沟通　世界不是非黑即白(第3/5 页)

我问编导：这条新闻是5月1日之前发生的，而我们做节目是5月5日，这两个日期之间的关系是什么？

编导显然没想过，只说“这几天持续关注”。

我继续提醒他：5月1日公示结束，按道理讲，他们应该过了节就上班，不是5月4日，就是5月5日，那么他们今天上班没有？—这是第一个问题。

编导回答：没上班。

我说：所以啊，这就是今天的新闻！他们为什么没上班？

其实这个问题在原文案中也提出来了，但是位置安排在第一个短片结束之后。我将它提到开场：“我们得到消息，五名高薪公务员在应该上班的日子却没上班，出什么意外了吗？压力太大？”然后马上连线采访组织部部长，把这个问题抛给他。那么对方会给予解释：“公示虽然结束了，但是还要呈报上级，另外我们双方的合同没签，还有一些细节待协商。”接着我会问：“有出问题的可能吗？会不会有人不签？”再进入第一个短片。

看似很简单的一个调整，但是马上，“新闻”突显出来了。这就是一个“讲故事”的模式，而不是按着老套路去平铺直叙。掌握这种模式，也是长期训练的结果。

新闻人和受众之间的关系，很大程度上是由你的故事精彩与否决定的。你慢条斯理地去讲，观众没兴趣，可听可不听。再说你以为观众不能从其他渠道获知这条资讯吗？但当你找出“当下”最新的新闻性，马上就有了悬念—对啊，这几个哥们儿怎么没上班？这才是新闻人提供的价值。

逻辑：站在受众的角度思考

要讲好新闻故事，第一个准则，就是站在受众的角度去思考，而不是反过来，站在自己的角度。但在我们的新闻队伍当中，恰好绝大多数的人都是后者。那怎么可能把故事讲得好听呢？

我的幸运在于，原来在《东方之子》工作的时候，还没有手机、网络、微信，也看不到什么流行的段子，都是别人给我讲一件事，我再转化成自己的语言讲给大家。从那时起就培育了一种潜意识，知道怎么讲故事别人才爱听。

过去我们设计广播或电视的节目结构，都是假定受众从第一分钟开始听或看，一直到最后一分钟节目结束，由此完完整整地来考虑它的起承转合：怎么开头，怎么推进，怎么高潮，怎么收尾。

但国外的传媒调查显示：听众和观众会在任何时间进入、任何时间离开。这就对我们过去那套“线性逻辑”产生了挑战—中途进入看不出眉目，立刻就换台了。所以现在，“平行逻辑”正在快速成长，要让任何时候进来的受众都可被抓住。

我小时候，一放学就跑到电线杆子底下，听袁阔成、单田芳的评书，一听就是半小时，聚精会神。现在，你给我讲半小时故事试试？你能让多少人从头听到尾？更何况，还是连续一百天，每天半小时。很难。

现在的人们生活节奏加快，对故事的心态和审美不一样了。同样是半小时，过去你可以慢条斯理地讲一个长故事，现在却可能要把长故事分解成好几个完整的短故事，再组合在一起。比如《舌尖上的中国》，你任何时候打开电视，都能跟着它的故事走。

受众的需求发生了变化，讲故事的人必须适应这种变化。

细节：直指人心的力量

一个好故事，从内容层面上看，有了人和人性、悬念和逻辑，还有很重要的一项—细节。新闻人应该养成这样一种习惯：无论做什么样的选题，首先考虑人物，其次寻找细节。

我们常说，一篇文章写得“有血有肉”，细节就是文章的“血肉”。好的细节，会在聆听者产生倦怠的时候，将他再次带入故事。被细节牵引着的人，聆听的状态都是不一样的。

比如，大家平时一听到“主旋律”这三个字就头疼，话题太大！如果把大话题转化成故事、再引入一些细节呢？

无锡有两大家族：荣氏和钱氏。荣氏家族出了荣毅仁这样的国家副主席，钱氏家族出了钱穆这样的大学者。钱穆有个侄子，1931年考上了清华大学，语文、历史都是第一名一双百。他的名字叫钱伟长。

钱伟长进了清华以后，陈寅恪希望他学历史，闻一多和朱自清希望他学文学。可是入学第二天，就爆发了“九一八”事变，钱伟长夜不能寐，觉得学历史、学文学都无法拯救民族命运。他左思右想，跟同学探讨交流，只有学造坦克、强大自己的实力，国家的前途才能慢慢变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