似水流年(第1/3 页)

<h3>一</h3>

一场大病后，在卧床疗养的第一个繁花之季，没有人知道，至少病人自己不知道，一个九十岁高龄的人能否撑得过去。我的朋友诺曼和努拉·斯通力劝我先不要考虑我的科学研究工作，纯粹放松一下，玩玩字谜或纸牌。

玩字谜是不可能的事，所谓玩字谜就是从晚报最后一页上一堆纷乱的音节中找出一个亚洲城镇的名字或者一部西班牙小说的书名（这是我最小的曾孙女最拿手的绝活），可对我来说远比摆弄动物组织艰巨得多。不过纸牌倒是可以考虑的，要是玩这种游戏的人看重它的补脑功能，就尤其值得考虑了。人要是回忆昔日往事，过去的事件和感情一一来过，悠闲自在地重现一番，这不也是一种补脑游戏吗？

据报道，亚瑟·弗里曼曾说过，写回忆录的人都是想象力过于贫乏、写不了小说的人；他们的记忆力也差，写的回忆录也不真实。自我表达日渐衰退，我也就随波逐流了。我和之前的老人一样，发现时间上离得越近的事越记不清楚，令人苦恼，而隧道尽头反而有色彩和亮光。我能明确地说出一九四四年或一九四五年每个月都发生了什么事，但我要是选择一九七七年或二○一二年，哪个季节发生了什么事就成了一团浆糊。一位杰出的科学家批评过我最近的一篇论文，我却记不起他的名字。一些同样很杰出的科学家为我辩护，说到了他的别名，我也记不得了。我不能随口说出是哪一年雷克雅未克自然爱好者协会胚胎学分部选我为通信会员，也说不出到底是哪一年美国科学院授予我该院最高奖的荣誉。（不过我记得这两项荣誉给我带来的巨大欢乐。）所以一个通过高倍望远镜观察的人是看不到他迷人果园上方秋高气爽的卷云的，但是一定能看到金星上一个潮湿的山谷里密集的气团，如同我一个不幸的同事——已故的亚历山大·伊万琴科教授两次观察到的那样。

毫无疑问，过去一个世纪那些单调、乏味，还带着奇特忧郁色彩的照相术留给我们“无数如星云般模糊的相片”，那些不记得那个世纪的人一看，就会产生极不真实的感觉。但事实是，我儿时的那辈人在现今一代人看来似乎比十九世纪还遥远。他们仍然固守着十九世纪的拘谨与偏见，固守着传统，如同藤条紧紧缠绕着一棵死树。他们围着大桌子吃饭，坐在硬木椅子上，座位依据个人的地位排列，固定不变。服饰也很繁琐，每一处都留有一些没用的过时点缀（一个城里人穿晨服时得往三十个扣眼里系进去三十颗纽扣，还要打上三个领结，检查十五个衣袋里都有什么东西）。

他们写信时，称呼根本不认识的陌生人也用“敬爱的先生”一类的话——只要用的词语有点意义就行。信的开头用一个理论上什么时候都可以用的套话，对一个人含含糊糊地表达白痴般的忠心，而这个人的存在对写信人来说压根就是无所谓的事情。他们颇为艺术地赋予集体一些他们不愿意赏给个人的品质与权利。他们痴迷于经济学，如同他们的祖先痴迷于宗教一样。他们肤浅，粗心，短视。和其他时代的人相比，他们更容易忽视杰出人才，所以才让我们有了发现大师杰作的荣幸（比如理查德·辛纳屈在世时一直是一个默默无闻的“护林人”，要么在一株特柳赖德松树下做梦，要么对着圣·伊莎贝尔森林里的松鼠吟诵他那惊世骇俗的诗篇。然而那时人人都知道的是另一位也有东方血统的二流作家辛纳屈）。

基本的异常反应现象致使他们所谓的招魂巫师以最愚蠢的形式搞一些超验推测，让所谓的常识耸起宽肩膀，以示同样愚蠢的无知。我们的时间计数对他们来说会是“电话”号码。他们用各种方法玩弄电，却一点不懂电到底是什么东西——难怪有人偶然揭示了电的真实性质便引起一片惊奇（那个时候我已经成年了，现在还清晰记得安德鲁斯老教授在校园里伤心地哭泣，周围一群人惊得目瞪口呆）。

我少年时代经常遇到可笑的习俗和繁文缛节，但那时我的童年世界依然是英勇顽皮的小世界。它用一点点干涩的幽默抵制着当时的逆境，也总是镇静地奔赴遥远的战场，好压下希特勒或墨索里尼的野蛮行径。只要我放开手脚，许多事情就会变得光明，变得仁慈，变得绝妙，变得可爱，让记忆充满激情的美好事情会在昔日岁月中找到。可悲的是，如今已无从知晓一个仍然强健的老人一旦卷起袖子会做出怎样影响时代的事。不过这也就足够了。历史不是我的研究范围，所以我还是说自个的事情为好，别去侵犯别人的合法领地，免得被警告：“每一个哨兵应该守住自己阵脚”——就像萨斯卡切万诺夫先生被当今小说中最迷人的角色所警告的那样（我的曾孙女可以证实这一点，她当今小说读的比我多）。

<h3>二</h3>

我出生在巴黎。小小年纪时母亲就去世了，所以我现在对她的记忆只能是模糊的碎片，好像总是热泪涟涟，面容上没有多少印象。我父亲教音乐，同时也是一个作曲家（我至今珍藏着一个节目单，那上面他的名字就排在一位伟大的俄国人旁边）。父亲看着我读完了大学，后来在南美战争的时候因患一种无名的血液病去世了。