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以为你带来了。”

“我让人去买了。”

“这可不是一回事。”

“对。可不是，是不？”

你根本没法对司各特发怒，就像你没法对一个疯子发怒一样，但是我开始对自己生起气来，因为给卷进了这桩大蠢事，自讨苦吃。然而他自有道理，这我非常清楚。那时大多数的酒徒都死于肺炎，这种病现在几乎已经绝迹了。但是要把他看作酒徒并不容易，因为他只受到那么少量的酒精的影响。

那时在欧洲，我们认为葡萄酒是一种像食物一样有益于健康的正常的饮料，也是能使人愉快、舒畅和喜悦的伟大的赐予者。喝葡萄酒不是一种讲究派头的行为，不是一种矫揉造作的标志，也不是一种时尚；它和吃饭一样自然，而且在我看来和吃饭一样不可缺少，因此我无法想象吃一顿饭而不喝葡萄酒或者连一杯苹果汁或啤酒都不喝。我什么葡萄酒都爱喝，除了甜的或带点甜味的以及太烈性的葡萄酒，因此从没想到一起喝几瓶相当淡的马空干白葡萄酒竟会在司各特身上引起化学反应，把他变成了一个傻瓜。那天早晨我们喝过威士忌加毕雷矿泉水，但那时我对酒精的影响一无所知，无法想象一杯威士忌会对任何一个冒雨驾驶一辆敞篷汽车的人造成伤害。酒精该在很短时间内就氧化掉了。

在等候茶房把我要的各种东西送来时，我坐着看报，并把一瓶在最后一次停车时开了瓶的马空葡萄酒喝光了。在法国，报纸上总有一些绝妙的犯罪行为的报道，你可以一天接一天地看下去。这些犯罪报道读起来像连载的故事，由于没有像美国的连载故事那样附有前情梗概，你必须读过那些开头的章节才行，可是反正没有一篇连载故事能与美国期刊上的比美，除非你读了那最最重要的第一章。当你在法国旅行的时候，能读到的报纸总是使你感到失望，因为你看不到各种不同的犯罪案件、桃色新闻或者丑闻的连续报道，你也得不到原本在一家咖啡馆里读这些新闻所能得到的很多乐趣。今晚我会更喜欢待在一家咖啡馆里，在那里可以阅读巴黎各报的早晨版，观看周围的人，在准备用晚餐之前喝一杯比马空葡萄酒稍稍具有权威性的酒。但是我此刻正照看着司各特，所以只能随遇而安、自得其乐了。

等那茶房送来了两杯加冰块的生榨柠檬汁、两杯威士忌和一瓶毕雷矿泉水，他告诉我药房已经关门，没法弄到一支体温表。他借到了几片阿司匹林。我问他能不能设法借到一支体温表。司各特睁开眼来，向茶房投去爱尔兰人的恶毒的一眼。

“你告诉他情况有多严重吗？”

“我想他是懂得的。”

“请你竭力把话说清楚。”

我想法把情况给他说清楚，茶房就说，“我会尽力弄一支来的。”

“你让他去办事给了他足够的小费没有？他们得了小费才办事。”

“这我倒不知道，”我说。“我原以为旅馆额外给他们报酬的。”

“我的意思是他们只有拿了丰厚的小费才肯给你办事。他们大都已经完全堕落了。”

我想起埃文·希普曼，想起在丁香园咖啡馆的那名招待，当人家在丁香园改建美国式酒吧时，硬逼他剃去了唇髭，还想起在我结识司各特以前好久埃文怎样去和那招待在蒙鲁日的花园里搞园艺活，我们大家是那样的好朋友，在丁香园咖啡馆待过很长一段时期，还想起我们在那里采取的一切行动以及这一切对我们大家所含有的意义。我想到要把这丁香园的整个问题告诉司各特，尽管我可能曾经在他面前提起过，但是我知道他并不关心这些招待，也不关心他们的问题或者他们的超乎寻常的好意和感情。那时司各特厌恨法国人，而由于他经常接触的法国人几乎只是些他并不了解的招待、出租车司机、车库雇工和房东等等，他要侮辱和谩骂他们有的是机会。

他恨意大利人甚至比恨法国人更甚，即使在没有喝醉的时候也不能平静地谈到他们。对英国人他也经常表示厌恨，但有时又能容忍他们，时或还尊敬他们。我不知道他对德国人和奥地利人怎么看。我不知道他那时是否曾接触过任何德国人和奥地利人或者任何瑞士人。

这天晚上在旅馆，他显得非常平静，这使我高兴。我把柠檬汁和威士忌混在一起，和两片阿司匹林一起递给他，他没有反对便把阿司匹林吞下了，态度平静得叫人敬佩，接着便呷起酒来。这时他的眼睛张开了，正望着远处。我在读报纸中间几页上的犯罪报道，感到十分惬意，似乎太惬意了。

“你是个冷酷的人，是不是？”司各特问，我看了他一眼，明白我的处方错了，如果错不在我的诊断的话，还明白威士忌在跟我们作对了。

“你这是什么意思，司各特？”

“你居然能坐在那里读一张一文不值的法国报纸，而我快要死了在你看来却算不了一回事。”

“你要我去请个医生来吗？”

“不。我可不要法国外省的卑劣的医生。”

“那你要什么？”

“我要量体温。然后把我的衣服烤干，我们乘上一趟回巴黎的快车，住进巴黎近郊纳伊利的那家美国医院。”

“我们的衣服不到明天早晨不会干，再说现在也没有什么快车了，”我说。“干吗你不好好休息，在床上吃点晚饭呢？”

“我要量体温。”

在这以后，过了很长一段时间，茶房才拿来了一支体温表。

“难道你只能弄到这样一支吗？”我问道。茶房进来时，司各特原先闭着眼睛，那神情看起来至少像茶花女那样濒临死亡的样子。我从没见过一个人脸上的血色消失得这么快，我不知道血都跑到哪儿去了。

“全旅馆就只有这么一支，”茶房说着，把体温表递给我。那是一支量浴缸洗澡水的温度计，安在一块木板上，装有足够使温度计沉入浴水中的金属底座。我很快喝了一口兑过酸汁的威士忌，打开一会儿窗子看外面的雨。我转过身来时，司各特正盯着我看。

我像个专业医务工作者那样把温度计的水银柱甩下去，一面说，“你运气真好，这不是一支肛门表。”

“这一种该往哪儿搁？”

“搁在腋下，”我说，并把它夹在自己的腋下。

“别把上面指着的温度搞乱了，”司各特说。我把它又朝下猛甩了一下，便解开他睡衣上衣的钮扣，把这支表插在他的腋窝里，同时摸摸他的冷额角，然后又给他诊了脉。他眼睛直楞楞地望着前面。他的脉搏是七十二跳。我把温度计在他腋窝里放了四分钟。

“我以为人家是只放一分钟的，”司各特说。

“这是支大温度计，”我解释说，“你得乘上这温度计大小的平方。这是支摄氏表。”

最后我取出温度计，把它拿到台灯下。

“多少度？”

“三十七度又十分之六分。”

“正常的体温是多少？”

“这就是正常的体温嘛。”

“你肯定吗？”

“当然。”

“你自己量量看。我一定要搞明确。”

我把温度计的度数甩下，解开自己的睡衣，把温度计放在腋下夹住，一面注视手表。然后我看温度计。

“多少度？”我仔细察看着。

“完全一样。”

“你感觉怎样？”

“好极了，”我说。我在回想三十七度六是否真的是正常。这没关系，因为这温度计始终稳定地停留在三十度上。

司各特还是有点怀疑，所以我问他要不要我来再给他量一次。

“不要了，”他说。“我们可以高兴了，事情这么快就解决了。我一向有极强的恢复能力。”

“你身体好了，”我说。“可我认为你还是不要起床，吃一顿清淡些的晚餐，然后我们明天一大早就动身。”我原打算给我们俩去买两件雨衣，不过为此我就得向他借钱，可现在我不想为这件事开始争论。

司各特不想留在床上。他要起来，穿好衣服下楼去给姗尔达打电话，这样她可以知道他平安无事。

“她为什么会认为你身体欠佳呢？”

“自从我们结婚以来，这还是第一夜我没有跟她睡在一起，所以我必须跟她谈谈。你能明白这对我们俩意味着什么，是不？”

我能明白，但是我不明白他跟姗尔达在刚刚过去的那一夜怎么能睡在一起；不过这是没有什么可以争论的。这时司各特把加酸汁的威士忌一口气喝了下去，要我再去要一杯。我找到那茶房，把温度计还给他，问他我们的衣服烤干了没有。他认为可能一小时左右就会干吧。“让服务人员把衣服熨烫一下，这样容易干些。即使不干透也不碍事。”

茶房送来两杯预防感冒的加酸汁的威士忌，我呷着我的那杯，劝司各特喝得慢一些。我担心他会得感冒，当时我明白了，要是他确实患上了糟糕的感冒，可能就必须住院了。但是那杯酒使他一时感觉十分惬意，对这次姗尔达和他结婚以来第一夜分居两处的灾难性的含意也不觉得不快了。最后他再也忍不住不给她打电话了，便穿上晨衣，下楼去拨通电话。

打电话要花一些时间，等他上楼来后不久，茶房又送来两杯加酸汁的双份威士忌。这是到那时为止我所见过的司各特喝得最多的一次，但是这几杯酒只使他生气勃勃，喜欢讲话，别无其他不良效果，于是他开始告诉我他和姗尔达共同生活的简略的经过。他告诉我怎样在大战期间第一次遇见她，接着失去她又重新把她赢了回来，谈到他们的结婚，接着谈到大约一年前在圣拉斐尔〔12〕发生的一段悲惨的事。他亲口告诉我这事的第一种说法是姗尔达跟一个法国海军飞行员爱上了，这确实是一则悲哀的故事，我相信这是一则真实的故事。后来他又告诉我这件事的另外几种说法，仿佛要考虑把这些说法写进小说中去，但是没有比第一种说法那样使人感到痛苦的，因此我始终相信第一种说法，尽管其中任何一种都可能是真实的。这事讲起来一次比一次更动人，但是都绝对不像第一种说法那样使你感到伤痛。

司各特口头表达能力很强，能把一个故事讲得娓娓动听。他不用把词儿拼写出来，也不必加标点符号，而你也没有那种像读一个没有受过教育的人的未经改正就寄给你的信的感觉。我认识了他两年之久，他才能拼写出我的姓名；但要拼写的是一个很长的姓名，而且或许变得越来越难拼写，因此我为他最后能准确地拼写出我的姓名而大加称赞。他学会了拼写一些更重要的词语，并竭力把更多的词语都想出个道理来。

可是今晚他要我知道、理解并欣赏在圣拉斐尔发生的到底是怎么回事，而我看得非常清楚，甚至能看到那架单座水上飞机低飞掠过那供跳水用的木筏进行骚扰，看到那海水的颜色和那水上飞机的两只浮筒的形状以及它们投下的影子，看到姗尔达晒黑的皮肤和司各特晒黑的皮肤，看到他们深色的金发和浅色的金发以及那个爱上了姗尔达的小伙子的晒得黑黑的脸。我脑子里有个疑问，但是无法启齿：如果这件事是真实的而且全都发生了，那么司各特又怎么能每夜都跟姗尔达睡在同一张床上呢？但是也许这正是使得这件事比那时任何人告诉过我的故事都更悲哀，而且，也可能他记不起了，就像记不起昨天晚上发生的事一样。

电话尚未接通，我们的衣服就送来了。于是我们穿着好了，下楼去吃晚餐。这时司各特显得走路有点儿不稳了，他带着点儿好战的目光从眼角斜视着人们。我们叫了非常鲜美的蜗牛，先喝一瓶长颈大肚的弗勒利干红葡萄酒，等我们把蜗牛吃了差不多一半，司各特的电话接通了。他去了大约一个钟头，最后我把他剩下的蜗牛也吃了，用碎面包把黄油、蒜泥和欧芹酱全蘸来吃了，还喝光了那长颈大肚瓶的酒。等他回来了，我说我会再给他叫一些蜗牛来，他却说不想吃了。他想来些普通的东西。他不想要牛排，不想要牛肝或熏猪肉，也不想要煎蛋饼。他想吃鸡。我们中午已经吃过十分出色的冷鸡，但这里仍然是以美味的鸡飨客的地区，所以我们要了布雷斯〔13〕式烤小母鸡和一瓶蒙塔尼酒，那是这一带地方出产的一种清淡可口的白葡萄酒。司各特吃得极少，只慢慢呷着一杯葡萄酒。他两只手捧着头在桌边昏了过去。这动作很自然，没有一点演戏的样子，甚至看起来似乎他很小心，没有泼翻或者打碎什么东西。侍者和我扶他到他的房间，把他安放在床上，我脱下他的衣服，只剩下内衣，把衣服挂好，然后揭下床罩，盖在他的身上。我打开窗子，看到外面天已放晴，便让窗子开着。

我回到楼下，吃完晚餐，想着司各特。显然他不该再喝什么酒了，是我没有好好照料他。不论他喝什么，似乎对他都太刺激，接着便使他中毒，因此我打算下一天把酒类都减少到最低限度。我会跟他说我们这就要回巴黎了，我得节制一下以便从事写作。其实并非如此。我平时的节制办法是饭后决不喝酒，写作前不喝，写作时也不喝。我跑上楼去把所有的窗子都敞开，接着脱掉衣服，几乎一上床便呼呼入睡了。

第二天是个明媚的日子，我们穿过科多尔省〔14〕驶向巴黎，雨后初晴，空气清新，山峦、田野和葡萄园都焕然一新，司各特精神振奋，非常快活，而且显得很健康，他给我讲迈克尔·阿伦〔15〕每部作品的情节，他说迈克尔·阿伦是一位你必须注意而且你我都能从他那儿学到许多东西的作家。我说我没法读他的书。他说不必非读不可。他会给我讲书里的情节并且把其中的人物描述给我听。他给我讲了一通迈克尔·阿伦，好像在宣读一篇博士论文。

我问他在他跟姗尔达通话的时候，电话是否畅通，他说通话情况还不错，他们谈了很多事情。就餐的时候，我尽我所能选了一瓶最清淡的葡萄酒，并且对司各特说如果他不叫我再添酒，那他就帮了我一个大忙，因为在写作之前我必须节制，不论在任何情况下喝酒不得超过半瓶。他跟我配合得好极了，看到我不安地望着那唯一的一瓶酒快喝光时，便把他那一份倒了一点给我。

我把他送到了家，随即乘出租车回到我在锯木厂的家里，见到我的妻子真是欣喜万分，我们就上丁香园咖啡馆去喝酒。我们像两个孩子分开了又相聚在一起那样快乐，我告诉她这次旅行的情况。

“难道你就没有碰到什么有趣的事或者了解到什么情况吗，塔迪？”她问道。

“我会了解到一些关于迈克尔·阿伦的情况，如果我当时好好听的话，我还了解到一些情况，但还没有理出个头绪来。”

“难道司各特一点也不快活吗？”

“也许吧。”

“可怜的人。”

“我懂得了一件事情。”

“那是什么？”

“决不要同你并不爱的人一起出门旅行。”

“这敢情好。”

“是的。那我们去西班牙吧。”

“好啊。现在离我们动身不到六个星期了。今年我们可不能让人把它给破坏了，是吧？”

“不能。去了潘普洛纳以后，我们要去马德里，然后去巴伦西亚。”

“呣—呣—呣—呣，”她轻柔地应着，像一只猫似的。

“可怜的司各特，”我说。

“可怜的芸芸众生，”哈德莉说。“这些个长了一身丛毛的猫儿却一文不名。”

“我们非常幸运。”

“我们必须好好儿的保持这份幸运。”

我们俩都轻轻敲了敲咖啡馆桌子的木边，侍者跑过来问我们要点什么。但是我们所需要的，不是他也不是任何别的人或者敲敲桌子的木边或大理石桌面（这家咖啡馆的桌面正是大理石的）所能带给我们的。不过那天晚上我们不知道这一点，我们只是感到非常快活。

这次旅行后过了一两天，司各特给我送来了他那部小说。外面套着一张花哨的护封，我记得那咄咄逼人、俗气不堪和滑溜溜的外观曾使我感到别扭。它看起来像一本蹩脚的科幻小说的护封。司各特叫我别对这护封反感，它跟长岛一条公路边的一块广告牌有关，而这在小说故事中极为重要。他说他原来很喜欢这个护封，现在可不喜欢了。我取下了护封才读这本书。

我读完了这本书，明白不论司各特干什么，也不论他的行为表现如何，我应该知道那就像是生的一场病，我必须尽量对他有所帮助，尽量做个好朋友。他有许多很亲密、很亲密的朋友，比任何我认识的人都多。但是不管我是否能对他有所裨益，我愿意加入其中，作为他的又一个朋友。既然他能写出一部像《了不起的盖茨比》这样卓越的书，我坚信他准能写出一部甚至更优秀的书来。我那时还不认识姗尔达，所以还不知道那些对他不利的可怕的条件。但是我们用不了多久就弄明白了。

注释

〔1〕　洛里默（George Horace Lorimer，1867—1937），长期担任《星期六晚邮报》编辑（1899—1936），使该刊销数达每期300万份。

〔2〕　《了不起的盖茨比》（The Great Gatsby，1925）是菲茨杰拉德的杰作，也是表现美国所谓“爵士时代”（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的二十年代）的重要作品。

〔3〕　美国斯克里布纳出版公司的编辑。为司各特的编辑，经司各特的介绍，后亦为海明威的编辑。

〔4〕　吉尔伯特·塞尔迪斯（Gilbert Seldes，1893—1970）其时为《本拉丁区》杂志的编辑。

〔5〕　亨利·詹姆斯（Henry James，1843—1916），英国著名小说家，其代表作有《戴茜·密勒》和《一个妇人的肖像》等。

〔6〕　潘普洛纳（Pamplona）为西班牙东北部一城市，每年7月初圣福明节期间举行斗牛赛。

〔7〕　巴伦西亚为西班牙东部的海滨城市。

〔8〕　美国习俗朋友间亲切的称呼是叫对方的教名，而生疏者则呼其姓氏。

〔9〕　苏丹（Sultan）为伊斯兰教国家统治者的称呼，又译素丹，以与苏丹国区别。

〔10〕　毕雷矿泉水，法国南部产的一种冒泡的矿泉水，毕雷系商标名。

〔11〕　希波克拉底（Hippocrates，460？—377？B.C.），古希腊医生，有医药之父之称。

〔12〕　圣拉斐尔为位于戛纳西南的濒地中海的一个小城。

〔13〕　布雷斯（Bresse）为法国东部一古地区名，位于里昂东面，以家禽菜肴著称。

〔14〕　科多尔省位于巴黎的东南，属勃艮第地区，盛产葡萄酒，首府为第戎。

〔15〕　迈克尔·阿伦（Michael Arlen，1895—1956）为英国小说家，其作品以情节引人入胜著称，代表作为《绿帽》（19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