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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被挂断。

我抬头看了一眼人群，人来人往，大家脸上都有着焦急。

可为什么，老天专挑苦难人下手呢？

我摇摇头，强迫自己站起来，给饭店老板打了一通电话，点头哈腰恳求了半天他才同意把拖欠的工资发给我。

交上钱的那刻我才终于松了口气。

回到手术室门口，我脑子里还回荡着饭店老板那颐指气使的声音：

“不就拖了你几个月工资吗？你老公都没说什么，你在这没完没了！”

饭店老板是赵泽言曾经的同学，也是他介绍给我让我去当服务员。

我想起曾经告诉赵泽言发不下来工资，赵泽言信誓旦旦说没事，他去要。

但没想到他根本就没去。

我苦笑着闭上双眼，整个人一瞬间脱了力。

想起这十一年的点点滴滴，就像是一场笑话一样。

儿子刚出生时就被确诊脑瘤，我带着他四处奔波。

赵泽言工资很少，仅够维持自己的生活。

但我们两人都无比珍惜来之不易的孩子，发誓不管能不能治好也不会放弃。

我带着儿子来到北京，住到最破的出租屋，白天去饭店打工，晚上去摆摊。

这么一来，日子倒也算过了下去。

只是细数起来，从我来北京后，和赵泽言见面的次数屈指可数。

大概只有过年的时候能见上一面。

儿子虽然看不见，但本能地很崇拜他，觉得他是个顶天立地的大英雄。

赵泽言也曾心疼我这么劳累，摸着我粗糙的皮肤跟我发誓：

“我一定会在外面赚到大钱，让你不这么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