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蒙德于是说道：“那是很久以前，还是殖民时代。当时我在首都一所大学里教书，同时在写一本历史书。当然，那时候出版是不可能的。尽管一九二二年颁布了一项广受欢迎的反审查法令，但审查制度还是没有断根，只是大家装作看不见。此外，在当时，非洲也不是大众关心的话题。不过我从来不掩饰自己的感受和立场，我想外面肯定有关于我的传言。有一天我在学校里，有人来通报说有位非洲老妇要见我。是一个非洲仆人给我报的信，他没有把来客太当一回事。
“我让他把人请进来。原来是一个中年女人，没那么老。她在首都一家大宾馆当女佣，是为自己的儿子来找我的。她来自一个比较小的部落，部落里的人人微言轻，我想他们没办法帮她。女人的孩子离开了学校，起初参加了一个政治俱乐部，打过各种零工。但后来他把这些事都丢到一边。无所事事，天天待在家里，不出门见任何人，还头痛，不过他并没有生病。我本以为她是来求我给她的孩子找份工作。其实不然，她只是想让我去看看那孩子，和他谈一谈。
“那女人给我的印象很深。那种大宾馆女佣的自尊非常引人注目。换了别的女人，肯定会觉得孩子中邪了，会采取相应的驱邪措施。她虽然没多少文化，却认定儿子的毛病是教育造成的。所以她来找我帮忙。我是大学的老师嘛。
“我让她把儿子带过来。那孩子不怎么赞成母亲和我谈论他的问题，但最终还是来了。他很紧张，像只小猫似的。这孩子不寻常（甚至可以说了不起）的地方在于他有一种深切的绝望。这不只是贫穷和缺乏机遇的问题，他的绝望要比这些更深沉。确实，你要是按照他的方式来看世界，你也会头痛。在这个世界上，像她母亲这样的贫苦非洲妇女忍受了太多屈辱，他无法面对这样的世界。没有什么能改变这一切。没有什么能让这个世界好起来。
“我告诉他说：‘你说的这些我都听进去了。我知道你这种绝望的情绪迟早会消失，你迟早会想要采取行动。到那时候，你不要把自己扯进现在这种政治。这些俱乐部和协会只会空谈和辩论，是非洲人在给欧洲人作秀，希望他们看到自己好像也很进步。这些地方会吞噬你的激情，毁掉你的才华。我现在跟你说的这些听起来可能有些奇怪，不过这就是我要说的。你必须参加国防军。在军队里你不会爬得很高，但你至少能学会一门实实在在的本领。你会学会如何使用武器，如何开车运输，你也可以研究人。一旦你搞清楚怎样把国防军拢在一起，你就会知道怎样把整个国家拢在一起。你或许会说：我可以做个律师，让别人叫我阁下，不是更好。我会回答：不，当个下士，见到中士喊长官对你更好。这种建议不是随便给任何人的，我只给你一个人。”
所有人都听得聚精会神。他停下的时候，我们也没有说话，都沉默着，继续看着他。他坐在餐椅上，身上穿着狩猎夹克，显得卓尔不群，头发梳向后面，眼睛有些疲惫，有那么一点儿花花公子的派头。
最后还是雷蒙德打破了沉默，他像是在评论自己讲的故事，用一种轻松的口吻说：“他真是了不起。他为大家做了不少事，但我想大家没有给予他充分的认可。我们认为那些事情是他应该做的。他把军队管束住了，给这片各民族混居的土地带来了和平。现在大家又可以在国境之内到处旅行了——这种事过去殖民国家以为只有他们自己能办到。更了不起的是，他并不是用胁迫的手段做到的，而是得到了人民的同意。你们在街上看不到警察，看不到枪支，也看不到军队。”
因达尔就坐在笑眯眯的耶苇特身边，似乎想要把腿换个姿势，准备开口发言。但是雷蒙德摆了摆手，因达尔于是没有动。
雷蒙德接着说：“还有自由。不管是何种思想，也不管它来自何种体制，在这里都能兼容并蓄。我认为，”他看了看因达尔，仿佛是在为不让他说话做出弥补，“这里没有人告诉你该说什么，不该说什么。”
因达尔说：“我们在这里可以天马行空，无拘无束。”
“我想他不会想到搞什么审查。他觉得所有思想都可以为他的事业所用。可以说，他对思想是绝对渴求的。他以自己的方式运用这些思想。”
耶苇特说：“但愿他把男仆的制服给换掉。换成殖民时代的样子，短裤子，长罩衫，要不就是长裤子，夹克衫。就是别搞成现在这样，短裤子，夹克衫，就像狂欢节穿的服装。”
大家哄堂大笑，连雷蒙德也笑了，大家似乎都为打破了严肃的气氛而感到高兴。耶苇特的大胆就像是对雷蒙德所说的自由的证明。
雷蒙德说：“耶苇特老是说男仆的制服。但不要忘了他的军队背景，也别忘了他母亲的宾馆女佣背景。她母亲一向穿着殖民时代的女佣制服工作。所以领地的男仆必须穿制服。不过不是殖民时代的制服，这很重要。如今所有穿制服的人都应该理解这一点。穿制服的人都应感到自己和总统之间有份私人契约。别指望这些男仆脱掉那身制服，你不会成功的。耶苇特尝试过。他们喜欢穿那身制服，不管在我们看来有多荒唐。这就是这个非洲人了不起的地方——他知道人民需要什么，什么时候需要，这是他的能耐。
“现在，到处都张贴着总统身穿非洲服装的肖像。这些肖像大批量出现的时候，老实说，我也看不习惯。有一天我在首都和他谈起这个问题。他给了我一个极富洞察力的回答，我一下子就被说服了。他说：‘雷蒙德，换作五年前，我也会同意你的话。五年前，我们非洲人会用他们那种残酷的幽默来嘲笑你，在当时，国民的团结程度不堪一击，这种嘲笑能够把这个国家毁掉。但时代变了，人民过上了太平日子。他们想看点儿别的东西，不再想看军人的照片。他们现在看到的是一个非洲人的照片。那可不是我的照片，雷蒙德，那是所有非洲人的照片。”
这一席话和我的感觉非常贴近，所以我说：“一点儿不错！我们镇上的人都不喜欢挂旧照片。而看新照片的感觉就有些不一样，特别是在领地这里。”
雷蒙德让我把话说完。但随后就抬起右手，示意我让他说下去。然后他接着说了起来。
“我想我要核实一下这个问题。事实上，就在上周我这么做了。我在主楼外边遇到我们的一个学生。为了勾他说话，我故意说总统的照片挂得太多了。那小伙子断然予以否定。于是我问他看到总统的照片有何感受。这个年轻人的回答你们听了可能会感到吃惊。他像个预备军官一样，站得笔挺。‘那是总统的照片。在领地这里，作为学院的学生，我也把它看作自己的照片。’听听这些话吧！这就是伟大领导者的素质——他们能预知人民的需求。非洲需要由非洲人来统治——殖民国家从未真正了解这一点。不管我们对非洲有多少研究，不管我们的同情有多深刻，我们终归都是外人。”
那个小伙子此刻正和女友一起坐在垫子上，他问：“您知道总统手杖上雕刻的蛇象征什么吗？听说手杖上雕刻的那个人腹部有神物，是真的？”
雷蒙德说：“这我不知道。那只是根手杖而已。是酋长的手杖。就和权杖、主教法冠一样，我想我们不应该到处寻找非洲的神话，这是个误区的。”
他的批评语气造成了一些不安，但雷蒙德仿佛没有注意到。
“最近，我看了总统的所有演讲稿。要是把这些演讲稿编辑出版，该是一本多么有趣的作品啊！其中当然少不了应景之作。不过可以做一个选本。摘选核心思想。”
因达尔问：“您现在是不是在做这项工作？他找您做这项工作吗？”
雷蒙德抬起一只手，耸了耸肩，意思是因达尔问的情况是可能的，不过现在要保密，他不好明说。
“这些演讲如果按照时间顺序看，最有意思的是其发展脉络。要是你们看看这些演讲，就能明白我说的对思想的渴求是怎么一回事。一开始，演讲中表现出来的思想还很简单。无非是团结、过去的殖民统治、对和平的需要等等。后来就变得很复杂，也很精彩，说到了非洲、政府和现代社会。如果编得好，这些演讲稿能成为一本手册，激励整个大陆进行一场真正的革命。在这些演讲的字里行间，处处散布着那种年轻人的绝望的感觉，多年前那种绝望曾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你总会有那种感觉：那些伤害绝无可能消除。如果你们有心，就能从这些演讲中看出一个年轻人对自己的母亲——一个宾馆女佣——遭受的屈辱感到深切的悲痛。他从来没有忘本。你们或许都不知道，就在今年早些时候，他带着所有政府官员去朝拜这个非洲女人的村庄。以前有没有这样的事？有哪位统治者把非洲丛林变得这么神圣？这种孝顺让人感动得掉泪。你能想象一位非洲宾馆的女佣在殖民时代所遭受的屈辱吗？不管多少孝行都不能弥补这些屈辱，但我们能给的也只有孝行。”
“我们也可以遗忘，”因达尔说，“我们可以践踏过去。”
雷蒙德说：“非洲大部分领袖都是这样做的。他们想在非洲丛林里建起摩天大楼。而我们的这位却要建造圣殿。”
喇叭里一直在放没有歌词的音乐。现在《芭芭拉·艾伦》又开始了，歌词有些让人分神。雷蒙德站了起来。坐在垫子上的年轻人想走过去把音量调低。雷蒙德示意他不必麻烦，但音量还是被调低了。
雷蒙德说：“我很想陪一陪各位，遗憾的是我要去工作了。否则可能会漏掉什么。我发觉写散文风格的记叙文最难的是承接。可能是一句话，也可能是一个字，起到承上启下的作用。刚才和大家坐在这里，我突然想到怎么解决一个很棘手的问题。我必须把它记下来。否则我会忘掉。”
他正要离开，突然又站住说：“写这种没人写过的东西，其难度我想并没有被充分理解。偶尔就特定问题写一写学术文章并不难，比如巴蓬德起义之类的题目，因为有固定的套路。而宏大的叙事就不同了。所以我在想现代历史写作巨匠特奥多尔·蒙森。我们如今讨论的关于罗马共和国的一切都只是蒙森工作的延续。各种问题、事件，以及叙事本身，特别是共和国后期的动乱阶段——这位德国天才全都洞若观火。当然，特奥多尔·蒙森有幸知道自己所写的是个重大题材。我们这些在自己的领域里搞研究的人却不能像他这么肯定。我们不知道后人会不会觉得我们记载的事件有任何价值。我们不知道非洲大陆将来要走向何方。我们只能像这样继续下去。”
他的话戛然而止，他转身离开了房间。我们一个个哑口无言，看着他刚离开的地方，许久才慢慢把注意力转到耶苇特身上。她现在是雷蒙德在这间屋子里的代表。她仍然微笑着，表示已然接收到我们的致意。
过了一会儿，因达尔问我：“你知道雷蒙德的作品吗？”
当然他是在明知故问。不过为了让他有机会说，我回答：“不，我不知道他的作品。”
因达尔说：“这正是这个地方的悲剧。非洲的伟人却湮没无闻。”
这听起来像是正式的致谢辞。因达尔字斟句酌。他把我们一并说成非洲人，因为我们不是非洲人，他的话在我们——至少是我——心里挑起了一种异样的感觉。此时琼·贝兹的歌声重又被调响了，很快把我的感觉推向更高层。在雷蒙德给我们留下的紧张气氛中，这优美的歌声让大家想起我们共同的勇敢和忧伤。
离开时，耶苇特拥抱了因达尔，也拥抱了我——作为朋友。对我而言，这是那天晚上的高潮。能和她的身体（此时已经十分柔软）贴得这样近，感觉到她的丝绸上衣，以及衣服里面的身体，我感到非常甜蜜。
外面月亮出来了——早些时候还没有。月亮显得小而高。空中乌云密布，月光时隐时现。夜色宁静。我们能听到急流的声音，那儿离我们有一英里路。月下赏急流！我对因达尔说：“我们去河边吧。”因达尔欣然同意。
在领地开阔平坦的土地上，新的建筑物显得很渺小，而大地却无比广阔。领地只是森林中微不足道的一片空地，衬托出丛林和大河之广袤——好像整个世界就只剩下这丛林和大河。月光扭曲了距离感。乌云飘过时，就像是压在我们头上。
我问因达尔：“你对雷蒙德的话是怎么看的？”
“雷蒙德挺会讲故事。不过他说的不少情况是真的。他说的关于总统和那些思想的话肯定是真的。总统把这些思想都用了起来，以某种方式杂糅在一起。总统是伟大的非洲酋长，同时也是群众的一员。他一方面搞现代化，另一方面也是一个非洲人，一个要找回自己非洲灵魂的非洲人。他有保守的一面，也有革命的一面，他无所不包。他既回归传统，又勇于前进，要在二〇〇〇年之前把这个国家变成世界强国。我不知道他这样做是出于偶然，还是有高人指点。不过他这种杂七杂八一锅煮的方法还真奏效，因为他一直在变，不像有的家伙那样一条道走到黑。他是军人，却决定成为老式的酋长，宾馆女佣生的酋长。这些背景成就了他的一切，也被他发挥到极致。这个国家的每个人都知道他有个做宾馆女佣的母亲。”
我说：“朝拜母亲的村庄这事把我打动了。我原来在报纸上看到过，不过报纸上说这只是一次不公开的朝拜，所以我也就没有多想。”
“他在丛林里建起圣殿，纪念他的母亲，与此同时却在建设现代化的非洲。雷蒙德说他不会去建摩天大楼。也是，他确实没有建。但他耗费巨资建立了这个领地。”
“过去纳扎努丁在这里买过地皮。”
“他给卖了，没卖到几个钱。你是不是想说这个？这种事非洲常有。”
“不，纳扎努丁卖得不错。他在独立前最繁荣的时候把手上的地皮卖掉了。他在一个星期天的上午来到这里，他说：‘这只是丛林嘛。’于是就把地给卖了。”
“这种事以后还会发生。”
急流的声音更响了。我们已经把领地的建筑物甩到身后，开始往渔民的小屋走去。月光下，小屋一片死寂。渔村的狗瘦瘦的，毛色暗淡，身下有黑黑的影子，懒洋洋地从我们身前走开。在潋滟的波光衬托下，渔民的竹篙和渔网黑黝黝的。我们来到过去的观景处。这里现已修复，新筑了墙。四周只听得到河水冲过岩石的声音。一簇簇水葫芦从岩石上飞奔而过。月光下，水葫芦的花是白色的，根茎纠缠在一起，只能看到黑黑的轮廓。月光被挡住的时候，什么也看不到。整个世界只剩下翻滚的河水发出的古老声音。
我说：“我从来没有告诉过你我为什么到这里来。我并不只是要离开海岸，到这里来开店。纳扎努丁跟我们讲过他在这里曾经有过的好日子，这才是我来这里的原因。我以为我将会有自己的生活，我以为我到时候也会找到纳扎努丁发现的东西。接着我就困在这里了。要不是你来了，我还不知道我会怎样。要不是你来了，我永远不会知道这里正在发生的一切，就在我们鼻子底下。”
“这里的事和我们过去了解的不一样。对我们来说，这里非常诱人。非洲中间的欧洲，后殖民时期的非洲。但这里既不是欧洲也不是非洲。我可以告诉你，从里面看，情况会完全不同。”
“你是说人们没有信心？不相信自己所说所做的一切？”
“没人会这么简单。我们说信也信，说不信也不信。我们信，那是因为信了事情就会简单化，合理化。我们不信，是因为这些东西——”因达尔指了指渔村、丛林和月光下的河流。
过了一会儿，他说：“雷蒙德的状况有些乱。他必须继续装作自己是总统的导师和顾问，他不想知道自己其实已经快到奉命行事的地步了。事实上，为了回避接受命令，他干脆提前考虑命令。如果必须承认这个现实，他准会发疯。啊，他现在找到大差事了。不过他在走下坡路。总统已经把他调出首都。这位大人物现在要按自己的方式做事，不再需要雷蒙德。这情况人人都知道，雷蒙德还以为大家都蒙在鼓里。到了这把年纪还要面对这些事，真是可怕。”
因达尔的话并没有让我想到雷蒙德。我想的是耶苇特，听说了她丈夫的境遇，我觉得她离我突然近了许多。我脑子里浮现出晚上看到的她的样子，就像过电影一样，把我看到的一切重新组合，重新阐释。我把她的形象定格在那个让我心醉神迷的姿势：白皙的脚靠在一起，一条腿弓起，一条腿弯曲着平放在垫子上。我在脑海里重新勾画她的脸，她的微笑。然后我把整个画面放入琼·贝兹的歌曲营造的氛围，以及这歌曲在我心里勾起的种种情绪。然后添上周围的情景：月光、急流和这条非洲大河上漂浮的白色水葫芦。
<hr/><ol><li>[7]耶苇特的昵称。​</li></o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