措，一步一步倒退着或是侧着身子走，非洲衣服从她肩膀上滑下来，眼睛时刻注意着仆人房里的醉汉。这情景会持续到天黑。然后发电机开启，震动声淹没了一切。时明时灭的灯光进一步改变了事物的面目。危机过去了。到了早晨，仆人房恢复平静，夜晚的激情荡然无存。
但那对朱利奥的女儿来说，可不是什么笑话。她用她那简洁、坦白的口气谈到他们家在后院两间屋子里的生活。她对我说：“我爸爸喝醉了就会打我妈妈。有时候还打我。有时候打得太厉害了，我没法睡觉，只好在屋子里走来走去，直到累趴下。有时候我会走上一夜。”此后，每天夜里上床之前，我都会有一两秒钟想到后院的那个小女仆。又有一次，她对我说：“我们每天都吃一样的东西。”我不知道她这是抱怨还是夸耀，或仅仅是如实描述她的非洲生活。刚开始的那些日子，我一直替朱利奥的女儿担心，我在她身上看到了自己，她的情感在我看来是那么细致，我不知道她如何能够在她存身的荒野中生活下去，直到后来，当地人让我对非洲女孩有了不同的看法。
当然，那里不是荒野。看上去空旷蛮荒，但其实都被测量和分割过。驾驶一辆适用的汽车，在土路上开上约莫半个钟头，你就会看见一幢庄园大宅，多多少少和安娜的宅子相似。半旧不新的白色混凝土建筑，宽阔的游廊上九重葛低垂，宅子后面盖有小屋。
到那里不久，一个星期天，我们去安娜的一位邻居家吃午饭。场面很大。宅子前面的露天沙地上停着溅了泥浆的吉普、路虎和其他牌子的四轮驱动越野车。非洲仆人身穿白制服，扣子系到脖颈。喝过饮料之后，大家随意散开，有些坐在餐厅的大桌边，有些坐在游廊的小桌边，那里有多年的九重葛缠绕交错，挡住了日光。我不知道他们都是些什么样的人，会怎么看我。安娜没提过这件事，我也就学她的样子，绝口不提。这时我发现大家对我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反应。这竟然让我有些泄气。我本以为他们会觉得我与众不同，可是没有。实际上，有些庄园主似乎并不与人交谈；仿佛已经被孤独的生活夺去了这一能力。到了吃饭时间，他们就坐下来开始吃，夫妻俩肩并着肩，不再年轻，也不算老，都是人到中年，只是吃，不说话，也不看周围的人，自在得仿佛是在自己家里。快吃完的时候，有两三个女人叫来仆人吩咐了几句，片刻后，那几个仆人拿来一些纸袋，里面装着要带走的食物。这似乎是这地方的传统。就好像他们是从老远的地方赶来，回家途中还要吃东西。
他们的种族各不相同，从看上去完全是白的到深棕色的都有。不少人的肤色和我父亲的相似，也许这就是他们表现得似乎愿意接纳我的原因之一。后来安娜说：“他们不知道该如何看你。”这个国家有印度人；我不是绝对的异类。有不少印度商人。他们经营廉价商店，从不和家族之外的人交往。有一个古老、庞大的果阿人群体，祖上是印度人，从葡萄牙旧殖民地来到这个非洲国家，在政府机构里做文员或是会计。他们的葡萄牙语带有一种特殊的口音。我不会被错认作果阿人。我的葡萄牙语很糟，还带着英语口音。所以大家不知道该把我归到哪一类，就随我去了。正如那个小女仆所说，我就是安娜从伦敦带回的男人。
后来安娜向我提起午餐会上的那些人：“他们都是二等葡萄牙人。官方这么看待他们，他们自己也这么认为。之所以是二等，是因为大部分人有一位祖父或祖母是非洲人，就像我一样。”那时候，即便是二等葡萄牙人，地位也很高，而正如他们在午餐会上低头吃饭，他们在殖民地也是低头挣钱，能挣多少就挣多少。若干年后，这情形会发生变化，但在当时，那个中规中矩的殖民地世界对每个人来说都仿佛坚如磐石。而那是我第一次觉得自己在其中被完全接纳的世界。
那是我和安娜做爱最为热烈的一段日子。我爱她——在那个她外祖父和她母亲住过的能看见雨树受惊的枝条和纤柔的叶片的房间里——为了她带给我的幸运和解放，为了她让我摆脱恐惧，成为十足的男人。我向来爱她那一刻的严肃表情。她有一缕卷发，仿佛是从太阳穴中跃出的。它让我窥见她的非洲血统，让我更加爱她。有一天，我意识到自己已经整整一个星期没想到失去语言和几乎失去表达能力的恐惧了。
庄园里种植棉花、腰果和剑麻。我对这些作物一无所知。不过安娜雇了一个经理和几个监工。他们的住处离大宅有十分钟路程，沿着窄窄的土路走到头，是几间挨着的相似的白色混凝土小平房，屋顶铺着瓦楞铁皮，环绕着小小的游廊。安娜曾说过，庄园里需要一个男人，而不说我也知道，我的唯一用处就在于加强安娜对于那些人的权威。我从没有努力做得更多，那些监工接受了我。我知道他们接受我就表示尊重安娜的权威。于是我们相安无事。我开始学习。这种我以前全无了解也丝毫没有设想过的生活方式让我感到愉快。
刚开始，那些监工让我担心。他们似乎过得不怎么好。他们都是混血儿，大多出生在这个国家，住在那排小小的混凝土房子里。监工和周围非洲人的区别仅仅在于他们的房子是混凝土的。非洲人普遍用茅草和枝条；混凝土代表着高贵。但是混凝土并非真正的屏障。监工们其实和非洲人住在一起。他们别无选择。我试着把自己放在他们的位置，作为混血儿，他们也许有更多要求。海边有个小镇。那儿的生活很不相同，但白天过去要一个多小时，天黑后更久。那里只适合短途旅行。在庄园工作就得在庄园生活，谁都知道不少监工的家人都是非洲人。不管他们在我们面前是怎样一副面孔，在混凝土房子里等待他们的却是非洲生活，这样的生活，我仅能猜想一二。
一天，我和一个监工开车去一片新棉花地，路上和他聊起他的生活。我们驾驶的是一辆路虎，那时已经离开土路，穿行在灌木丛中，躲避着泥泞的大水洼和倒下的树木的枯枝。我原以为会听到一些壮志未酬、命运不济的故事，以为会发现一些对有钱人、对外面世界的愤懑。可是没有。那监工觉得自己很幸福。他曾试过去葡萄牙生活，甚至试过去某个南非小镇生活，但他回来了。他用手腕击打着路虎的方向盘，说：“其他地方我都待不下去。”我问为什么。他说：“因为这个。我们现在正在做的这事。你没法在葡萄牙做这事。”路虎和四轮驱动越野车对我来说还很新奇；驶离大路，穿过潮湿崎岖的灌木丛，仍能令我兴奋。但我觉得监工对这地方的生活更为赞赏；他的放弃并非像表面上那样，仅仅是因为性。当我再次看到监工们那些长了霉花的白色平房时，心里生起一股敬意。我就这样一点一点地学习。不单是关于棉花、腰果和剑麻的知识，还有这里的人。
我熟悉了去城里的路。认识了沿途的锥形巨岩。每一座都有独特的形状，都是我的路标。有些突兀地拔地而起；有些底部有崩落的碎块；有些灰暗裸露，有些某一面生长着发黄的地衣；有些突出的部位风化成了碎片，长有植被，有时甚至长着一棵树。锥岩永远是新的。在庄园里待上一两个星期，再开车进城，永远像是冒险。那一个多钟头永远是新鲜的：殖民地商店，土气杂乱的橱窗，坐在店外等零活的非裔搬运工；铺了石板的街道，汽车、卡车和修车行；混杂的人群，守备部队里给这个地方带来些许奇异的欧洲气息的红脸膛的葡萄牙新兵。到目前为止守军人数还很少；军营也很小，普普通通，毫无气势，矮矮的白色或灰色的两层混凝土楼房，和城里的其他房子连成一片。有时会有新开张的咖啡馆可去，但咖啡馆在这儿开不久。新兵没有钱，而城里人宁可待在家里。
我们去的商店大多是葡萄牙人开的。有一两家是印度人开的。起先我害怕进去。我不愿意看见店员的表情，从而想起家乡和那些烦心事。可是没有，里面那家人丝毫没有将我当作同一种族的人。他们也接受了我在安娜祖国的新角色。似乎他们并不知道我曾经是别的什么人。他们也低着头，做着必须做的事。就这样，这地方又给了我——也给了那些监工——些许额外的自由，虽然是以不同的方式。
周末，我们有时候会去城外的海岸上，去小而简陋的葡萄牙周末餐厅，吃刚从海里捕上来的鱼和贝类，喝一点葡萄牙红酒或白酒。
我时常回想起到这儿的第一天所感受到的恐惧——那条路和那些行走的非洲人的画面一直挥之不去——我惊讶这片土地怎会如此驯服，如此毫无希望的景观怎会孕育出如此理性的生活，在某种意义上，就好像从石头里榨出了鲜血。
六七十年前的情形恐怕大不相同，那时候安娜的外祖父刚来到这里，从政府手里接管了这一大片土地。当时，葡萄牙政府面对强大的英德两国及其大量移民，已经感觉到自己的羸弱，急于将其声称拥有的非洲殖民地控制在手中。这座小城当时只是一个简陋之至的小小的海滨聚居区，住着黑皮肤的阿拉伯人，百余年种族混血的产物。通往内陆的道路只是一条泥土小径。所有东西都靠每小时前行两英里的马车运送。我现在一个小时能走完的路程，当时要走上两天。庄园的宅子很简陋，和非洲人的窝棚没多大区别，只不过用的材料是木头、瓦楞铁皮、钉子和金属铰链，一应物品都是从首府用船运来，再装上马车。没有电灯，没有防蚊铁丝网，没有水，除了屋顶流下的雨水。住在这里就意味着忍受这片土地，月复一月，年复一年，忍受着天气和疾病，完全依赖当地人。很难想象。没有谁会真的希望自己变成另一个人，因为没人能够想象自己丧失原本的心智，同样，后来的人也无法真正了解当年这片土地上的生活。我们只能依据我们所知道的来判断。安娜的外祖父，以及他认识的所有人，也只会知道他们那时所知道的。他们对于自己的生活或许是满意的。
海岸一带的早期移民，从阿曼、从马斯喀特来的阿拉伯人，完全变成了非洲人。他们不再是阿拉伯人，当地人也只知道他们是穆斯林。安娜的外祖父，在这艰难的地方过着艰难的生活，谁也不认识，连自己都变成半个非洲人，有了一个非洲家庭。然而，沿海一带的非洲阿拉伯人的处境连续几代都没有什么变化，他们的日子也就一如既往，安娜外祖父的处境却出人意料地发生了剧变。这是因为一九一四年在欧洲爆发的大战。安娜的外祖父发财了。更多移民涌入这个国家；首府繁华起来；通了电车，白人（以及果阿人）坐在前面，非洲人坐在后面，中间隔着一道帆布帘。那时候，安娜的外祖父希望恢复自己欧洲人的身份。他把两个有一半非洲血统的女儿送往欧洲接受教育；明确表示希望他们能嫁给葡萄牙人。他盖了庄园大宅，混凝土白色高墙和混凝土红色地面。屋前屋侧是大花园，屋后的大游廊连接起一串带游廊的客房。每一间客房都有宽敞的独立卫生间，安装了当时流行的器具。仆人房也很宽敞，在宅子最后面。他购买了精致的殖民地家具，至今我们仍在使用。我们睡在他的卧室里，我和安娜，睡在他那张高高的雕花床上。如果说，想要理解这个已变成半个非洲人的男人的心思很难，那么，想要安然接受他后来的心思则是难上加难，虽然后者本该更容易接近。在这幢房子里，我一直觉得自己是陌生人。我一直无法习惯它的堂皇；那家具始终显得怪异而丑陋。
由于我的背景每每在这种情形下刺激我，我无法忘记那些非洲人。安娜的外祖父，还有其他人，某些令人恐惧的小型外国传教机构里的牧师和修女，言行老派，落脚在这片空旷荒芜的土地上，所有这些人都认为非洲人应该屈服于他们的意志，适应新的生活。我不知道他们是如何进行的，也不敢打听。不过非洲人还是以某种方式保持着他们的本来面目，他们的许多传统和宗教，尽管他们的土地已被瓜分，种上了需要他们照看的作物。那些行走在柏油路两边的人不仅仅是庄园的劳工。他们的社会义务和我在家乡所知道的一样复杂。他们会一声招呼都不打，好几天不来庄园干活，走上老远去参加某个仪式或是去给谁送礼物。他们赶路的时候不会停下来喝水，就好像他们不需要喝水。在饮食方面，他们当时仍遵循古老的习惯。他们在早晨和夜里喝水，中间从来不喝。早上开工前，他们不吃任何东西；第一顿饭是在上午过了一半的时候，只吃蔬菜。他们吃自己那种食物，食材多为窝棚周边混种的作物。主食是干木薯。可以磨成粉，也可以直接吃。两三根木薯就能支撑一个人出门走上一整天。在最小的村庄里，你都能看见有人卖他们那一小块地里出产的干木薯，一次只卖一包或两包，换取之后几个星期的所需。
看着这两个迥异的世界比邻而存，感觉很奇怪。一边是大庄园和混凝土建筑，一边是非洲人的世界，看似无足轻重，但无处不在，如同海洋。就像我在故乡看到的情形，此刻思及，恍如隔世。
一个奇特的机缘将我带到了另一边。但当我对这里的故事更加了解之后，我常常想，如果安娜的外祖父在临终前得知一个像我这样的人将会住进他的庄园，坐在他的漂亮椅子上，和他外孙女一起睡在他的雕花大床上，他一定不会高兴。对于自己的家族和姓氏的未来，他另有打算。他把两个有一半非洲血统的女儿送去葡萄牙念书，谁都知道他想让她们嫁给真正的葡萄牙人，消解掉他在那段艰难岁月里带给她们的非洲基因，那时他和这片土地极其亲密，同时离外面的世界越来越远。
两个女儿都很漂亮，又有钱。在葡萄牙找到丈夫，尤其是在大萧条时期，对她们来说并非难事。一个女儿留在了葡萄牙。另一个女儿，也就是安娜的母亲，则和她丈夫一道回到非洲，回到庄园里。午餐会，宴会，拜访。安娜的外祖父怎么炫耀这个女婿都觉得不够。他为这对夫妇腾出自己装修豪华的卧室，搬到主宅背后的客房，免得碍事；后来又更加识趣地搬到了再远些的监工房里。不久，安娜出生了。再后来，就在我如今每天醒来的这个房间里，安娜的父亲变得越来越奇怪。他无精打采。庄园里没有任何事需要他负责，没有任何事能激起他的兴趣，有段时间他甚至不出卧室，不下床。照混血监工和我们的邻居的说法——我到这儿不久就不可避免地听说了——这段婚姻，安娜父亲在葡萄牙时觉得很好，而到了非洲就觉得没那么好了，他的心里充满怨恨。
安娜知道人家是怎么说她父亲的。我们谈起这些事的时候，她说：“他们说的都是真的。但那只是真相的一部分。我想，他在葡萄牙的时候，以为这段婚姻除了能给他带来其他好处，我的意思是钱，还能帮助他以特权阶层的身份去往这个新的国家。但是他无法习惯丛林的生活。他本来就不是积极活跃的人，来到这里之后，更没有精神了。他做的事越少，躲在卧室里的时间越长，精神就越颓靡。他并不恨我，也不恨我妈妈和外公。他就是提不起精神。他讨厌人家叫他做些鸡毛蒜皮的事情。我还记得他痛苦愤怒时扭曲的表情。他真的需要帮助。我小时候把他当病人，以为他的卧室就是病房。我的童年因此很不愉快。我小时候经常这样想我的父母：‘他们这些人根本不知道我也是人，我也需要帮助。我不是他们偶然造出来的玩具。’”
后来，安娜的父母分居了。她母亲住在他们家在首府的房子里，照顾在教会学校念书的安娜。有很多年，外人都不知道他们家出了问题。这是殖民时代常见的生活模式：妻子在首府或沿海城市照顾上学的子女，丈夫则在家管理庄园。由于长期分离，丈夫往往会开始和非洲女人同居，有了非洲家庭。但他们家的情况不同：安娜的母亲在首府有了情人，是一个混血儿，公务员，在海关职位很高，但仍然只是一个公务员。这事越传越广，变得尽人皆知。安娜的外祖父这时候已是风烛残年，觉得自己受到了嘲弄。他责备安娜的母亲嫁错了人，其他事也都做错了。他认为那全是因为她的非洲血统。他在临终前改了遗嘱，把原本预备留给安娜母亲的东西都给了安娜。
当时安娜在英国读语言学校。她说：“我想摆脱葡萄牙语。我认为那正是我外公如此狭隘的原因。他不了解这个世界的真面目。他能想到的就只有葡萄牙、葡属非洲、果阿和巴西。由于葡萄牙语，世界的其他部分都被从他的头脑中过滤掉了。而我也不想学南非英语，虽然这里的人都在学。我想学英国英语。”
她父亲失踪时，她仍在牛津读语言学校。某一天他离开庄园，一去不返。并且带走了庄园的一大笔财产。他钻了法律的空子，把安娜的一半地产都抵押了出去，包括首府的那套房子。安娜没办法偿还他借走的钱，所以抵押给银行的就都归了银行。监工和其他人二十多年来对她父亲的怀疑看来没错。就是在这个时候，安娜请母亲和她的情人来庄园住。她从语言学校毕业后也回到庄园，他们生活得很愉快，直到有一天晚上，那个情人试图爬上她的雕花大床。
她说：“不过我在伦敦的时候就把这件事告诉你了，只是借用了别人的名字。”
她依然爱她父亲。她说：“我觉得他一直都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我觉得他一直就有这样的计划。他的所作所为，恐怕计划了很久。他可能多次前往首府，多次和律师及银行的人会面。但他也的确有病。没有精神，没人帮他。他爱我。对这一点我从不怀疑。遇见你之前不久，我曾去葡萄牙看过他。那里是他的归宿。他先去了南非，但在那里过得很艰难。他不喜欢做什么事都要用外语。他也可以去巴西，但他不敢。于是他回到葡萄牙。他住在科英布拉一栋现代化大楼里的一套小公寓中。没有太值钱的东西。但他依然在靠着抵押来的钱度日。在某种程度上，你可以说他是挖到金子了。他一个人住。公寓里没有女人的痕迹。简简单单，空空荡荡，让我心疼。他满怀柔情，但表达的方式非常老套。有一次，他要我去卧室，拿他放在床边桌上的药，我过去打开抽屉，却看见一张柯达620快照，是我小时候的照片。我觉得自己就要哭了。但紧接着我就想：‘这是他计划好的。’我冷静下来，尽量不露声色地回到他身边。他有两间卧室，把其中一间叫作工作室。这让我不解，但后来发现他是在制作现代青铜雕塑，小小的半马、半鸟，或其他半个什么，一边是绿色，很粗糙，另一边则打磨得极其光亮。我真的喜欢他这些作品。他说每一件都要花上两三个月。他送给我一只小小的鹰。我把它放在包里，每天都要拿出来把玩，抚摸它光亮的半边和粗糙的另外半边。有两三个星期，我真的以为他是艺术家，这让我很骄傲。我想他之所以会做出那所有事情，都是因为他是艺术家。接下来我发现他的这种青铜雕塑到处都有。是纪念品。他在工作室里干的活儿也是他的懒惰的一部分。我为自己感到羞耻，竟然当他是艺术家，也没有继续追问。去问我本该问的问题。这事就发生在我遇见你之前不久。我想现在你能理解为什么你写的故事会感染我了吧。所有的欺骗、伪装，以及真实的不幸。让人难以置信。所以我写信给你。”
她之前从未如此清楚明白地说起那些故事，这使我担心，也许我泄露的有关自己的事情比我意识到的更多，也许她一直都知道我究竟是怎样一个人。我手头没有那本书；我曾想把一切都抛在脑后。安娜还留着她买的那本。但我不愿意去看，害怕会发现什么。
我几乎没有带去任何纸张。我留着两个笔记本，里面是我在家乡念教会学校时的作文和素描。还有罗杰用他那很有教养的字体写的几封信；出于某种原因，我不想扔掉它们。我还留着印度护照和两张五英镑钞票。那是我为逃跑准备的钱。安娜当我是个穷汉，而似乎从一开始我就知道总有一天我将不得不离开。十英镑不够我走很远；但那是我离开伦敦时身上仅有的钱；在我内心的角落里藏着祖先遗传下来的谨慎，它促使我定下了这半个或四分之一个计划，我想这至少能让我迈出第一步。那十英镑和护照以及其他东西一起装在一个棕色的旧信封里，放在卧室一张沉重的书桌的底层抽屉里。
一天，我发现信封不见了。我问了宅子里的人；安娜也问了。但是谁都没有看见，或者说都没有什么可说的。丢失护照比任何事情都让我忧心。没有了护照，我不知道该如何向非洲、英国或印度的官员证明我的身份。安娜说我应该写信回国申请一份新护照，这没有错。她以为官僚机构都是恪守规章，公正无私，虽然动作缓慢，但至少在动。我知道我们的机关是怎么办事的——我的脑海中清清楚楚地浮现出那幅画面：浅绿色的墙壁上，在头、肩和臀部的高度横着发亮的污垢，做工粗糙的木质柜台和出纳间，沾着黑泥的地板，嚼着蒌叶的办事员穿着长裤或围着腰布，每个人额头上都准确无误地画着种姓标记（这是他们每天的首要工作），每张桌子上都横七竖八地堆着各种褪色程度不一的旧卷宗，粗劣的纸张正在开裂——我也知道，我将在遥远的非洲久久等待，不会有任何结果。没有护照，我就没有身份证明，不能对任何人提出要求。我将被遗弃。我将无法行动。我越想越感到不安。有几天，我都没法想其他事情。这事开始折磨我，就像之前沿非洲海岸旅行时对于失去语言能力的恐惧曾经折磨着我一样。
一天早上，安娜说：“我跟厨子谈过了。她觉得我们应该找巫师。离这儿二三十英里就有一位出名的巫师。所有的村子都知道他。我已经叫厨子去找他了。”
我说：“你觉得谁会想去偷一张护照和几封旧信件？”
安娜说：“我们现在不能把事情搞糟了。绝不能提任何人的名字。交给我。我们甚至不能去猜会是谁。我们得把这事留给巫师处理。他是一个非常认真和自重的人。”
第二天，她说：“巫师七天之内到。”
那天，木匠朱利奥在他的工作间里找到了那个棕色信封和罗杰的一封信。安娜叫来厨子说：“很好。但还有其他东西。还是得让巫师来。”每过去一天，都在不同的地方有新发现——罗杰的信，我的笔记本。但仍然不见护照和那两张五英镑钞票，而大家都知道巫师仍然会来。最后他并没有来。就在他说好要来的前一天，护照和钱在书桌的一个小抽屉里找到了。安娜让厨子送钱给巫师。他退回来了，因为他并没有来过。
安娜说：“这事你得记住。非洲人或许并不害怕你我，但他们害怕彼此。每个人都能去找巫师，也就是说，即使最卑微的人也有力量。就这点而言，他们比我们余下的人过得好。”
我拿回了护照。我又感到安全了。安娜和我好像达成了默契似的，都绝口不提此事。我们再也没有提过巫师。但我脚下的地面却动摇了。
我们的朋友——或者说，我们在周末会见到的那些人——的庄园大宅距离我们的宅子都不超过两小时车程。大半路程都是土路，而这些土路各有各的急弯及危险之处（其中几条蜿蜒穿过非洲村落），任何事情，若路上花的时间明显超过两小时，就很麻烦。热带地区的白昼有十二个小时，而丛林的规矩是赶路的人应该尽量在四点前到家，最晚不能过五点。开车来回四个小时，中间午餐三个小时，几乎刚好占去一个星期天；再久的话就是考验耐性了。所以我们见到的总是那些人。我认为他们是安娜的朋友；我从不把他们当作我的朋友。而也许他们只是安娜连同庄园一起继承来的。我想那些朋友会说，我们也是他们这样继承来的。我们都是附属于土地的赠品。
起先，我以为这就是有钱人的生活，令人兴奋。我喜欢那些大宅子和环绕着它们的宽敞游廊（覆着九重葛或其他藤蔓）。从凉爽幽暗的室内往外看，明亮的天光和花园分外美丽——尽管你走出去就会发现外面亮得刺眼，到处有蚊虫叮咬，花园的土壤多沙，并不精致，有些地方被烧没了，有些地方几乎要重新变回丛林。待在凉爽舒适的宅子里，会觉得这种气候是上天的恩惠，仿佛那些人的财富改变了自然，气候不再会带来疾病，惩罚人类，就如同在安娜外祖父及其他一些人的时代。
起先，我仅仅是希望融入这种生活，富有，安全，完全超出了我之前的想象。见到陌生人，我会浑身紧张。我不想看见任何人怀疑的眼神。我不想有人提出什么问题，让我当着安娜的面无法回答。但没人提这样的问题，人们有任何想法都只是留在自己心里。安娜在这些庄园主中很有威信。很快，我的神经放松下来。而大约一年之后，我开始理解——我自己的背景有助于我理解——我踏入的只是一个半黑半白的世界，我们的许多朋友在内心深处都把自己当作二等人。他们不是完全的葡萄牙人，成为完全的葡萄牙人是他们的志向所在。
待在这些半黑半白的朋友中间，就像待在那个海滨小城里。驱车前往小城总像是在冒险；但不过一个小时左右，一切就都变得乏味了。同样，星期天早上开车去某处庄园宅子吃午餐，起先会觉得新鲜，满怀期待，但在宅子里待上一个小时左右——身边都是些丧失了魅力的人，他们的故事也已听得滚瓜烂熟——就已经没什么可说的了，我们大家都很高兴能够吃吃喝喝这么长时间，直到下午三点，太阳还高高地挂在空中，我们可以坐上各自的四轮驱动越野车出发回家。
对于这些土地赠送的朋友和邻居，我们的了解甚为粗略。我们看到的他们，是他们选择展现给我们的样子；而每次见到的都是他们的同一面。他们就像是我们在学校里研读的某个戏剧作品中的人，每个人都是一个“角色”，每个角色都可归纳为几个点。
比如，科雷亚夫妇就以其贵族姓氏为荣。他们也极爱钱。永远在谈钱。他们总认为大难将至。他们并不确定是何种灾难，也不确定这灾难是单单降临本地，还是会波及全世界，但他们觉得它将令他们的安全荡然无存，无论在非洲还是在葡萄牙。所以他们在伦敦、纽约和瑞士都开了银行账户。他们的想法是，一旦灾难来临，他们至少在其中一个地方还有一包备用金。科雷亚夫妇对每个人都提过那些账户。有时候他们像是头脑简单，有时候又像是在吹嘘。而他们真正的目的是要让每个人都感染上他们的灾难论，在他们的丛林朋友中间引起一场小小的恐慌，好显得他们开账户的谨慎行动富有远见，走在所有人前面。
里卡多是个军人模样的魁梧男人，花白的头发剃成军队里那种平头。他爱跟我练英语；他有很重的南非口音。这个大个子很不幸。他女儿曾经很有希望当歌星。殖民地每个听过她唱歌的人都认为她有天赋，会在欧洲成名。里卡多并不富有，但他卖了部分地产，把女儿送往里斯本接受训练。可她却在那儿跟一个来自大陆另一边的葡属非洲殖民地安哥拉的黑人同居了。女孩的歌唱生涯就此终结，她和家庭的联系，她带给父亲的骄傲和希望，也画上了句号。里卡多把他收藏的女儿所有的录音带都销毁了。有人说他逼女儿太狠，她在遇到那个非洲人之前就已经放弃唱歌了。某个星期天的午餐会上，主人开始播放那女孩唱歌的录音带。这么做（我和安娜事先已经得到通知）并不是为了伤害里卡多，而是为了赞美他和他的女儿，帮助他摆脱痛苦。那位主人新近在家里找到那盒没有标签的录音带；那是他以前录下的，都已经忘记了。而此刻，在炎热的中午时分，望着室外的明亮日光，我们大家倾听着那女孩用意大利语，接着用德语演唱。我很感动（尽管不明白唱的是什么），这样的天赋和雄心曾经出现在这里的某个人身上。里卡多没有失态。他垂着头，流着泪，微笑里包含着旧时的骄傲，而他女儿的歌声从录音机里传出来，带着多年之前的希望。
诺伦尼亚夫妇是我们中间的贵族，纯正的葡萄牙人。他身量瘦小，据说出身高贵，但我不清楚其真实程度。她有畸形或残疾——我从没听说过具体的情形，也从没想过要问——她跟我们在一起时总是坐着轮椅，由她丈夫推着。他们进入我们这个半黑半白的世界，带着极其细微的屈尊俯就的意味。他们了解这个国家，他们了解自己的处境，也了解我们的处境。有时能够感觉到，他们之所以打破规矩，只是因为那位太太身有残疾，不得不迁就她些。但其实，他们之所以加入我们的行列，是因为诺伦尼亚太太的特殊天赋。她能“通灵”。她的贵族丈夫很为妻子的这一能耐骄傲。当他们出现在某处庄园的星期日午餐会上的时候，他推着她的轮椅，瘦脸上的怒气中明显夹杂着傲气。我没有听见任何人直接说起诺伦尼亚太太的这个神通，连安娜也没有。只能凭感觉，而这种事情非常微妙，开始的几次我甚至毫无察觉。要发现这天赋的使用，得先对它有所了解。比如，某人会说：“我想明年三月份去趟里斯本。”轮椅上的诺伦尼亚太太就会欠欠身，并不特别针对任何人，温柔地说：“时机不对。九月份会更好。”她不会细说，不会解释；而我们不会再听到三月份去里斯本的事。而要是——只是为了说明——要是我那会儿不知道这位太太的天赋，贸然说“但三月份里斯本很美啊”，诺伦尼亚先生湿漉漉的眼睛里就会流露出厌恶的神色，说道：“说时机不对自然是有原因的。”他妻子则会把头转开，苍白的脸上毫无表情。我感到，她的神通，连同她的残疾和她丈夫的出身，使她成为一个暴君。她说什么都行，她想怎么轻蔑、粗鲁都行；有三四条、五六条充足的理由，没人会质疑她。我能看见她不时痛苦地抽搐，但我还是忍不住会想，也许她和她丈夫一回到家，她就会从轮椅上下来，一点事都没有。她为人求神问卜都是私下进行的，而且要价不菲；那些半黑半白的人非常多疑，参加他们的聚会有助于招徕生意。
我和安娜也在扮演着我们的角色。而且，既然没有人能真正看清自己，我相信，如果知道别人对我们的看法，我们一定会惊讶，甚至感到受伤，科雷亚、里卡多和诺伦尼亚夫妇也是一样。
这种庄园生活模式或许始于二十年代的战后繁荣时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确立。所以它相对而言还是新鲜的，也许并没有长过一个人的一生或者成年时期。现在它持续不了多久了。我不知道，我们这个圈子里的人是否都（不仅仅是夸张的科雷亚夫妇）觉察到了某种本可以不予理会的令人不安的讯息：有一天我们在非洲将不得不摊牌。尽管我并不认为有人已经猜到，混凝土的世界将被脆弱的茅草旧世界彻底推翻。
有时候，我们星期天会去海滨那家简陋的周末餐厅吃午餐。那儿供应简单烹饪的新鲜海产，后来它开始做得好些了。不那么简陋了。某个星期天我们去到那儿，发现地上在铺瓷砖，黄蓝相间的阿拉伯风格图案让人赞叹。铺砖的工人是一个高大的黑白混血儿，眼神清亮。因为某些原因——也许是没有按时完成工作——那个葡萄牙老板正在大声辱骂他。面对我们和其他客人，那老板总是彬彬有礼；但转过脸去，角色改变，他的性情也随之改变，开始继续大骂那个工人。每骂一声，那个眼神清亮的男人就把头垂得更低，仿佛挨了一记敲。他在冒汗，好像不仅是因为热。他继续干着手里的细致活儿，摊开薄薄一层快干灰浆，然后把每一块漂亮的葡萄牙瓷砖按正，轻轻敲打一番。汗珠从他浅棕色的额头上滚下来，他不时如挥泪一般将汗珠从眼角边抹去。他穿着短裤，身子蹲着，大腿上的肌肉将短裤绷得紧紧的。腿上、脸上粗硬的毛发打着小卷儿，脸上还有剃须刀留下的坑洼。对于老板的叫骂，他并不回嘴，尽管他一拳就能把老板打翻。他只是干活。
后来我和安娜谈起这件事。安娜说：“那个工人是私生子。母亲大概是非洲人。父亲多半是某个葡萄牙大地主。餐厅老板也许知道。葡萄牙有钱人会把他们的混血私生子送去学习某种手艺：电工、机械工、金工、木工、瓷砖工。不过这儿的大部分瓷砖工都是从葡萄牙北部来的。”
我没再对安娜说什么。但是，每当想起那个汗流浃背的大个子，想起他挨骂时那双清亮的眼睛，烙在脸上的出身的耻辱，我就会想：“谁来救救这个人？谁来替他报仇？”
后来，这种情绪里混入了其他东西。但那幅画面却久久挥之不去。我隐约感觉到有什么事情即将发生。我在非洲的第三年，受到控制的本地报纸开始透露大陆另一边发生的大事，对此我已经有所准备。
事情太大，压制不住了。起先当局可能不打算声张，可后来又改弦易辙，开始渲染恐怖气氛。某个地区起了暴乱，乡间则发生了针对葡萄牙人的大屠杀。死了两百、三百，甚至四百人，是被大砍刀砍死的。我的脑海中浮现出一片与这里相似的土地（尽管我知道并非如此），与这里的人相似的非洲人，他们的窝棚和村落、木薯和玉米地散落在各个大庄园之间：那里有一片接一片平整的腰果和剑麻地，见不到树木的巨大牧场仿佛新开垦的荒野，大树被伐倒或焚毁，余下乌黑的躯干，以防滋生叮咬牛群的毒蝇。井井有条，合情合理；土地变得温和。但我第一天抵达时见到的图景——总有瘦小的非洲人行走在柏油路两边——却仿佛带着威胁意味的梦境，让我觉得脚下这片土地极为遥远。此刻想来，如同预兆。
可是我们周围的非洲人却仿佛什么也没有听说。他们的态度毫无变化。这一天，第二天，下一个星期，下一个月，一切照旧。有许多银行账户的科雷亚说，这种平静中蕴含着不祥；一场危险的农民起义也已经开始在这里酝酿。但是，这一年剩下的时间依旧波澜不兴地度过了，而且似乎会这样持续下去。而我们所有的预防措施——在卧室里备下枪支和短棍，其实一旦发生大规模暴动，甚或只是小范围的暴动，这些东西毫无作用——似乎都是多余的。
就是在那个时候，我学会了开枪。有人谨慎地告诉我们和我们的邻居，可以去城里的警察靶场接受射击训练。守军军营里没有这样的场地，也就是说，他们还没有为开战做好准备。邻居们都跃跃欲试，我却并不特别想去靶场。我从没想过要碰枪。教会学校里没有军训这种东西，我担心自己会在大人物面前出洋相——超过了我对非洲人暴动的担心。然而，连我自己都没有想到的是，第一次举枪瞄准，扣动扳机，我就着了迷。对我来说，那是与自我最私密、最强烈的交流，总是要在刹那间做出正确决断，回应头脑的运转。这出乎我的意料。我觉得，那些在暗室中对着一点烛火冥想的人能够体验到的宗教的欢喜，也比不过我举枪瞄准时与自己的思维和意识如此贴近所感受到的喜悦。事物的天平瞬间改变，我迷失在某种独属于我的宇宙之中。这真让人惊讶——身在非洲的靶场，心灵却以全新的角度遥想父亲和他的祖先，那些献身于宏伟寺庙的食不果腹的婆罗门。我买了一把枪，在安娜外祖父的院子里装了靶子，随时练习。邻居们开始对我另眼相看。
政府并不着急，但情况开始变化。守备部队在扩充。新建了营房，三层楼，发亮的白色混凝土。营地或军事区在扩大，裸露的沙地上建起简易混凝土房子。一块贴满各色军队标志的板子上说我们这里将成为一支新部队的总部。小城的生活变了样。
政府很专制。但大多数时候我们并不感觉如此。我们觉得政府很遥远，远在首府，远在里斯本。在这里，它没有给我们多少压力。只有在收割剑麻的季节，我才会为它操心，因为我们要向监狱申请，而他们出于体恤，会派出囚犯（有适当监管）来帮忙收割剑麻。割剑麻很危险。村里的非洲人不肯做。剑麻有点像大号的芦荟或菠萝树，或是长满芒刺的巨型绿色玫瑰，四五英尺高，没有花瓣，只有厚实的叶片。叶片底部很厚，边缘长有锐利的锯齿，手伸错方向就糟了。要抓住它们很困难，而且危险，砍下来也不容易。叶片的黑色顶端尖利有毒。剑麻地里老鼠很多；它们喜欢阴凉，又爱吃叶肉。还有吃老鼠的毒蛇，把老鼠一点一点整个儿吞下去。你有时会看到半只老鼠，头或是尾巴，挂在蛇鼓鼓囊囊的大嘴外面，还在蠕动，简直吓死人。剑麻地很可怕，按照规定（但也许只是我们这儿的习惯），收割时必须有护士带着药和治疗蛇伤的血清守在一旁。工作这样危险，而剑麻叶片仅有百分之五能制成纤维；纤维又很便宜，用来制作绳、篮、凉鞋鞋底之类的日常物品。没有那些囚犯的话，剑麻很难收割。即使在当时，剑麻也已经开始被合成纤维取代。我丝毫不关心。
多年以来，没有人挑战过我们好脾气的专制政府，因而它变得特别懒惰。统治者极为安全，因此渐渐将统治的细节视为负担，或者说，看起来是这样；他将重要的政府活动外包或者出租给一些热心、忠诚、精力充沛的人。这些人都发了财；他们越有钱，就越忠心，越能把包给他们的工作做好。因此，这种政府原则确实蕴含着一种粗糙的效率及合理性。
在部队扩充和城市发展的过程中就有这种原则在背后运作。依然风平浪静。人们不再以为会有危险。战争财年复一年地到来。我们每个人都曾染指。我们感觉得到了回报，自以为高尚。每个人都在一次次清点自己的收获。后来大家发现，我们圈子里新近赚钱最多的是科雷亚，那个总是预言灾难、危言耸听、拥有许多银行账户的狡猾家伙。科雷亚联系上了首府的某位大人物，成了一大堆听来令人难以置信的外国科技产品在我们这个城市、这个省，甚至这个国家的代理人（尽管他仍然在经营庄园）。起先科雷亚很喜欢吹嘘自己跟大人物如何亲密，此人是真正的葡萄牙人，显然和科雷亚的代理工作大有关系。而我们则以不无忌妒的嘲讽口吻议论两人不同一般的交情。是科雷亚去拜见大人物的吗？或是大人物出于某种特殊原因，通过某个中间人（也许是首府的某个商人）选中了科雷亚？不过其中原委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科雷亚赢了。他将我们远远甩在了后头。
他聊起去首府的经历（乘飞机，而不是像我们大多数人那样，坐肮脏的旧轮船）；他聊起和大人物共进午餐和晚餐，有一次晚餐甚至是在大人物家里。但过了一阵子，科雷亚对大人物提得少了。跟我们在一起的时候，他假装那些生意点子全是他自己的；我们也不得不跟着他一起装。不过，当他历数与他有往来的外国公司，以及他进口的那些军队或城里总有一天会用到的科技产品时，我惊讶地发现自己对于现代世界的了解竟然如此可怜，同时也很惊讶，科雷亚——他真正懂得的只有经营庄园——竟能轻而易举地进入这一行。
他成了我们中间的显贵。当他发现大家的忌妒已经消退，朋友和邻居们不再对他的新身份吹毛求疵时，他反而谦虚起来。某个星期天，他对我说：“威利，我做的这些事你也能做。就看你有没有胆量。跟你说了吧。你在英国待过。你了解博姿商店。我们这儿需要他们的药品以及其他一些东西。他们没有代理人。你可以做他们的代理人。你写信过去。他们要推荐信，你就给他们。你的生意就开始了。他们会很乐意的。”我说：“可是他们送货过来，我该怎么处理呢？我该怎么开始卖？我把它们放哪儿呢？”他说：“这就是问题。要做生意，你得先像个生意人。你得换个思路。你写信给博姿那样的公司，不能以为他们会只想跟你做一年半载的生意。”听他的口气，我想他和他的老板曾经认真研究过博姿的生意，但没什么成果。
又一个星期天，他说他开始考虑为某位著名的直升飞机制造商做代理人。我们惊得说不出话来，因为我们知道他不是开玩笑，这也让我们明白了他现在有多厉害。他好像非常了解直升飞机。他说这念头是突然想到的——说得好像圣人顿悟——当时他正开车去海滨。一连好几个星期，他都在说直升飞机。然后，我们在受控制的报纸上读到——要不是认识科雷亚，我们恐怕根本不会注意那篇报道——这里正在购入一批直升飞机，但不是科雷亚说到的那个制造商。之后我们再没有听到过科雷亚提起直升飞机。
科雷亚就这么发了。直升飞机的事只是一个小挫折。但他们夫妇说到钱，嘴里还是原来那些没脑子的话。他们依然认为会大难临头。他们是走运了，但这让他们比以前更忧虑，他们说他们决定不把钱花在殖民地。他们在这里仅仅买了一幢海滨别墅，离我们常去的那家餐厅不远，就在目前正迅速发展的度假区。这么做是在“投资”。这是他们的新词汇之一。他们开了一家公司，叫作“加卡投资公司”。他们向我们派发名片，就好像我们是他们的乡下穷亲戚，名片上印着的时髦的公司名称是两人名字——加辛托和卡拉——的头几个字母的组合。为了这门新生意，他们到处奔波，现在他们不再只开银行账户。他们开始考虑取得世界各地的“文件”——这让我们更加觉得望尘莫及——旅行途中，就在火车上处理事情：澳大利亚的文件、加拿大的文件、美国的文件、阿根廷和巴西的文件。某个星期天，他们——或者说是卡拉——甚至提到要移居法国。他们刚去过那里，还买了一瓶法国名酒带到午餐会上。每个人都得了半杯，每个人都抿了抿，说这酒真好，但其实酸得很。卡拉说：“法国人懂得生活。在左岸有一套公寓，在普罗旺斯有一幢小房子——应该会很不错。我一直在跟加辛托说这事。”而我们这些不准备去法国的人则抿着酸酒，就跟喝毒药似的。
就这样过了好几年——科雷亚夫妇的成功似乎永无止境，只要军队还在，城市还在发展，只要首府的那位大人物还在位——然后，危机来了。我们是从科雷亚夫妇的举动看出来的。他们每天早晨都开车一个半小时去教堂望弥撒。三小时的来回车程，一小时的弥撒，天天如此，而谁知道他们在家里还做过多少祈祷和连祷：这样的行为是任谁也没法儿保密的。加辛托·科雷亚越来越苍白消瘦。后来，我们在受控制的报纸上读到，政府采购方面的违法行为被揭露出来了。一连好几个星期，报纸任由丑闻传播，然后，和加辛托·科雷亚有关系的那位纯葡萄牙血统的大人物在当地行政会议上发表讲话。大人物说，任何与公众利益有关的事务，政府都必须保持警觉，而他将既不畏惧也不偏袒，对采购事务中的违法行为追查到底。罪行将受到惩治；殖民地的每一个人都应坚信这点。
这就是好脾气政府的另一面。我们知道科雷亚夫妇惹下大麻烦了，各大城市的银行账户，各个国家的身份文件，统统救不了他们。在这里，黑暗就是黑暗。
可怜的卡拉说：“我从来不想要这样的生活。修女会告诉你们的。我曾想去做修女。”
这时我们才知道——这件事我们讨论了好几年——为什么科雷亚夫妇会被那位大人物选中。就是为了现在这种情形，大人物需要某个人被抛进黑暗。按照殖民地的规矩，毁掉一个像他这样的葡萄牙人有违阶层秩序，很不光彩。而把一个第二等级的人扔进黑暗则毫无问题，那些半黑半白的人有教养，受尊敬，努力，深谙金钱之道，出于种种原因愿意随时听候调遣。
科雷亚夫妇在这样的折磨中度过了三四个月。他们时时梦到成为代理人之前的简单生活，不停地责备自己。我们很同情他们，但不幸也让他们变得令人生厌。加辛托仿佛成了个废人，像对付敌人那样专注于他的疾病，几乎全然不顾其他事情。后来，突然之间，危机过去了。加辛托认识的那位在首府的大人物找到了某种方法挫败了挑起整个事件的对手。报纸上不再恶语相加，采购丑闻（其实它只在报纸上存在过）也就销声匿迹了。
但加辛托的焦虑并未随之结束。他明白了权势有多么不可靠。现在他知道自己不会一直有大人物保护，而且有人会出于各种理由重新提起这桩对他不利的案子。他为此备受折磨。在某种意义上，这很奇怪，多年来我们总是听到加辛托说大难将至（有时候甚至是以极大的热情），说会发生什么大事将殖民地生活连同他的世界一扫而光。一个人能如此坦然地接受这样的念头，还喜欢以此吓唬别人，就不应该因为首府有几个人图谋报复而忧心忡忡——反正总会一了百了。但加辛托所谓会将所有人、所有事物统统带走的大变故不过是一个哲学谎言。只要你仔细想想，就会发现它很含糊。事实上它是一个道德概念，一种自我赦免，使人生活在殖民地同时又得以置身其外。它很抽象。而令他担心的耻辱却并不抽象。那耻辱是真实的，细节毕现。它也是个人的。那耻辱只会降临到他一个人头上，而这美好世界中的其他人则会安然无恙。
一个星期天，轮到我们招待午餐，我们就去了那家铺着黄蓝瓷砖的海滨餐厅。饭后，科雷亚提议大家去看看他的海滨别墅，也就是他的投资。安娜和我，以及另外许多人都还没去看过，他说自己也有两年没去了。我们离开餐厅，开车上了狭窄的海边柏油路——沙滩上的一条黑色硬壳，然后转入坚实的沙路，穿过翠绿欲滴的沙地灌木和热带杏树，最后重新到达海边。我们看见一间非洲人的窝棚，光滑的茅草屋顶在阳光下闪着赤褐色的光辉。我们停了车。科雷亚喊道：“阿姨！阿姨！”一个身穿非洲衣裙的黑人老太太从笔直的芦苇篱笆后面走出来。科雷亚对我们说：“她儿子有一半葡萄牙血统，负责照看这房子。”他亲切地对那个非洲老太太大声说话，做得有点过头了，也许是故意做给我们看，扮演着他的双重角色：既能和非洲人友好相处，又是体恤下人的老板。老太太看上去很尴尬，不肯配合科雷亚的表演。科雷亚问起塞巴斯提欧。塞巴斯提欧不在家。科雷亚大声说着话，朝海滨别墅走去，我们跟在他后面。
我们看到的是半个废墟。窗子破了；在咸腥的潮湿空气里，每一处的钉子都锈了，锈水流下来弄脏了褪色的油漆和发白的木头。底楼的落地窗被从铰链上卸了下来。本该是起居室的地方，一条高舷渔船一半在室内，一半在室外，支在木架子上，仿佛是泊在干船坞。
那个非洲老太太远远地站在科雷亚身后。科雷亚一言不发，只是看着。他的脸皱起来，露出奇怪的表情。他已经出离愤怒，从眼前的景象中抽身远去。他被痛苦淹没了，显得那么无助。我想：“他疯了。怎么我以前没有看出来。”在修道院长大的卡拉似乎对我刚刚看到的已经习以为常。她走到他身边，就好像我们其他人都不在场似的，对他说话的口吻是我从未听见过的，就像是在对孩子说话。她说：“我们要把这该死的地方烧掉。我这就去找煤油，然后我们回来把这些鬼东西连同那条该死的船统统烧光。”他什么也没说，由着她拉着自己的胳膊，走过阿姨的窝棚，回到车上。
几个星期之后，当我们再见到他们的时候，他似乎精疲力竭，消瘦的双颊干瘪松弛。卡拉说：“我们要去欧洲住一阵子。”
诺伦尼亚太太在轮椅里欠欠身，细声细气地说：“时机不好。”卡拉说：“我们要去看看孩子。”科雷亚夫妇大概一年之前把两个十多岁的孩子送到葡萄牙念寄宿学校。诺伦尼亚太太说：“时机对他们还好。”接着，语调丝毫未变，问道：“那个男孩怎么了？为什么病得这么厉害？”卡拉不安起来。她说：“我不知道他病了。他信里没提。”
诺伦尼亚太太没理会。她说：“有一回我出远门，没选对时机。那时候战争结束没多久。还得过很长时间，我才会坐上这轮椅，也可以说坐上这宝座。我们到南非去，去德班。那地方很美，可就是时机不对。我们到那儿才一个星期，当地就爆发了动乱。放火烧商店，还有打劫。动乱是针对印度人的，可是有一天麻烦却找上了我。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我对那里的街道不熟。我老远看到一位金发长裙的白人太太。她对我招手，我就跑了过去。她一句话不说，带我穿过各种各样的小巷子，来到一栋大房子里，我就在那儿一直待到街上太平下来。我把那天晚上的事情讲给我朋友听。他们说：‘那位太太长什么样？’我就告诉他们了。他们又问：‘那房子什么样？’我又描述了房子的样子。有个人说：‘可是那房子二十年前就被推倒了。你见到的那位太太的确曾经住在那里，可她在房子被推倒之前就死了啊。’”诺伦尼亚太太的故事其实是在吹嘘她自己的法力，讲完之后，她把头一歪，搁在肩膀上，就像一只落在枝头准备睡觉的小鸟。同往常一样，每次她预言或是讲故事，我们最后都说不清楚话题是怎么进展到那里的。大家只得一脸凝重地沉默了好一会儿。
不管时机对不对，科雷亚夫妇到底去了欧洲，看望孩子，然后处理其他事情。他们离开了好几个月。
我认识了他们庄园的经理。我经常在城里遇见他。他是个混血儿，瘦小结实，四十多岁，说话很斯文，但有时候有点过。比如说，讲到某个和他有过节的葡萄牙人或者开店的印度人，他会说：“任凭你如何施展想象力，也不会将他称为君子。”但是和我见面次数多了之后，他说话便开始随意起来。他满肚子鬼主意，同时非常轻信，让我觉得自己被拖入了一系列针对科雷亚夫妇的小阴谋。我们去新开的咖啡馆（永远有咖啡馆开张和歇业）。我们开始熟悉酒吧。我开始熟悉这个军事小城的新风情，我很喜欢。我喜欢和那些葡萄牙士兵待在一起。有时还会遇到某位军官，絮絮叨叨地大讲有关果阿人和印度人的往事。但七八年前果阿已被印度接管，新兵大多不知道。而士兵通常都很友善。丛林里迄今为止还没有战事。据说阿尔及利亚的沙漠地区有游击队训练营，然后约旦也有了；但后来发现这些传言纯属捕风捉影：原来是里斯本和科英布拉的一些学生在假期里扮游击队玩儿。我们的军事小城依然风平浪静，客客气气。仿佛是在欧洲，在度假。至于我，则感觉重返伦敦，不同的是，现在有钱了。我待在城里的时间越来越长。
科雷亚的经理叫阿尔瓦罗。有一天他对我说：“你想不想去看看她们究竟在做些什么？”那时我们在首府的一家咖啡馆里，喝完咖啡就准备开车回家，他抬抬下巴，示意我看午后艳阳下从窗外走过的一群衣着鲜亮的非洲女人。下午看到的通常是神情呆滞的乞儿，蓬头垢面，倚着墙壁、橱窗或柱子，嘴巴缓缓地一张一合，似乎什么也看不见。甚至你给他们钱，他们似乎也不知道；而不管你给多少钱，他们都永远不会走开；你只得学会不理他们。女人们则不同。她们打扮得很华丽。我猜她们是军妓，我对阿尔瓦罗说，我很想看看她们在做什么。他说：“那我明天晚上来找你。晚上比较好，周末就更好了。你得找个借口应付安娜夫人。”
阿尔瓦罗说得容易，我发现做起来很难。十年来我从没对安娜撒过谎；没有这种机会。起先在伦敦，看不到前途的时候，我编造了一些事情，主要是关于我的家庭背景。我不知道安娜相信多少，或者在乎与否。到非洲后不久，我不再维持这些谎言；它们在我们这个半黑半白的圈子里显得毫无意义。这些年来，安娜已经看清了我的真面目。这和她一直以来所认为的并没有很大不同。而她也从未提起我先前对她编造的那些瞎话来让我感到自卑。在非洲，我们非常亲密，那种亲密显得很自然。她给了我非洲生活，她是我的保护人，我没有其他依靠。所以我觉得很难找借口骗她。因为这个，第二天我心神不宁。我开始编故事。听着像谎言。我努力编得圆满，结果又变得太复杂。我想：“我说话越来越像下人了。”接着又想：“我要像在伦敦时那样了。”真到了开口的时候，安娜却几乎没在听我不得不说的话。她说：“我希望卡拉能有个庄园可回。”就这么简单。但我知道我已经打破了某种东西，结束了某种状态——几乎毫无缘由。
阿尔瓦罗准时得要命；说不定他早就等在庄园外面的黑地里了。我以为我们要去城里，但阿尔瓦罗没有让车子驶上大路。我们慢慢地行驶在小路上，一切对我而言再平常不过，即便在黑夜中。我觉得阿尔瓦罗是在消磨时间。我们驶过棉花地，驶过开阔的灌木林，驶过黑黢黢的腰果种植园。每隔几英里就有一座村庄，我们于是放慢速度。有的村庄里有夜市，四面敞开的矮棚里摆着小摊，点着防风灯，出售火柴、散装香烟和各种小罐头。几个从不考虑将来的男女或孩童那天发现自己身无分文，便坐在路边，用纸袋罩住一截蜡烛，旁边放着各自的一小堆木薯干、辣椒或蔬菜。仿佛他们在扮家家，在玩买卖游戏。我总有这种感觉。
阿尔瓦罗说：“帅吧，哈？”我对其中一些村庄非常熟悉。这些夜市我也见过好多次。我和阿尔瓦罗出来可不是为了看这些。他说：“你想看非洲人晚上都干些什么。我不是在带你看吗？你来这里十年了。我不知道你对这里了解多少。不出几个钟头，我们开过的这些路上就会挤满寻找刺激的人。今天晚上，就在你周围，将有二三十个聚会。你知道吗？他们来这儿可不是为了跳舞，我告诉你吧。”
路虎的头灯一闪，恰好罩住我们前面一个穿吊带裙的小女孩。她站在路边，灯光下脸庞亮晶晶的，看着我们驶过。阿尔瓦罗说：“你看那女孩有多大？”我真的没想过这一点。那女孩和许多其他人没什么两样；再见到我不会认出她来。阿尔瓦罗说：“我告诉你吧。那女孩十一岁左右。她刚来过第一次月经，这就是说她已经为性做好了准备。对于这类事情，非洲人很明智。不会像外国人那样胡来，同未成年人发生性行为。那姑娘，在你眼里什么也不是，但她每天晚上都跟男人干。我说的这些事，你都知道吗？”我说：“你说的这些事，我都不知道。”他说：“你知道，我们也是这么看你的。希望你别介意。”十年来，我确实没有从这个角度看过这些村庄和走在路边的非洲人。我以为那是因为缺乏好奇心，是出于残存的种姓观念。而同时也因为我不属于这个国家，没有接受过它的性训练（尽管我已经有过观察），此前也没有阿尔瓦罗这样一位向导。
最初，我并不了解荒野生活的乐趣。我曾以为那些混血儿监工同非洲人生活在一起，屈尊俯就，不会有多快乐。现在我才发现，对于有些人来说，其实生活中刺激不断。阿尔瓦罗住在一栋肮脏的四居室混凝土房子里，那房子孤零零地矗立在科雷亚庄园一处没有树木遮挡的地方，看上去一点也不舒适，不配称为“家”，可阿尔瓦罗却带着他的非洲妻儿在那儿住得很开心，他还有若干情妇、小妾以及周围村庄里逢场作戏的女人。换成世界上其他任何地方，阿尔瓦罗都过不上这样的日子。那天晚上，我一开始以为阿尔瓦罗只是在小路上转悠，消磨时间。其实不是。他是在向我展示珍宝藏在哪里。他说：“瞧瞧刚才那姑娘。要是你停下来问她路，她就会把那对小乳房挺到你面前，她知道自己在干吗。”我这才明白阿尔瓦罗已经兴奋起来了，想着那个小女孩或别的女孩把乳房挺到他面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