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02章 平房的落日(第2/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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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捕的另一个理由是我们在东北（满洲）报刊上发表的文学作品。他们已经翻译出来，作为证据。”

“我从十六七岁开始进行创作活动。二十一岁被捕时巳写了四十多篇短篇和两篇长篇，并正在报上连载。”

“被捕的人大多是左翼作家和游击队员，其他还有满铁的左翼刊物《满洲评论》的编辑和建国大学的教授。被关进‘松花塾’的人，下场都没有定。从写在‘松花塾’墙上的血书看，估计他们几乎都是进行绝食而饿死或被毒死的。包括我在内，一部分人被遣送至长春，得以活了下来。还有的人被送往731部队，没有一个人生还。”

“我得以生还的原因，听说，对当时的日军来说，共产党作家很稀罕，是为了进行观察。”

“我被捕后，被他们用竹剑乱打。我还遭受了拳打脚踢等暴行。‘12.31事件’前被捕的人，受到灌凉水、电刑等拷问。结果，有两个人在某种程度上做了自供。半年之后，我们被捕了。”

“我虽受了拷问，但我说：‘我是一个个人，写了些基于共产主义精神的作品，是利用文学这个手段宣传共产主义，同共产党没有关系。’一直坚持到最后，我都这么说。”

“被捕的人去处多种多样，除‘松花塾’以外，还有日本领事馆、宪兵队本部等，市内设有许多监狱。哈尔滨宪兵队、哈尔滨市警察局特高科和特务机关之间都保持着密切的联系。”

“我被送进了长春监狱，后来和狱中相识的一位妇女结了婚。她也从事抗日运动，被捕之后受到了同样的拷打。后来查明我（和共产党）没有关系才释放出来。”

“被捕时和释放时都是用灯火管制用的布蒙起眼来，并用汽车在市内转来转去，所以无法判明监狱的位置。”

“把我们出卖给日军当局的两个人，叫大内隆雄和藤田菱花。这两个人把我的作品翻译之后，作为我的罪状证据。大内原来是个左翼作家，叛变之后来到‘满洲’。据我所知，藤田是个特务，也是满洲的土匪。伙伴们并不知道他是日本人——汉语讲得十分流畅，毛笔字也写得特别好，而且，很喜欢中国的古诗和唐诗。他还吸鸦片。谁也不知道他是日本人。日本占领东北以后，藤田作为作家出现在长春。”

关沫南先生以低沉的语调淡淡地这样说道。从他那稳重的风貌完全看不出他是一位经受过残酷镇压风暴的人，但是，支撑纤弱身体的毫不动摇的姿态，却令人感到他有一种经历过长期抗日斗争锻炼而养成的坚强意志。

关沫南先生的话将要结束时，汽车驶进了市内。天巳经漆黑了，许多自行车行驶在没有路灯的街道上，自行车也是无照明的。在中国的任何一个城市里，自行车都特别多，这是一个特征。道路像是专为自行车修建的，汽车得让着自行车行驶。不过，汽车和自行车相撞的事故也比较多，我们访华期间多次目睹了这种事故。

突然汽车急剎车，有许多人聚集在黑暗中，车灯灯光中升起了蒙蒙的尘埃，情况显得有些异常。车灯照在前方，一匹马流着血倒在地上，人也倒下了，这又是一次交通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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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说是汽车和马车发生冲撞，我们唯恐是前边的汽车发生了事故。

不一会儿，汽车绕过马匹，离开了事故现场。晚上六点半左右，比预定的时间稍晚了一些，汽车驶进了此后五天下榻的宿舍——“和平邨宾馆”院内。七点开始举行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黑龙江省分会副秘书长张积智主办的欢迎宴会。

作者注

关沫尚：1919年11月14日生于吉林省永吉县小兰屯。从上初中起受鲁迅和高尔基的影响，立志从事文学事业。1937年由于家境贫困，高中退学到邮局工作。后来参加了哈尔滨马克斯主义文学研究小组，从事左翼文艺活动。在《新青年》和《小说人》等刊物上发表了40余篇小说和散文等。

1941年在哈尔滨报纸上发表连载《沙地之秋》、《落零时节》时被捕，连载中断。在监狱中被监禁三年以后释放，加入长春的东北人民解放同盟，任杂志《新群》总编辑、东北作家联盟执行委员。1946年1月起任哈尔滨中苏友好协会文学科科长、《北方文学》杂志总编辑等职。30余年来，主要执笔创作小说和文学评论，也写过不少剧本和散文。

（摘抄自《中国文学家辞典》）

不战的圣地

9月18日清晨，我们一行“进入了平房”。这是我们访华旅行最重要的一站。中国作家协会的张浪先生和中流先生以及哈尔滨市地方史学会的佟振宇先生陪同我们访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