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轴上的中国(第2/4 页)

深不可测，意味着不知道该怎么做。

从国家政策层面上看，前些年就开始强调“快”。最早的“快”诞生于“大跃进”的时候，但那个“快”不靠谱。真正的“快”来自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邓小平去日本访问的时候，我看过当时的介绍。

坐在“新干线”上，旁边的朋友向邓小平介绍“新干线”的时速，他就跟没有听到一样，自己想自己的事，突然开口说了一句：“就感觉到快，在催人跑。”所以这个“快”字，成了中国这三十年的一个最重要的基调。

前几年，新一代领导集体把“快”变成“又快又好”，“快”字仍然在前。又过几年，出现了“又好又快”，是胡锦涛总书记在“两会”期间跟江苏团聊天的时候提出来的，后来变成了文件，在当年年底的经济工作会议上被明确。“好”和“快”的顺序发生了改变。

现在的中国还是不能丢掉“快”，有一个重要的节点，就是GDP增长不能连续几年低于7%。如果低于7%，社会问题会显性化。

我一直是这样举例子的：中国是一辆自行车，骑着就稳，停下就倒，“骑”跟“停”的分界线就是7%。但是不要僵化地去理解：是不是6.8%就不行，那不至于；是不是7.2%就更好，那不一定。

与此同时，我们显然又在一个减速的过程中。减速不是目的，而是为了提升另外一些效益。如果仅仅减速，其他效益没上来，这是严重失误；如果速度适当下降，环境保护、经济转型等方面有了大幅提升，这是对的。

我仔细研究过十七大报告，关键字是“民”，前半本是民生，后半本是民主。报告用两个章节探讨民主的问题，尤其在党建部分，有很多很棒的说法。

比如，在党章修改里面，“上级任命”这四个字没有了。请各位去思考，取消“上级任命”这四个字意味着什么？党建部分有这样一句话：将来我们的领导干部是由党委推荐和群众推荐相结合，实行“票决制”。什么意思？这都是未来有关民主的某种粗框架模式的确立。

在十七大报告里，民主改革有了明确的时间表，叫“公民的有序参与”，先党内后党外，写得清清楚楚。我认为媒体在传播十七大报告的过程中是失职的，只强调了民生，几乎没强调民主。有关民主的报道也忽略了实现路径。

报告前半部分有两大主题。一大主题是强调一定要继续改革，因为在十七大召开之前，有一种以“保护弱势群体”为借口的反改革力量在升腾。另外一大主题也非常重要—统筹兼顾—在报告里列了十条，翻译成白话就是“走平衡木”。

什么叫“走平衡木”？快了不行，慢了也不行；牺牲公平不行，牺牲效率也不行；不发展不行，发展太快不保护环境也不行；光讲究效率不照顾民生也不行，光考虑国内不考虑国际也不行……这十条强调的就是寻找中间路线，把握平衡。

回头看过去五年，这一届领导班子的工作重点不就是“平衡”吗？也正因如此，各方面的人都感到有些“不过瘾”。在环保人士看来，依然有很多保护不力的地方，不过瘾；在一些地方政府看来，为了环保对我们限制太多，也不过瘾。

这就是这一届领导人的宿命。历史发展到了一个找平衡的阶段，“统筹兼顾”的结果一定是各方都得到了一点，但也都不太满意。

“统筹兼顾”还意味着什么？意味着转折。意味着我们由前三十年的物化目标，向后三十年的非物化目标转折。改革开放初期，深圳蛇口一句著名广告词，“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在今天已经不符合时代要求了，应该改成“效率就是金钱，公平就是生命”。

中国的一个显性的转变，就是要从追求效率向公平的方向转变，但此时的中国，仍是天平两端放着效率和公平，偏废哪边都不行。改革的难题全在于此。

我们现在不得不牺牲一部分的效率，因为公平的诉求太强烈了；可是彻底满足公平、牺牲效率，显然又做不到。

比如高铁，时速原本是按照350公里设计的，降到300公里，就意味着效率和效益的牺牲。但是能不降吗？不能。“7·23”动车事故使得全社会对生命、对公平的诉求，达到了最高值，不牺牲效率过不去。

动车降速，作为一个标志性事件，留在了2011年。在我看来它更像是中国前行过程中的一则寓言，是改革这趟列车发生了事故，促使我们思考。它的背后就是公平与效率的问题。而安全保障了，速度也可以再升回来。总之，要平衡。

再比如前些年，《劳动法》开始实施的时候，遇到了来自方方面面的阻力。为什么？因为劳动者权益得到相当大幅度的提升的同时，社会要付出效率大幅降低的代价。过去，在劳动密集型产业占主导的情况下，中国和外国拼，一直拼的是劳动者超低的工资，和超高的工作时长—这是我们最大的优势。

我在日本横滨的港口，一个货运公司负责人指着密密麻麻的汽车告诉我：“日本无法跟中国竞争。员工周末必须休息，所有的车都运不出去，只能停在这儿。”这句话深深地提醒了我，中国人的竞争优势变得非常具体。

欧洲很多国家，周末想买个东西都很难，商店不开门，要吃饭得去唐人街。在美国纽约也一样，采访到晚上9点还没吃饭，麦当劳都打烊了，怎么办？去唐人街。唐人街完全是另一个世界，灯火通明，从餐饮到足浴到按摩，什么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