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爱读的书

经常有人向我提出这样的问题：“你最爱读什么？”

对爱好世界文学的人来说，这是一个相当难以回答的问题。我读过好几万本书，其中读过两三遍的为数也不少。当中还有几本是一读再读的。原则上，我反对把文学、流派或作者剔除于自己的藏书，跟自己相关的圈子或兴趣的范围之外。但，这个问题还是正确的，而且可以回答到某种程度。有的人什么都喜欢吃，从黑面包到脊肉，从胡萝卜到鳟鱼，没有一样会拒绝。但是，他还是会有三四样特别喜欢的东西；有的人一想到音乐，就会马上想起巴赫、韩德尔、葛鲁克，但他也不会放弃舒伯特或史特拉汶斯基。因而只要深入去看，在任何文学中，我都会遇到较亲切、较喜好的领域、时代与节奏。譬如在希腊人中，荷马比悲剧作家对我更亲切，希罗多德比塔西佗对我更有亲切感，老实说，我本来就不十分适合带有悲壮韵味的作家，他们多多少少都会给我一种重荷感。根本上，我不喜欢他们，对他们的敬意也是相当勉强的，尽管他们是但丁、赫伯尔143、席勒或许特芬·格奥尔格144。

我一生中最常造访，也可能是认识最深的文学领域，便是1750年和1850年间的德国，其中心与顶峰是歌德，此一文学领域在今日看来似已遥远无比，甚至变成了传说。不过，我只要在这范围内，幻灭便跟感伤一样，离我远远的。即使想旅游到最古老的世界或最遥远的世界，我也总会回到这领域，回到诗人、书简作者和传记作家那里。他们都是善良的人文主义者，都有乡土和民族的芳香，尤其那些风土、民族与语言都是我极其熟稔的，从幼年时代就漂浮着故乡风味的书本，当然更会直接跟我闲聊。读这些书的时候，无论多微妙的韵味，多迂回的暗示，多幽渺的共鸣，我都能品味到“了解”的特殊快乐。离开这些书，回归到译本，或那些缺乏有机的、真正的、从根萌发的语言与音乐的书本时，我总觉得有点勉强与痛苦。总而言之，使我能真正体会到这种幸福的自然是西南德语、阿莱曼方言和许华本方言。只要举出莫里克145或赫伯尔146就绰绰有余了。不过，从年轻的歌德到施蒂弗特，《海因利希·许提林的青年时代》到英摩曼147和德洛丝特·修尔斯霍夫148这段幸福的时代里，几乎所有的德国和瑞士的诗人，在语言上都绽放出异彩。然而，这些可爱的书，在今日大多只存在于少数的公私图书馆中，这可说是我们这个浅薄时代最叫人难过与憎恨的征候之一。

但是，热血、土地和母语，在文学上并不能说是一切。在这之上还有人类。在最疏远的地方，我们也经常可能意外而高兴地发现故乡、嗜爱那看来隐密难以亲近的东西，并进一步去亲近它、了解它。就我而言，在我的前半生中，这件事已先由印度精神，后由中国精神予以证验。说到印度，至少，我已经有预先安排好的道路。也就是说，我的父母和祖父母都曾住过印度，学过印度语言，多少也吸取了一些印度精神。然而，那令人惊叹的中国文学以及中国本色的人性观和人类精神，对我来说，不只是可爱的珍贵事物，还远超过这一点，变成了我精神上的避难所和第二故乡。关于这一点，我三十岁以前是无法了解的。三十岁以后，我却完成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在这以前，我只读过吕克特（Ruekert）翻译的《诗经》，现在我却透过李希特·威尔黑姆的译本，认知了我生活上不可或缺的东西——贤者与善人的中国道家理想。我不懂中国话，不曾到过中国，却幸运地越过了2500年，在中国古代文学中找到自己预感的化身、精神上的氛围与故乡。而这一些，我以前充其量只能从自己的出生地与母语中获得。中国的大家与贤者，如伟大的庄子、列子和孟子，都是悲壮作家的反对者，他们非常朴素、平民化、日常化，而且坦荡荡毫不矫饰，喜欢自发地过着隐逸自适的生活。他们体验得来的自我表现法，经常给我们带来惊喜。老子伟大的对手孔子，是礼治家、道德学者、法律家、道义的守护者，同时也是古代贤者当中唯一具有些许仪式风貌的人物。但是，在某个机会里，他仍然被形容为“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者欤！”这句话已显示了在其他文学中无可比拟的泰然自若、幽默与朴质。我经常想起这句话以及其他诸多语辞，尤其在我观察世界问题，倾听那些在这几年或几十年中意欲控制世界并使之完美的人物发表言论的时候——他们已经像伟人孔子那样行动了，但他们行为的背后却没有“知其不可”的自觉。

日本人也是我所不能忘怀的，虽然日本人无法像中国人那样使我热衷，给我精神食粮——说到日本，我们只知道她跟德国一样，是好战的国家。几世纪以来，日本已经像禅那样雄壮，富于机智，又极端精神化，同时也毫不迟疑地，甚至刚健地过着实际生活。现在依然如此。禅跟佛教国家印度和中国都有关系，在日本才开绽出美丽的花朵。禅可说是一国国民所创造出来的珍宝之一，也是跟佛陀、老子相类的智慧与实践。隔了相当时期之后，日本的抒情诗也非常令我着迷，日本人将诗极度简短化的努力更叫我佩服——读了日本抒情诗，便不能立刻去读现代的德国抒情诗，因为我们的诗看来似已胀得圆滚滚，而且节奏缓慢，日本人竟然想出了17字诗（即俳句）这样令人赞叹的东西。他们很了解：艺术并非舒缓才会变好，而是要紧凑才会变好。有一次，一个日本诗人写了两行诗：埋在雪中的森林里，有两三根梅枝开了花。他把这首诗念给路上的人听。路上的人说：“只要一根梅枝就够了。”作者认为对方说得很有道理，这时他才发觉自己已远离了真正的单纯，于是听从友人的劝告，把诗改正过来。他的诗，现在我仍然牢牢地记在脑海里。

在我们这个小小的国家（瑞士）里，由于今日书籍的生产过剩，往往成了笑柄。如果我还年轻有精力，我一定放弃一切去编辑并出版书籍。我们不能把持续精神生活的这项工作拖延到战后重建的时候，也不可以把它当作不顾良心的一时性热门工作。那些匆忙赶制出来的新书，对世界文学的危害绝不下于战争及伴随战争而来的后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