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说：“我一直住在这儿。过去六年我经历了多少事！”但我并没有说出来。我迎合着他的虚荣。他对我有自己的一套看法，而且他确实是在这破商店找到我的，看到我还在经营世代相传的生意。他对自己是谁，对自己所做的事也都有他的看法，他刻意和我们这些人拉开距离。

我对他的虚荣并不感到厌恶。相反，我挺喜欢的，这感觉就像多年前在海岸那边听纳扎努丁讲故事，讲他在殖民地小镇上如何走运，如何享受生活等等。我没有像梅迪那样拍案叫好，但面前的因达尔让我感到敬佩。我撇开他让我感到的不满，忘了自己的落伍，干脆直截了当地羡慕他的成功，羡慕他的伦敦式衣服，还有这些衣服表现出的优越感，他的旅行，他在领地的房子，他在理工学院的地位。这让我感到放松。

见我表示出对他的羡慕，没有显得是在和他攀比或对抗，他也松了一口气。我们一边喝着雀巢咖啡一边聊着，梅迪动辄大呼小叫，用下人的方式表现出他的羡慕。而作为主人，我也满怀羡慕。总之，因达尔放松下来。他态度温和，很有礼貌，对我们也很关心。就这样，我们聊了大半个上午，我觉得我现在总算找到了一个和自己同类的朋友。我正迫切需要这样的朋友。

我不但没有扮演好主人和向导的角色，反而被他带着跑。这也不是多荒谬的事。快到中午的时候，我开车带他去镇上转，发现我所熟悉的重要地方只消几个钟头就能跑遍。

我们去了河边，码头附近有一条破烂不堪的散步小道。还有码头。还有修船厂——波纹铁皮搭的棚子，四面敞开，里面堆满生锈的旧机械。沿河而下，我们来到了大教堂的废墟，那里早已芳草萋萋，看起来很古老，仿佛是欧洲的东西——不过只能站在路边看。灌木长得太茂盛，且此地向来以毒蛇多而著称。接着我们到了破破烂烂的广场，广场上的雕塑被破坏得只剩下底座。殖民时代的政府办公楼所在的街道两边栽着棕榈树。然后我们把车开到公立中学，参观了枪支储藏室腐朽发霉的面具，因达尔觉得挺没劲。后来我们又去了凡·德尔·魏登旅馆和马赫什开的汉堡王，因达尔是到欧洲见过大世面的人，对他来说，这些东西实在不值一看。

我们还去了非洲人聚居的城区和流民搭建的棚屋区（有的地方我还是头一次进去），看了那一个个垃圾山，那凹凸不平、尘土飞扬的马路，还有躺在路边灰尘里的旧轮胎。在我的眼中，垃圾山和旧轮胎是非洲城区和这破烂小镇的特色。这里的小孩四肢细长，能从轮胎上翻着漂亮的筋斗下去，或者在上面跑、跳，弹得老高老高。但我们开车经过时已近中午，没有看到翻筋斗的小孩。我意识到我让因达尔看的都是垃圾，确确实实是垃圾。（上面什么都没有的纪念碑，只有底座的雕塑！）我决定就此打住。还有急流和小渔村没有看，不过它们都划归领地了，因达尔已经看过。

然后我们开车去领地——小镇与领地交界的地方原来是一片空地，现在从村子里来的人在此搭满了各种棚屋。和因达尔在一起，我觉得自己仿佛是头一次看到这些棚屋：棚屋之间的红色土地上四处流淌着黑乎乎的或者灰绿色的污水，空地上种满了玉米和木薯。我接着往前开的时候，因达尔突然问：“你说你在这里待了多久？”

“六年。”

“你什么都带我看了？”

我还有什么没有带他去看？没有带他到一些商店、别墅、公寓里面，没有带他去看希腊俱乐部，还有酒吧。不过我可不想带他去酒吧。当我用他的眼光来看的时候，我惊奇地发觉我确实没让他看到什么东西。尽管小镇有诸多不足，我过去一直把它看成真正的城镇。而现在，我发现它只是一堆挤在一起的破烂的棚屋。我想我一直对这里有抵触情绪，我只是视而不见，和周围我认识的其他人一样——而在内心深处，我还一直以为自己和他们不一样。

因达尔曾经暗示我过的日子同我们那个群体过去在海岸过的日子几乎一样，对周围正在发生的事情不闻不问，我当时听了很不喜欢。不过，他的暗示也没错得多离谱。他在说领地。对我们镇上人来说，领地只意味着合同和生意。更重要的是，我们觉得领地是总统大人的把戏，我们不想牵涉进去。

我们注意到了小镇外面那些新来的外国人。他们和我们认识的工程师、商人和技工都不一样，他们让我们有些紧张。领地的人仿佛是游客，但又不肯花钱——领地那里要什么有什么。他们对我们也没多大兴趣。而我们总觉得这些人是特权阶层，和此地格格不入，因而对他们有些看不顺眼，觉得他们不像我们这么实实在在。

我们觉得我们一直在埋头做自己的事，明哲保身。就这样，在不知不觉中，我们变得和总统辖下的非洲人没什么两样。我们只感觉到总统权势的沉重。领地是总统让造出来的，他为着自己的缘故，找来一些外国人住在那里。我们觉得了解这些就够了，用不着提出质疑，或者仔细研究。

费迪南有时也回镇上，和来镇上采购的母亲见个面，回去是我开车，一路送他到领地的学生宿舍。那时候到领地来，我看到的全都是我知道的。自从因达尔做我的导游之后，情况完全不同了。

如因达尔所言，他在领地有一幢房子，他确实是政府请来的客人。他的房子里铺了地毯，装修得像个样板房——十二把手工雕刻的餐椅，客厅的软椅上罩着双色带流苏的合成天鹅绒。还有灯、桌子、空调，琳琅满目。装空调是有必要的，领地的房子都无遮无拦地矗立在平地上，像一个个大水泥盒子，没有隆起的屋顶。要是天气晴朗，就会有一两面墙一直暴露在烈日下。房子里还配了个男仆，穿着领地奴仆的制服——白色短裤，白色衬衫，白色夹克（而不是殖民时期那种罩衫）。这是为因达尔这类人安排的，是领地的风格，亦即总统的风格。男仆穿什么衣服是新总统规定好的。

在领地这个奇怪的世界里，因达尔似乎颇受尊重。这尊重有一部分得归功于他所属的“组织”。他说不清楚是一个什么样的组织送他到非洲来的。也可能是我太幼稚，理解不了。领地上还有其他一些人也属于这类神秘的组织。他们把因达尔看成自己的同类，而不是我的同乡，或者海岸来的难民。我觉得这颇不寻常。

过去一段时间，我们在镇上见过不少这样的新派外国人。我们见过他们穿非洲衣服，注意到他们潇洒快乐，不像我们这样小心谨慎。他们见到什么都那么开心。以前我们总觉得他们是寄生虫，有些危险，觉得他们肯定是在秘密地为总统服务，我们对他们必须有所提防。

领地完全是他们的度假胜地，现在我混迹其中，轻而易举地进入他们的生活，进入带走廊的平房、空调和舒适的假日组成的世界，从他们高雅的谈话中不时听到著名城市的名字。在这样的环境中，我的态度来了一百八十度大转弯。我开始意识到，和他们相比，我们在镇上的生活是多么闭塞，多么贫乏，多么沉闷！我开始认识到领地上的社会生活的趣味，认识到这里新型的人际交往方式。这里的人思想更开明，对敌人和危险不是那么担忧，更愿意对事物产生兴趣，更容易被取悦，总是在寻找他人身上的人性价值。在领地上，他们有自己谈论人或事的方式，他们同外界保持着联系。和他们相处会有一种冒险的感觉。

我想起我和梅迪的生活；想起舒芭、马赫什过于自我的生活；想起意大利人、希腊人——尤其是希腊人——固守一隅，为自己的家庭提心吊胆，对非洲和非洲人紧张兮兮。这样的生活很难有什么新鲜的内容。所以跑上几英里路到领地来，每次都是对自己的调整，使自己表现出一种新的态度，每次都像发现了一个全新的国家。我开始对马赫什和舒芭夫妇有了新的评价，这让我感到惭愧：他们夫妇俩这么多年来没少帮我，和他们在一起我感到非常安全。不过我实在压抑不住自己的思想。我开始向领地的生活倾斜，在因达尔的陪伴下，我开始用新的眼光打量这片领地。

我知道，在领地，我属于另一个世界。遇到和因达尔在一起的人，我发觉我没有多少话和他们说。有时候我想我可能让因达尔失望了，不过他似乎根本没朝这方面去想。他对别人介绍我的时候，总是把我说成他们家在海岸的朋友，他的家乡人。他想让我从他交往的人身上看到他的成功，同时似乎也想让我分享他的成功。他用这种方法来报答我的羡慕之情。我还发现，他身上多了几分在海岸的时候所没有的雅致。他的举止似乎都经过深思熟虑，不管多么小的场合，他的言行举止都一丝不苟。这些举止有些刻意雕琢，也有家族遗传的成分，好像原来都掩盖着，有了安全，有了仰慕，才会尽情挥洒出来。在领地这片充满矫饰的地方，他简直如鱼得水。

在领地上，他受人尊重，有社交之乐，这是我们这些住在镇上的人不能给他的。我们很难欣赏他在领地上喜欢做的事。多年的忧患造就了我们的世故，我们是怎样看人的呢？对凡·德尔·魏登旅馆的商人，我们判断的标准是他们所代表的公司，是他们能否向我们提供特许权。要是和他们熟悉了，能得到他们提供的服务，不像普通顾客那样付全价买他们的东西，无须排队等候，我们就沾沾自喜了，感觉像是征服了世界。我们把这些商人和贸易代表看成有权势之人，要吹捧着才行。对中间商，我们是根据他们的手腕来判断的，看他们能签到什么样的合同，拿到什么样的代理权。

我们对非洲人的态度也一样。我们看重他们——比如军人、海关官员、警察——能给我们提供的服务。这也是他们自我评判的方式。在马赫什的汉堡王餐厅，一眼就能看出哪些人有来头。经济繁荣，这些人也受益不浅，一扫往日的寒酸窘迫，身上到处是金饰——金边眼镜、金戒指、金笔、金铅笔套、金表，还有沉甸甸的金手链。我们私下嘲笑这些非洲人，嘲笑他们对黄金的欲望，嘲笑这欲望的粗俗和可悲。黄金怎能改变一个人，一个非洲人？但我们自己也向往黄金；我们还得定期向这些披金戴银的人进贡。

我们对人的看法很简单。非洲是我们生存的地方。但在领地，情况却完全不同。那里的人可以嘲笑贸易和黄金。领地的氛围有种魔力，在那里的大道和新房子间，一个新非洲正在孕育之中。在领地的非洲人——在理工学院就读的那些学生——很浪漫。他们不一定参加所有的晚会和聚会，但整个领地都是为他们建的。在镇上，“非洲人”这个词可以用于辱骂别人，而在领地，“非洲人”有褒奖的意思。在那里，“非洲人”是各方努力培养的新人，接管未来的人——费迪南几年前在公立中学时自许的重要人物。

在镇上，在公立中学上学的时候，费迪南和他的朋友们——确实是他的朋友——举止还和村民相似。放了学，离开了学校，也没和我这样的人在一起，他们就会融入镇上的非洲生活。费迪南和梅迪，或者任何其他非洲小伙子，都能成为朋友，因为他们的共同之处很多。而在领地，不可能把费迪南和穿着白制服的仆人混为一谈。

费迪南和他的朋友们很清楚自己的使命，以及别人对他们的期望。他们都是拿政府奖学金来上学的，用不了多久，他们就会去首都做见习行政官员，为总统服务。领地是总统创造出来的，他还为这里请来了外国专家，这些人对新非洲有非常远大的设想。连我也开始隐约感觉到这些设想的浪漫色彩。

镇上的外国人和非洲人互相影响，每个人都沉浸在荣耀感和新鲜感之中。到处都有总统的照片在俯视着我们。在镇上，各个商店和政府大楼里都挂着总统像，他是统治者，他的出现是少不了的。在领地，总统的荣耀更是无处不在，播撒到每个新非洲人身上。

这些年轻人很聪明。我记得他们以前都是些小骗子，固执而愚蠢，只有些村民式的狡诈。我原以为，对他们来说，学习只意味着填鸭式的死记硬背。像镇上其他人一样，我以为非洲人上的学位课程都被改简单了。这是有可能的。他们确实学习某些课程，诸如国际关系、政治学、人类学等等。但这些年轻人思想很敏锐，说的话也很漂亮，而且说的是法语，不是非洲土语！他们进步很快。就在几年前，费迪南还无法理解非洲这个概念，现在可不是这样了。关于非洲事务的杂志（包括那些在欧洲出版的由政府资助的半真半假的杂志），还有报纸（都需通过审查），都在传播新思想、新知识、新态度。

有天晚上，因达尔把我带到理工学院的一间教室去听他上的讨论课。这课不属于固定课程，是额外加的，教室门上写的是英语口语练习课。不过学生们对因达尔的期望一定超出了英语口语练习的范畴。人来得很多，大部分座位上都有人坐。费迪南也在场，和几个好友坐在一起。

教室的内墙漆成了浅褐色，上面空荡荡的，只挂了一幅总统的肖像——没有穿军装，而是戴了一顶豹皮酋长帽，上身穿短袖夹克，围着带圆点的领巾。因达尔就站在肖像下方，轻松地说起他游历非洲各地的经历，下面的年轻人都听得入了神。他们非常天真，也非常渴望了解新事物。他们都听说过这片大陆上的战争和政变，但对他们来说，非洲仍然是新大陆，他们没有拿因达尔当外人，仿佛因达尔和他们有相同的感受，甚至就是他们中间的一员。语言练习到最后，大家开始讨论非洲。我感觉到理工学院里经常讨论的和课堂上经常讲的话题逐个浮出水面。学生们有些问题提得很尖锐，而因达尔总有不凡表现，总是那么胸有成竹，不慌不忙。他就像个哲学家。他回答着他们的问题，同时不忘提醒年轻的学生们注意自己所用的字词。

他们谈了一些乌干达政变的情形，还谈到那里的部落和宗教差异。然后，他们把话题扩大到整个非洲的宗教问题。

费迪南的周围出现了一些骚动。费迪南不知道我也在，站起来问：“非洲人已因基督教而异化了，不知尊敬的客人是否认同这一点？”

因达尔依照前面的做法把问题复述了一遍：“我想你是在问一种并非源于本土的宗教能否有益于非洲？伊斯兰教是不是非洲宗教？你是否认为非洲人因此而异化了？”

费迪南没有回答。和以前一样，他的思想遇到有些坎，就越不过去了。

因达尔说：“这么说吧，我认为你可以把伊斯兰教当成非洲宗教。它在非洲大陆已经存在了相当长的时间。对埃及基督徒你也可以这样看。我不是很清楚——或许你觉得非洲人受这些宗教的影响而异化，进而失去了非洲的根基。你是不是这样认为的？或者你认为这些接受外来宗教的非洲人是特殊的非洲人？”

费迪南回答：“尊贵的客人应该很清楚我所说的基督教。他想把问题搞混。他知道非洲宗教地位卑下，这是一个关于非洲宗教是否重要的直接的问题，他心知肚明。客人对非洲抱有同情，见多识广，能给我们提供建议。所以我们才问这些问题。”

在座的有几个人拍案叫好。

因达尔说：“要回答这个问题，请允许我先问你们一个问题。你们都是学生，不是村民，不要假装自己是村民。不久，你们将走上各自的岗位，为你们的总统和他的政府服务。你们是现代人。你们难道需要非洲宗教吗？还是你们在感情用事？你们害怕失去非洲宗教？或者就因为该宗教是你们自己的，就死死守住不放？”

费迪南的眼里冒出怒火。他拍了一下桌子站了起来：“你在问一个复杂的问题。”

显然，在非洲学生当中，“复杂”这个词意味着不赞同。

因达尔答道：“你难道忘了？问题不是我提的，是你提的，我只是在获取信息。”

他的话让气氛缓和下来，教室里不再有拍桌子的声音。费迪南的态度也变得友善了。这节课的后半部分，他一直保持着这种态度。下课后，穿夹克制服的服务员用镀铬的小推车送上咖啡和甜饼干——这也是总统让领地保持的特色之一。费迪南来找因达尔。

我对费迪南说：“你给我的朋友添了不少麻烦啊。”

费迪南答道：“要是知道他是你的朋友，我就不会这么为难他了。”

因达尔问：“你自己对非洲宗教是一种什么样的感情？”

费迪南回答：“我不知道，所以才问你。这对我来说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

后来，我和因达尔一起离开理工学院大楼，往他家走去。因达尔说：“他令人印象深刻。他就是你说的商贩的儿子？怪不得。他比其他人多了这层特殊的背景。”

理工学院大楼外面的空地上铺了柏油，中间竖着国旗旗杆，现在已经打上了灯光。大道两侧，修长的灯柱举着发亮的灯架。两边的草丛中也亮起了灯光，使得大道看上去就像机场跑道。有些灯泡被人打破了，周围的青草把灯座遮住了。

我说道：“他母亲还是个魔法师。”

因达尔说：“你在这里应该万分小心。今天晚上他们有些难缠，但是真正的难题他们还没有问。你想知道是什么吗？那就是：‘非洲人是不是农民？’这个问题挺没意思的，但是大家在这个问题上能吵得不可开交。随你怎么回答都不好收场。你现在知道为什么需要我们这样的组织了吧？我们必须启发他们思考，让他们去考虑真正的问题，而不是拘泥于政治和原则。否则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这些年轻人还会把我们的世界搅得一团混乱。”

我想我们已经开始深入地讨论非洲了。我和他都经历了很多。我们甚至学会了以严肃的态度看待非洲魔法。在海岸那边可不是这样。那天晚上，当我们谈起那堂讨论课时，我突然想到，因达尔和我是不是在自欺欺人，我们是不是假装看不到我们讨论的非洲和我们熟悉的非洲迥然不同？费迪南不想和精灵们失去联系，他不想孤立无助。这掩藏在他那个问题背后。我们都理解他的焦虑，但在课堂上，大家好像都不直接面对这个问题，可能是因为害羞，也可能是因为恐惧。讨论中说来说去都是另一套词汇，比如宗教和历史。在领地上就是这样。这里的非洲是个特殊的地方。

我也在想因达尔。他是怎么形成新的态度的？从海岸的时候开始，我就觉得他恨非洲。他失去了很多，我想他心里至今还不能原谅那些害他们家的人。但在领地，他发展得不错，可以说如鱼得水。

我没有这么“复杂”。我属于小镇。离开领地，开车回小镇，看到的是一大片一大片的破棚烂屋，一堆堆垃圾，小酒铺外衣衫褴褛的人群，小镇中心的人行道上生火做饭的滞留村民，还有周围的河流和村庄（现在它们不只是自然风景）。开着车回到镇上，就是回到我所熟悉的非洲，是从高尚的领地跌入沉重的现实。因达尔难道真的对属于话语的非洲有信心？领地究竟有没有人对那样的非洲有信心？真实难道不是我们每天朝夕相对的一切：凡·德尔·魏登旅馆和酒吧里商人的闲聊，政府大楼和商店里的总统肖像，由我那老乡的宫殿改造而成的军营？

因达尔说：“人们真的相信什么吗？这真的重要吗？”

每次到海关发货，若是货比较棘手，我总要遵循一个固定的套路来办事：先把报关单填好，折起来，在中间塞上五百法郎的钞票，然后交给负责的官员。官员把屋子里的下属打发走（下属当然也知道为什么叫自己走），然后用自己的肉眼检查这些钞票。接着他把钞票收起来，故意非常认真地审查报关单据，很快就告诉我：“很好，萨林姆先生。一切正常。”他和我都不提钞票的事。我们只说报关单上的细节。报关单填得正确，他审批得也正确，于是就成了我们合法履行手续的证据。对于这档交易的实质，我们俩都只字不提，也不会留下任何白纸黑字的记录。

我和因达尔谈过他所属的组织的目的，谈过领地。他说他对那些外来的理论感到担忧。它们的新颖对非洲是种威胁，最先进来的新思想总会先入为主，像胶带一样牢牢粘在年轻的头脑中。在这些关于非洲的谈话中，我总觉得我们中间隔着某种不真诚的东西，也可能只是忽略了。总之有些空白地带横亘在我和他之间，我们不得不小心谨慎地避开。我们忽略的是自己的过去，亦即我们那个群体被摧毁的生活。因达尔第一次到商店来和我们喝咖啡的时候，我们谈论过这个话题。他说他学会了践踏过去。一开始仿佛是在践踏花园，后来就像走在路上。

我自己也困惑了。领地是一场骗局。但在同时，它也是真实的，因为这里到处都是严肃认真的人，包括一些妇女。在人之外，有没有绝对的真实？真实是不是人们自己编造出来的？人们所做的一切，制造的一切都成为真实。我依旧来往于小镇和领地之间。回到熟悉的小镇我总是感到安慰，因为远离了领地的非洲——属于话语和思想的非洲（那里往往没有非洲人）。不过领地自有荣光，自有社交之乐和生活之趣，吸引我一次又一次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